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5日訊】我於1956考入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1962年畢業後一直在中科院做水資源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校期間，校長一直是中共党文化的代表蔣南翔。
北京清華大學是1911年按照美國辦學模式創辦的一所綜合性大學。許多老師教授留學西洋，有高深的學術造詣，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使清華成爲承傳民族文化的熱土和橋梁。明顯標誌之一就是學校提倡道德、善良、自強、自律的學風，把易經中的“厚德載物，自強不息”作爲清華校訓教書育人。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材，從而蜚聲海內外。即使在動蕩的戰亂年代，清華人依然嚴守校訓。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把北方高校，包括清華遷至雲南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清華校長梅貽琦受命主持，仍然維繫著知識份子的氣度和高等學府的尊嚴，毫無趨炎附勢的頹喪。
舉個例子，有一年雲南省長（號稱雲南王）龍雲的孩子沒能考取聯大，龍雲親自找到梅校長，要求破格錄取。若按中共的党文化，“強龍壓不過地頭蛇”，是個絕對好的既獻媚又勒索的難得機會。梅先生則迥然不同，他熱情地邀龍雲吃了頓校餐，並請教務長潘光旦（後來的復旦大學校長）作陪，當著龍雲的面，讓潘安排個老師，利用晚上課餘時間去輔導龍公子，爭取明年考取。而且叮囑不要忘了收取龍府的家教費！成爲清華校訓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楷模佳話。
中共建政後，對民族文化的破壞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首先毀掉中華傳統中從整體全局進行協調認識事物天人合一的神傳文化，而強制推行實證科學的從具體局部割裂的認識事物方法把學科細化，從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開刀。搬來蘇共的模式進行院系調整，把一個理工同修，社會、藝術相容的綜合性的清華大學閹割成專事技術的工科大學。還要細分學系，專業和專門化。把師生的精力專注於狹窄的框框之中，面對工程部件和技術性數位，按照規範，手冊進行機械思維。而且各學局部，依賴集體配合和制約的所謂團隊精神，才能做出有價值的東西，極易深入党文化。或許這就是當今中共中央出現“大清華帝國”的要因之一。魁首胡錦濤就是我們水利系水工42班的六四屆畢業生。
院系調整之後，中共採取對學校師生附體的辦法，推行它的党文化，我進校時“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校訓早已蕩然無存。“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辦校宗旨，通過校黨委、系總支、年級黨支部、各班黨小團支部、以及專職的政治輔導員，滲透到學校肌體的各個方面。當年胡錦濤畢業後，就留在清華做了好幾年的政治輔導員。後借清華原黨委書記劉冰任甘肅省委書記之機，調去蘭州，任甘肅省團委書記。後來劉冰又向黨中央組織部長宋平推薦了胡錦濤，進而使胡錦濤成了繼胡耀幫、胡克實、胡啓立之後的第四胡團中央書記，並在党文化的塑造和韜晦之下最終成了中共隔代接班人和現今的邪教掌門人。
因爲知識份子作爲士大夫階層，對民族文化的承傳起著致關重要的作用，中共爲維護其專制統治，推行其党文化，最惡毒的一手就是改造和整肅知識份子。採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力恐怖手段，大搞批判鬥爭。從1951年的批判“教育救國”“行乞辦學”的武訓，到將胡風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團，以及我親身經歷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無不如此，而且範圍越搞越大。在清華的“反右”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個人，是清華副校長錢偉長、我們水利系的老教授黃萬里，和我們水動工12班的同學周如鵬。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叫“士可殺不可辱”，中共知道你害怕受辱而不怕殺頭，他越是批判你、羞辱你，給你挂上牌子遊街示衆。它不殺你，卻不再給你正當工作和生活權利，並把你打成另類的叫牛鬼蛇神，讓你成爲下等公民，當作敵人進行專政，還要株連九族，並以此殺一儆百。很多人執拗不過就屈服了，被改造了。結果中共邪靈附體，成爲阿諛奉承，按“假惡鬥”党文化的應聲蟲。一旦如此，就可以得到中共的重用，名、利雙收，平步青雲。而堅持民族文化精神，不服整肅，不接受党文化者，則永無出頭之日。
