【大紀元3月20日訊】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歷時10多年，造孽深遠，是共產黨邪靈暴政的肆虐期。其間被逼瘋、神經失常者，人數之多，悲慘之狀，令人心痛﹗有些禁不住折磨而早逝 ，有些仍在人間，繼續遭受著痛苦的煎熬，更讓人悲愴﹗我的同事中，就有許多人慘遭此種迫害，回憶這些，我都情不自禁地流淚，本是純樸、善良、弱勢的順民，不但沒能得到國家的保護，反倒成了無辜的犧牲品。在此略提幾個人，作為共產黨邪靈暴政的見證，對於共產黨邪靈的種種暴行正像李洪志先生所說「我忍，我容，神都不容﹗」
郭知教先生是上世紀50年代西北大學畢業生，分配來中國科學院後，一直從事區域水文的工作。他性情憨厚靦腆，甘肅鄉音常被人模仿。在共產黨「三忠於」，「四無限」 的造神運動中，人人都要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老郭為難了，他唱的老是秦腔調，跳「忠」字舞總是那麼不協調，有人開玩笑說，唱不對跳不好，可是個立場問題， 感情問題﹗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老郭知道，如果被人認為對毛主席沒有革命感情，紅衛兵將是如何對待﹗他害怕，他著急，就勤學苦練。走路，上班都在琢磨，哼唱，思緒越陷越深，結果精神失常，成了自作詞曲的「音樂家」。歌詞都是歌功頌德的標語口號，曲譜是東一句西一句的胡編亂湊。還要親自交黨支部審查，讓研究室主任組織合唱隊演唱，否則就纏著不放。文化大革命後，「忠」字歌舞早已成為過去，可郭知教仍然熱衷於歌頌共產黨毛主席的歌曲「創作」。幾十年在家不能正常生活，在單位不能正常工作，還要連累家人和同事，這完全是共產邪靈迫害的惡果﹗
王文英是山東姑娘，在共產邪靈的禍害下，一心革命，不談愛情。30多歲還沒結婚。因為總嫌男士「資產階級情調」太嚴重，而她找的是「革命伴侶」。文革後期，有人費盡心機給她介紹了一位解放軍戰士，總算遇上了知音。誰知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當兵的在離京期間，給她寫了封帶有思念感情的信，王很生氣地給他回了一信，指責說「毛主席都去世了，你還有心思談情說愛，階級感情跑哪去了，就此，斷絕了關係。此後，文革一直獨身，精神也越來越不正常。
姚念臣是1965年內蒙古大學畢業的蒙古族青年，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恐怖活動中，輿論宣傳，大小會動員，全是「坦白交待」，「檢舉揭發」的恫嚇，真可謂草木皆兵，人人為勁敵。小姚沒有經受過這種恐怖氣氛，沒有見識過如此「殘酷鬥爭」的場面，心情越來越沉重，精神越來越壓抑，再加上那陣子正傳內蒙古人民黨，對抗中央，分裂紅軍的「驚險故事」，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的消息不斷傳來。小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裝了進去。見人就說「我不是內人黨」，「我不是內人黨」，好端端一個正直青年，活生生地被嚇成 了神經病。文革後，「內人黨」之事早已真相大白，烏蘭夫也得到了崇高評價，可姚念臣仍然不時地向人唸叨「我不是內人黨」，真是讓人心酸。
陣建華是江蘇小伙，20來歲，活潑可愛，是單位新招來的繪圖員。他打一手好乒乓球， 也喜歡和別人比賽。可誰也沒想到，在「清理階級隊伍」的紅潮暴戾中，也成了共產黨國家恐怖主義的犧牲品。他在「早祝晚頌」，「向黨交心」的莊嚴時刻，總是指著窗戶叫嚷「進來人了，有人進來了」。大家都知道，四層樓的窗戶，大白天怎麼能有人進來呢﹖可他卻說個不停，只能被送回老家「休養」。此後，再也沒有聽到過小陳的消息， 更不曾見到他可愛的身影。可憐一個熱血青年被共產邪靈的暴政恐怖葬送﹗
劉學義是貧苦農民的兒子，大連人，大學畢業後分配來中科院搞工業經濟學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當仁不讓地當上了革命造反派的紅衛兵，幹了不少揪斗，抄家之事。他還特別「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全心全意向雷鋒學習，任勞任怨，克勤克儉，一心一意為入黨創造條件。按其表現，早已該是模範黨員了。可組織上說他愛表現自己，為入黨而入黨，所以一直沒有如願。文革一來，他就大造走資派的反，真有些像阿Q參加革命黨那樣，如疾如狂。手不離紅寶書，口不離毛主席語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付統帥身體健康」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不少人私下都說他「缺根筋」，怕惹麻煩，躲他遠遠的。
