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4日訊】前不久，北京一名計程車司機載客途中身亡，死因是疲勞駕駛，突發疾病。據統計，北京計程車司機平均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每月實際收入一千元至兩千元，低於全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而計程車司機最大一筆支出是交給公司的車份錢，兩千元至五千元不等。
吳師傅向新華社記者敍述了一天的工作經歷：上午十點開始出車，至午夜十二點二十分才回家休息，拉活時間約為十三個小時，車輛行駛累計三百多公里。十三個小時總收入三百零五元；主要支出兩百六十六元，其中一天的車份錢一百八十六元，行駛三百公里耗油近八十元，實際收入僅為三十九元。北京市現在營運的在冊計程車共六萬七千輛，像吳師傅一樣，眾多北京計程車司機的生存狀況令人擔憂。
兩年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尚勤撰文揭露北京計程車市場的黑幕，新任北京市長劉琪聞訊勃然大怒，下令嚴懲記者。兩年後，北京出租司機的境況每況愈下。新華社記者在題為《車份錢逼的哥成“拼命三郎”》的文章中指出，如果一位計程車司機嚴格按勞動法的規定工作時間，一般每月收入約六千四百五十元。而每月固定支出合計共七千元。如此算來，計程車司機每月還要虧損五百五十元。所以，司機們幾乎都處於無節假日、無上下班的超負荷工作狀態，且沒有任何的醫療和健康保險，堪稱新時代的“包身工”。
就在我讀到這則新聞的同一天，在《新京報》上我又讀到了另一則關於原北京市市交通局副局長、首都公路發展公司黨委書記兼董事長畢玉璽的腐敗網路的報導。北京市紀委在披露案情時稱：畢玉璽利用職務便利，通過介紹、推薦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後幫助多人在承建公路建設工程及相關配套專案上謀取利益。據傳，畢玉璽貪污受賄的錢財多達六千多萬，僅在其家中便搜出一千多萬現金。畢在被捕時辯稱，他根本沒有違法犯罪，這些錢只是朋友們送給他的“茶錢”。
近年來，中國已有超過一半省市區的交通部門的負責人落馬。畢玉璽任職的“首發”集團，是一家資產上百億的大型企業，“被認為是北京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而其實質乃是“政府公司化”的典型個案。有媒體計算：該公司負責修建的全長九十八公里的五環路，批復概算投資為一百三十六點四億元。而全長六十五公里的四環路，道路工程花了只有七十多個億。相差不足三十五公里，預算高出約六十六個億。畢玉璽貪污受賄的六千多萬，與這六十六億的“黑洞”相比，確實是九牛一毫，只能算是“茶錢”了。但是，六千多萬與“的哥的姐”們的收入相比，就堪稱天文數字了——以月收入兩千元左右計算，三萬名的哥一個月的收入加起來才相當於畢局長的這筆小小的“茶錢”。
把這兩則新聞放在一起對照，充分顯示出中共當局“三個代表”理論及“新三民主義”的虛偽、荒謬與可笑。中國殘存著社會主義中最壞的部分，如行業壟斷和“黃色工會”；同時也在大肆擴展最壞的資本主義，如“圈地運動”（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進行的強制拆遷）和對工人及農民工的瘋狂掠奪（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追討拖欠工資）。中國是全球貧富懸殊超度最大的社會，憲法中作為“統治階級”的工農大眾已經徹底淪為邊緣群體。這個政權只代表極少數人的利益——治理國家的“技術專家”、在權錢交易中暴富的權貴商人和為腐敗辯護的知識精英。畢玉璽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動輒上百億的國家資金，卻不必受到任何人和機構的監督與約束。而北京的“的哥的姐”們卻只能老老實實地接受具有壟斷權力的計程車公司的殘酷盤剝，因為能夠拿到運營牌照的公司老闆無不是擅長“化公為私”的高幹子弟。“的哥的姐”們想建立一個行業性的自治組織，代表全體司機與相關部門交涉，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這個設想在現政權之下根本不可能實施——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特色就是禁止成立真正意義上的工會，這恰恰也正是作為全球最大的加工工廠的中國，對西方資本家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六•四”屠殺之後十五年來，中國變化之快，超乎所有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想像。當許多知識份子成為這一有限的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得益者（儘管與官員和商人相比，他們所獲得的利益僅僅是“小頭”）之後，迅速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者、抗議者和大眾代言人的角色，轉變為官與商的幫忙與幫閒。有的人大肆鼓吹“仁政”、“和平崛起”，有的人重新祭起“新權威主義”的大旗，有的人企圖掀起新一輪的儒學熱和“讀經運動”，還有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名流也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官方的招安。在蔣彥永醫生站出來揭露薩斯真相和寫信為“六•四”正名的時候，大部分知識份子對此無動於衷——可以設想，假如有一百位著名學者和作家起來回應蔣醫生，那麼一黨專政的政體將面臨巨大的壓力和挑戰。讓人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喪失了一個具有道義力量的群體。