我所在的清化大學水利系，就有中國赫赫有名的黃萬里和張光斗兩位教授都是水利專家，但卻是迥然不同的兩類典型人物。我作爲他們的學生，50年代在校時，曾聽過他們的課，領略過他們的風采，並接受過他們各自的指導和推薦。62年畢業分配到中科院後，工作中仍然分別與他們有所交往，從而瞭解到他們在中共党文化中天壤之別的不同人格和處境。
黃、張兩位教授分別於是1911和1912年出生於上海和常州，年齡只相差1歲，上世紀30年代都留學美國，都學有所成回國報效。中共建政後都在清華水利系當教授並參加了我國重大水利工程的相關工作，卻走了不同的道路。
中共建政伊始，毛澤東就要戰天鬥地，重新安排河山，首先就盯上了中國的命脈大河——黃河。他要把“聖人出，黃河清”的民謠變成實際行動，從而鑄就他的“聖人”地位。1952年在百廢待興、國力很差的狀況下，就急不可待的請蘇共專家幫助搞黃河流域規劃，準備築壩修庫蓄積泥沙，使下游黃河水變清。好大喜功、無法無天的毛澤東做起了黃粱美夢，決心在十年內就要把黃河變清，並題寫“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手諭，置於鄭州黃河水利委員會的顯要處，以行鞭策，1954年根據毛澤東的旨意，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完成了《黃河流域綜合利用》，並討論實施，興師動衆，進行三門峽水庫的建設。
黃萬里教授博學多才，熟知天文地理，對於黃河流通量問題，他著力從宏觀的水文地貌學的研究，掌握水沙運行規律，根據黃河泥沙的産生和輸移運動的理論，尋求對策，選出了“黃河不可能變清，也不應人爲強制變清，否則就要闖禍，受到大自然的懲罰”的結論。這是一個天人合一的理念，大禹治水的思路。實際上是不接受中共“人定勝天”的蠱惑，堅定地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面，舉起了反對讓黃河變清水的旗幟，抑制了蘇聯專家制訂的黃河流域綜合治理規劃和三門峽工程的建設，孤軍作戰中蘇專家七天七夜。後來還在清華校刊上發表“花叢小語”進行評說。毛澤東氣急敗壞，把黃先生打成右派，此後一直處於被勞動改造的下等公民地位，20多年不讓他登臺講課。黃先生有科學理論在手，又有爲國爲民的忠，不計個人得失，不求榮華富貴，剛直不阿，直言正諫，充滿了民族文化的正氣。
張光鬥教授，是大壩專家，專事水工建築，只能從工程技術上認識問題。接受中共党文化“人定勝天”，“改造自然”的理念，相信通過改造自然獲得更多財富，促進國家建設，認同了中共邪靈“與天鬥，其樂無窮”的邪說，堅定地支援毛澤東邀請蘇聯專家幫助整治黃河，從而成爲中共的座上賓，予以嘉獎，委以重任，1955年成爲中科院院士，1956年加入中共，並出任三門峽工程的技術負責人。
三門峽水庫1960年建成，運行不久就驗證了黃萬里先生關於泥沙問題論斷的正確性和對水庫危害的預言，雖經1969年的兩度改造，仍招致渭河洪泛的危害，並威脅西安市的安全，而且仍在惡性發展，連張光鬥先生也不得不提出：“三門峽水庫應該立即停止蓄水發電”的哭喊，以期減輕渭河地區的泥沙淤積。但是黃萬里先生的政治地位、生活狀況、學術待遇並沒有得到多少改善，仍然是教授而已；三門峽工程造成的危害和經濟損失越來越大，作爲其技術負責人的張光鬥先生沒有承擔責任，反而文過飾非，說什麽“當年修三門峽水庫我是不贊成的，但是那個時候一邊倒，蘇聯專家說了算，我有什麽辦法。”儘管如此，張先生政治待遇越來越高，學術權威性越來越大，經濟收入自然越來越多，這就是黨中共邪靈給予的報酬，是党文化的結晶，只要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科學技術的成敗、學術水平的高低都是無所謂的。
張光鬥先生受了党文化的調教，在對待長江三峽大壩的興建上，更是積極主動，他知道那是毛澤東所要的“高峽出平湖”，是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的政績工程，也是向外國人誇耀示威的政治工程，誰參與都有榮譽，撈取好處，而且“人大”都批准了，即使出現再大的問題，也都是次要的，我也沒有任何風險!因爲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政治立場站對了，積極支援大壩興建，1994年又當上了中國工程院院士，並成爲三峽工程技術顧問兼監督的頭面人物，是中共最爲倚重的紅色專家。
