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5日訊】來自大陸的華人到了一起愛談謀生賺錢，然而，前些時候我遇到一位長者，卻愛談政治。此公是60年代初政教系畢業生，談起話來陣陣左味，毛澤東思想、共產党經了他的妙口是閃閃發光，大有希望。我不禁起疑，他在毛共時代大概很吃香走紅，才這么起勁當中共的“義務政工人員”。

于是，我插了一句：“人的經歷不同，對共党、老毛的感受就會不一樣。老毛的禍國殃民，連共產党自己都有總結，毛時代的中國慘象你不會不知道吧？”

此公頓時作色道：“我可不是那种‘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軟’的人。我受的災難多了，准比你多！”

我心中暗笑，我又碰到一位過去受難多、擺老資格、不肯提過去的“高人”。于是，我用激將法問他：“你是不是往下想說，你都不提過去，我更沒資格提過去；你都愛共產党，我更得愛共產党？我可是寫過一篇文章專給‘不提過去’的人畫像。你說你受的災難多，你得說出來，讓大家見識見識，是騾子是馬得拉出來遛遛嗎。”

此公經這一激，放下“老成矜持”的架子，夾敘夾議著將他的遭遇傾吐出來。我也就此對此公有了一個輪廓了解，描繪出來。算是語言寫生，供各位一饗。

** 至今認為父親有罪

此公父親當年醫術精湛，由“國母”推荐給十九路軍，遂任高級醫務官員，由此上了“反革命賊船”。45-49年，其父又任上海警務官員，克盡職守，時以“國母”所贈金筆勵人自勵。49年后，其父隱瞞了歷史，憑著個人才能与助人精神當上了工會負責人。然而，58年被發現隱瞞了歷史，于是被肅成“歷史反革命”，并判10年徒刑。

此公表示，他父親歷史上是共產党的敵人，犯了罪，罪有應得，應當判刑。他過去是這樣表態，現在也是這樣認識。“我們父子情深，但不能因私廢公。”他一口咬定，既然共產党得了天下（暫且不論共產党是如何得到的天下），共產党就是合法的，那么國民党的官員當然有罪。“成者王侯，敗者寇賊。”

** 至今以不追究其父死因為榮

此公父親入獄服刑后，他每次探監都鼓勵父親好好接受改造，在大學則定期向組織匯報思想。作為校報編輯，認真揭發檢舉父親罪行，擁護政府挖出隱藏歷史反革命的行動，一時成了學校“親不親，階級分”的活典型。到現在，此公覺得自己對党襟怀坦蕩，經得起考驗。惟有一絲遺憾——“思想上入了党，組織上沒入党。”

62年，其父從勞改農場來信，流露出輕生棄世念頭。他馬上回信：“党是寬大為怀的，只判十年，說明不是為了消滅你，是為了把你改造成新人，這是給了你第二次生命，要珍惜這次改造机會。將來刑滿釋放，祖國更加美好，你也可享天倫之樂……”不久，他接到父親因病死亡的通知。他表示：“我知道蹊蹺，但我不愿給組織添麻煩。至今，我也沒要求給父親申冤平反，也沒要求調查死因。”我感到他神情凝重，言語卻不著調，大約是因“忠孝不能兩全”的緣故吧。

** 愛党，為党不懈宣傳

“大飢荒”時，其外公和舅舅從海外給他母子寄食品，他都原封不動，拒收退回。后來，其外公見面責罵他母子。“母親默默無語地听著，我可忍不住了。”他向外公宣傳：“党和國家的困難是暫時的。看著別人受苦，我們吃你送的東西能心安理得嗎？我們要和党共渡難關！”到現在，他還是逢人就說災荒年是暫時困難，說死了几千万，那是造謠誣蔑。“誰看見了，拿出證据給我瞧瞧！”他這一將軍，還真讓我很為難，因為我那時不過是個穿開襠褲的孩子，真看見了也不懂。

** 党性強 有高人一籌的洞察力

此公上大學前在工厂當宣傳委員，上大學后是系里宣傳委員，受了多年党的教育，加上天資聰慧，往往洞察先机，讓革命家們相形見絀。62年，他感到“三自一包”的苗頭不對，于是貼出大字報，指出：“‘三自一包’是搞資本主義，党走錯了路，毛主席也無能為力。”那時代有如此“見識”，簡直是洞察力非凡，和毛主席想到一塊去了。學校對大字報很尷尬，于是對他組織了大批判。批判理由很是曖昧牽強——不提“三自一包”，只說：“党走錯了路，難道你要領導党走對路？毛主席無能為力，難道你要代替毛主席？”最后，他的檔案留下了挨批記錄。但是，領導大概也不甚理直气壯，沒有繼續升級批斗。以后找個机會，把他這個已留校任教的“燙手山芋”調离了學校。

** 曾以“外行”領導“內行” 革命過頭遭了殃

64年搞“四清”，此公被單位作為“燙手山芋”送到“四清”工作組。到了某縣，他雖是外行（非党員），但可以對大批內行（党員、干部）搞“四清”。這讓他倍覺受党重視，能把自己學到的滿腹革命經綸付諸實踐了。這是他一生最風光得意的階段。

文革初起，他回到原單位。因他政治嗅覺靈敏，想毛主席所想，感到單位領導壓制了運動，于是与領導爭吵辯駁起來。他放狂言：“我比你們會搞運動，我在‘四清’運動中管的党員干部多了。你們是挂羊頭賣狗肉！”這下他惹了大禍，單位領導怀恨在心，翻出他62年的反党言行以及他父親的問題，最后把他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勞改5年。

** 經過反思 更崇毛愛党

文革后，此公得到平反。但他嫌忌單位領導在政治上壓抑他，聰明才智也發揮不了，于是向上級打報告抱怨，并“含恨毅然”出國。上級單位認為百廢待興之時，把人才逼走，其單位領導難辭其咎，遂改組了其單位領導層。

此公于80年到北美，之后，經反思個人，認為自己缺點錯誤很多，于是給原單位領導寫信表示道歉；經反思毛主席和共党，他認為毛主席和共產党是有錯誤，文革是有錯誤，但都是為了把中國搞好。“如果讓毛主席再搞一次文革，效果會好很多。而且中國每隔一段時間需要搞一次。”

我不想和他就此話題打口舌官司，就順著他說：“那樣雖然你和很多人還會挨整，但是國家一定會越搞越好，越加繁榮昌盛。”

他嘎然止了發議論的興頭，覺得我是在惡意諷刺他。“你不生我的气吧？……我在香港見過我父親的老友，我見過方勵之、劉賓雁……他們都很生我的气。”

我正告他，若是二十年前，對他這种自己父親慘死、自己遭迫害，反認賊作父，為毛共唱贊歌的人，我可能怒從心中起，恨不能一頓“劈崩鑽炮橫”。然而，歲月挫磨，我自己都得了“愛共病”。如今已是沒肝火了，這樣的人我見多了，見怪不怪吧！

通過給此公寫生，各位可知共產洗腦邪毒已深入一些人的骨髓深處，成了痼疾。如何治療這种受党迫害還愛党的痼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鄧拓當年的“狗血噴頭棒擊術”未必有效。對這類人，“心病還需心藥治”。除了社會政治活動家、歷史學家應當就此“愛共病”見仁見智，提出治病良方外，我也希望心理學家系統研究這种心理現象，提出有益科學見解。進一步，我想入非非希望腦生理、病理學家進行深入到分子水平的研究，找出有效治療這种“愛共”痼疾的方法。@(//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