“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樂登（Michael A. Ledeen）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從共產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文章，認為中國社會已經是成熟的法西斯主義。他認為，中國所選擇的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臭名昭著的“第三條道路”的“公司國家”。“國家被專職政治家和腐敗的‘精英’主導，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這個制度並沒有特色，而是政治壓迫，犬儒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在我看來，樂登只是揭示了中國社會部分的真相，中國社會遠遠沒有“進化”到“成熟的法西斯主義”的階段，它僅僅具備了法西斯主義的雛形而已。普通中國民眾並沒有當年德國人和義大利人那樣為法西斯主義獻身的激情，中共政權也沒有那樣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樂登指出：“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義，中國政府利用民族主義去煽動它的大眾，而不是用共產主義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這固然是事實，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是“三心二意”的民族主義，許多時候它僅僅是受到長期壓抑的、沒有言論自由的民眾不得不選擇的一個“發洩口”而已。也就是說，這種民族主義通常只是用來掩飾自我的懦弱和卑瑣的“口頭上的愛國主義”，而非真正能夠付諸於實踐的、擴張型的愛國主義。比如網路上關於“打臺灣”的叫囂，無非是許多線民滿足“口腔欲”的話題而已，如果真要讓人們犧牲個人的財富乃至生命去打臺灣，恐怕沒有幾個人願意。另一方面，對於這種暗潮洶湧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共當局既想利用之，又害怕它失去控制，所以也陷入相當尷尬的處境之中。
在政治制度的極端僵化和腐敗的瘋狂蔓延的意義上，中國社會有點像前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但是，中共政權對異己力量的鎮壓和對支援西方式自由民主聲音的控制大大超過了“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力度。勃列日涅夫僅僅是將索爾仁尼琴等異議作家驅逐出境，而中共對天安門母親的持續的騷擾和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卻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自由化程度卻又遠遠高於“勃列日涅夫時代”，比如中國出現了私有經濟占到當地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溫州模式”。今天的中國社會也有點像七十年代的臺灣、韓國以及某些拉美、非洲軍政權國家，在侵犯人權的問題上，中共政權向來是不甘落後的。不久前，由國際特赦、人權監察、無國界記者等多個國際人權組織評選，選出了如今依然在位的全球十大獨裁者。在位十年的北韓金正日位列榜首，在位十三年的緬甸軍政府領袖丹瑞位居亞軍，而作為僅兩年的中國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胡錦濤則榮列探花之位。該報告指出：“胡錦濤上榜的部分原因是中國處決囚犯的數目，比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還多。國際特赦估計每年約二千五百人被處決，其他有指達一萬五千人。其次，中國內傳媒都由共產黨控制，約有三萬名‘互聯網員警’監控國民上網。”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承認，最近十多年來，中國公民也逐漸爭取到了某些個人生活中的自由，比如在結婚和離婚上有了更多的自由，比如部分地區的戶籍制度出現了鬆動，比如民間維權運動開始興起。當然，這些“縫隙”的出現，不是中共政權的“恩賜”，而是民眾權利和法治意識的覺醒，以及經濟對政治的強有力的侵蝕。
就在中共政權宣稱自己的人民生活得無比幸福的同時（每年的“中國新年聯歡晚會”就是對這種幸福的“過度闡釋”），據北京市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九月六日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每年至少有二十五萬人死於自殺，有兩百萬人自殺未遂。而在十五歲至三十四歲年齡段的青壯年中，自殺是首位的死因。二十五是一個驚人的數量，相當於每年消失一座中等規模城市人口，尤其是自殺竟然成為了青壯年死因首位，更是讓人驚心動魄。連官方學者也感歎說：“中國人自古有個說法，叫做‘寧做治世犬，不做亂世人’。身逢亂世，以自殺以求解脫，還有可理解的地方，但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少有的繁榮和平的年代，在這個並不存在多少波瀾的年代，以自殺的方式來做了斷，很難不被稱做消極。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尤其是這麼多的青壯年選擇用這樣消極的方式做自我了斷？”這恰恰說明大量的中國人對未來完全絕望，他們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對中共“偉大、光榮、正確”的統治的否定。
今天的中國社會，堪稱最壞的社會主義與最壞的資本主義的結合體。希望與恐懼同時存在，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和朝著更壞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存在。對於中國社會的現狀，存在著種種似乎截然對立的看法。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發現任何一個現成的概念和理論體系能夠全面地描述中國的現實：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已經相對固定的說法，都只能概括中國社會的部分的真相，就像盲人摸象只摸到了象的某一部分一樣。中國這個扭曲的“四不像”式的怪物，為中國乃至全球的一流的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作家們提供了考驗其智慧的場所。社會結構已經相對定型的西方，知識份子難有縱橫馳騁的空間。而在“日新月異”的中國，卻急需“貼身”的概念和理論體系來描述之、分析之。中國就好像是一名患上了最奇怪的疑難重症的病人，這種前所未有的病症對醫生來說乃是巨大的挑戰。我期盼著一位優秀的醫生的出現——即使他開不出藥到病除的藥方來，至少他應當對病症進行準確而細緻的描述。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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