但造反派內部卻有人戳他眉頭，說劉學義，你光掃人家的「四舊」，你自身的「四舊」也應該革掉呀﹗現在都向雷鋒學，學習毛主席著作，你卻要「學義」，是要哥們義氣，還是仁義禮智信呵﹖這個綱一上，他可就傻眼了，責怪自己覺悟如此不高，革命如此不徹底，對舊勢力如此麻木不仁，連宋彬彬毛主席都給她改成宋要武了，同研究室的屠建國，怕屠姓和建國連在一起，有反革命嫌疑，也已改名這屠彬，可是自己還在「學義」，真是太反動了。再不覺悟，不要說入黨，連紅衛兵，造反派恐怕都當不成了。因此他戰戰兢兢，心事重重，真是老革命遇上了新問題。沉默好一段時間之後，突然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說是劉學義革命造反改名字，造「學義」的反，改名為「劉向九」是心向中共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意思。而且見人就說「我改名字啦，我叫劉向九啦﹗」眾人見狀都暗稱其為「二百五」，「現在要開『九大』，你叫劉向九，以後還要開十大，十一大，你再怎麼辦﹖」這不是形而上學，機會主義嘛﹗可他滿腔熱情，向黨表決心，向「九大」獻禮﹗
共產黨就要這樣的形而上學，機會主義，就愛這痞子，讓他在「九大」前火線入了共產黨。入黨後，劉向九作為邪靈附體的一員，神經越發不正常。1970年他的未婚妻特意到五七幹校找他完婚，劉卻用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抵制資產階級作風，來個結婚不入洞房，把遠道而來的新娘子一個人扔在新房中，自已躲進他辦公的庫房裡呆了一夜，1972年大批人馬從五七幹校撤回北京後，大家都在積極從事科研任務，他卻在機關門口的草坪上開出約10平米的農地，繼續五七幹校的勞作。可他疏於管理，野草叢生，別人問他，一個五七戰士怎麼把地 種成這樣﹖他理直氣壯地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後來，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中共「九大」也成了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再後來，鄧小平掌權，否定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搞的批孔運動也宣告破產。「學義」改「向九」的使命已經完成，他又堅決地把「劉向九」改回了「劉學義」，還是那樣不厭其煩地見人就說「我已經改名字啦，我叫劉學義啦﹗」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風範。
共產黨實行一教統天下，用毛澤東思想給全國人民洗腦，還要把毛的一套冠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與其相對的則貼上「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反動的」等另類標籤，而且成為套話和黨八股，講話、寫文章必依此規矩。更可怕的是，誰若讀錯了，就是政治問題，命運將是很悲慘的。因此，每讀此類文章，大家都很緊張，可是越緊張越要出錯，我們小資源研究室的趙楚年就是這樣。本來她是不錯的廣播員，就因為每讀到此類關鍵詞語就卡殼，打背，結果被取消了資格。誰知卻莫名其妙地又犯了更嚴重的錯誤，那時，為了表示對毛主席的絕對服從，時興把毛主席的語錄稱為「最高指示」，大家都把有針對性的語錄抄寫下來，作為座右銘，語錄上面還要寫上「最高指示」，以警示自己和他人。趙楚年竟然認認真真地、十分慎重地寫了個「最低指示」立在了辦公桌上，你說她不是神經病嗎﹖﹗好長時間她還若無其事，直到工人階級宣傳隊派保衛處的人把「最低指示」取走，她才癱在座位上，幸虧她丈夫是當紅的革命委員會主任，才免遭劫難。
蔣兆安是當兵的出身，在四野跟隨林彪爭戰過。六十年代初，共產黨一些轉業軍人來中國科學院這座知識份子堆裡摻砂子，他就來到我們單位做後勤工作。自幼純樸老實的蔣兆安，早被共產黨洗腦，共產黨邪靈完全溶入了他的血液和細胞。黨叫想啥，他想啥，黨叫幹啥就幹啥﹗文化大革命中，儘管政治形勢變化頻繁，有些事他根本也想不明白，但是有「三忠於」，「四無限」的教規戒律，林彪又被指定為副統帥和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蔣兆安的邪性越來越硬。誰知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大家都拍手稱快，他卻一下子像換了人個。整個一個「六神無主」，掉了魂的樣子。沒過幾年，毛主席也病入膏肓，眼看就要去見馬克思了。
可是中國的事還沒有頭緒，也不知讓誰來主宰。老蔣聽人議論﹕開國元帥已所剩無幾，而且沒有一個挺得起來的。鄧小平本來可被託孤，卻自己表態「永不翻案」，國家總理華國鋒老實厚道，主席也信任，但生性愚鈍，難敵四人幫的權術和筆桿子。唯有四人幫躍躍慾試，批林批孔，批周批鄧，打這整那，不可一世，可是不得人心，四個人沒一個好東西，都不是省油的燈，誰當政也是個敗家子。這可愁壞了蔣兆安，「毛主席死了誰當家﹖」，連走路、吃飯都在自言自語地嘀咕，別人看來， 「蔣兆安杞人憂天，多管閒事」。蔣兆安卻是非常認真嚴肅，開始問別人﹕「毛主席死了誰當家﹖」後來自己嘟囔，再後來有人沒人，做事休息，總是這麼一句「毛主席死了誰當家﹖」，後來的再後來，甚麼事情也不會做了，連吃飯走路都成了問題，只剩下這麼一句「毛主席死了誰當家﹖」。再再後來，華國鋒接了班，四人幫被要倒，鄧小平徹底翻了案，又打倒了華國鋒，共產黨魁首換了好幾茬，蔣兆安還在唸叨「毛主席死了誰當家﹖」這真是對共產邪靈的血淚控訴﹗也是唸給中共的喪門經—共產邪教已是後繼無人，早該壽終正寢了﹗
李寶慶
2005年1月10日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