黃萬里先生則不然，儘管40多年前的黃河三門峽工程證明了他業務水平的超群，但長江三峽工程的籌建並不讓他知情，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共加快了興建三峽高壩的步伐，才引起萬裏先生的警惕和關注。黃先生以爲中共和張光鬥教授有了三門峽水庫失敗的教訓，三峽大壩的興建就會引以爲鑑，充分論證，科學決策。所以黃先生仍然以科學理論上去研究探討，得到的結論是“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能修的，”老天的安排竟是這樣的無情，黃先生所否定的又是一個毛澤東搞點江山的暢想工程，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工程。對於中共來説，儘管花的是中國百姓的血汗錢，面對的是難以估量的國家資產和人民生命安全的代價，並不放在心上，需要的只是顯示政績，表面強大，所以一定要建。這是政治問題，大方向問題，千萬不能被攪黃了，否定了。怕的就是黃先生期待的民主決策，科學決策。三峽工程不能上馬，就沒有江澤民李鵬的“豐功偉績”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從中央到地方基層都是這樣。這也是中共黨文化的組成部分。無奈，中共邪靈只能採用黑箱操作，流氓手段壓制不同意見，蒙騙世人，最後禍國殃民。
黃萬裏先生在研究了長江三峽以上的水文地貌之後，認爲正處於造床過程之中，其基岩以砂頁岩爲主，造床物質是卵礫石，不是懸移質泥沙。若河床建壩，原本年年被推移出夔門的礫卵石一粒也排不出。可能十年內就堵塞重慶港，並向上游逐漸延伸，致使水位擡高即淹沒農田，又擡高洪水位，造成防洪困難，“高山出平湖”的代價是沈重的，國家和百姓是難以承受的。爲此他一再上書給有關部門反映自己的觀點，僅在92、93年間黃教授80多歲高齡之際就給中共總書記投書三封，要求停止三峽大壩建設，公開進行論證，甚至要用法律手段上告監察部門追究江的責任，但江始終置之不理。這種尊重科學，為國為民為子孫後代，堅強不屈的精神，不阿諛奉承，不畏強權，堅持民族文化之文死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捨身取義等優秀品德盡在其身，堪稱中華知識人的楷模和中華民族文化之燦爛。
黃萬裏教授信守“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清華校訓，親筆遺囑依然是長江治理的方案，而且反映出神傳文化跡象，他對國家利益，人民死活，以在長江築壩樹碑立傳的譴責，義正嚴詞，代表民意天義，是一生只講真話，不講假話的聖人。
而大權在握的張教授，在聽到三峽工程總管向他彙報三峽防洪效益出現的問題時，毫無隱諱地說：“或許你知道三峽大壩的實際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稱的要低。清華大學曾做過調查研究，政協副主席錢正英看過報告後，曾就此質疑過長江水資源委員會，該委員會也承認清華大學的研究報告沒錯。但是我們實際操作中只能以降低蓄洪水位到135米來處理，（而不是147米），即使這樣做會影響三峽水庫的防洪效益也得如此。但你要記住我們永遠絕對不能讓大衆知道這一點。”張教授所言所行完全是中共邪靈的愚民政策和謊言欺騙的黨文化，既不尊重科學，又不顧及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的代價。
從黃張二位教授在中共建政後的對比可看出，黃萬里先生堅守著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石，身體力行，光明磊落，物質上貧窮，層次高尚；而張光鬥代表的則是被党文化，改造了的老一代人，奉行的是對已自我洗腦絕對服從的文化，把人異化成機器的文化；對中國是歌功頌德的是馬屁文化；對百姓是封閉文化，謊言欺騙文化，總之，是反科學，反自然，反人類的反動文化。誰輕誰重，誰正誰邪 ，不言自明。張教授被中共党文化洗腦，早已把清華校訓抛大海，自以爲是地做著傷天害理之事，又不顧年老病重，還在“全國反邪教協會”中任職，幫著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如今已是臥床不起，被中國邪靈附體糟塌得也夠可憐的，爲清除中共党文化的毒害，請充許我再次呼喚清華校訓，結束我的發言。
厚德載物兮，自強不息。
200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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