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中共吃人的教育體制

曾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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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3日訊】引子

  2004年8月,在遼寧省遼陽市小祁鎮竇雙樹村,52歲的孫守軍留下一封遺書和僅有的52元錢,喝下大半袋殺蟲劑後死了,遺書上寫著:「兒子孫大明考上了大學,我感到無比的高興,但我再也拿不出五千多元錢供他讀大學了,我有愧於兒子,……我死後叫幾個人抬出去就行了,一切從簡……」孫守軍為兒子念完高中早已是油盡燈枯,家徒四壁,孫守軍靠白天黑夜在鐵路上卸火車皮掙20元錢供孫大朋讀書,因勞累過度患上多種疾病,為了能積點錢,他有時一天只啃兩個干饅頭……

  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慾嫁求學。今年高考,以454分考入南京工程學院自動化數控系,她三歲喪母,兩年前父親又被人謀害,俊秀的夏文娟求助於媒體,她哀求說:「家裏再沒有值錢的東西,實在湊不起學費,如果有單身男子資助我,只要他本分,我會考慮嫁給他……」

  2004年7月,19歲的劉朋波以636分的優異成績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但他的父親劉改成卻為湊不起9000元的學費而一籌莫展:為了兒子讀中學早已是傾家蕩產,更何況他家裏有高齡的老父和一個殘疾的哥哥,妻子也在一場大病後喪失勞動能力。劉改民在打工中砸斷一隻腳,沒有哪個組織或個人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父子倆商量後,決定一起撿破爛湊齊學費,父子倆不分白天黑夜地撿破爛,但是,兩個月下來,也只攢下1000元多元錢……

  今年元月17日,《中國青年報》以「3個壯勞力供不起一個大學生」為題,發表了青海省政協委員王絢提交的提案,並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作大會發言。王絢在提案中指出: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一個4口之家的西部農村貧困戶家庭,即使有3個身強體壯的勞動力,一年的純收入也供不起一個大學生。到外地就讀的大學生每年最少花費1萬元~1.5萬元,其家庭經濟狀況更是苦不堪言。

  現代教育,作為對經濟振興具有決定意義的強大槓桿,作為創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的源泉,居於特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國的教育已被現有的教育制度所局限,從小學到大學的各個階段,教書育人的本質已全面改變:教育資源被管理教育的權貴們佔為己有,教育陣地只剩下「吃人」二字。下面,筆者分別進行論述。

農民的義務教育體現在哪裏?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開口笑,書中自有顏如玉。」農民希望下一代多學文化,希望下一代出人頭地。然而,一代一代人的期盼,又一代一代地盼來失望。中國農民和工人一直在這種週期性的期盼中。

  歧視性的教學體制,是農村絕大多數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義務教育的第一個原因。——遙遠崎嶇的山路、低矮的危房、搖搖慾墜的課桌、喝生水、吃冷飯。這就是許多農村小學的現狀。學校沒有財政來源,民辦教師一年的工資是城鎮工辦教師一月的工資。在四川、甘肅、內蒙古、陝西、青海等地的貧窮農村地區,學校買一張紙、一盒粉筆都靠學校「自籌」,都是學校找學生家長亂收費才得以維持。然而,貧困落後的農民家庭常常三五十元都掏不出來,孩子不能繼續上學。據調查顯示,現階段農村學齡前孩子失學率已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在四川、湖北、河南、安徽、青海等人口密集的山村,學齡前兒童小學沒有讀完就綴學的孩子已達到50%,初級中學沒有讀完就綴學已達53%。八十年代,教師們對於升學率總結為:9——6——3,十個兒童只有九個上學,其中6個能讀完小學,但只有3人達到合格的畢業標準。到了九十年代,情況更糟,中小學生流失日趨嚴重,大多數窮困的農村達到了「4——3——2——1」之說,初一入學4人,初二剩3人,初三剩2人,報考高中的畢業生僅有1人了。沒有讀完義務教育的孩子,幾乎都是環境差、家庭窮。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民辦小學已成為地方財政遺忘的角落。就是有能力給付財政撥款的農村小學,各級官員也是雁過拔毛,能夠分配到農村小學的也就只有九牛一毛了。現有的體制沒有能力解決農村孩子真正的義務教育問題。許多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還沒來得極展示峰芒和才能,就被現有的教育體制淘汰了;所以,才有太多的童工過早地走進了田間地頭,走進了私營業主的工廠。

  對農民的身份歧視,是農民孩子不能正常受到教育的又一個原因。同樣的中國、同樣的中國人,卻被人為地分割為兩個世界、兩種人。城市市民的孩子享受著種種制度優惠,而農村農民的孩子卻受盡剝奪和歧視。農民子女在外地就讀,幾乎全部要被強迫收取「借讀費」。

  為了生存,農民到外地打工。外出打工農民的孩子,在就讀當地的學校時,幾乎都要憑戶口管制收取多出正常學生數百元、甚至過千元的「借讀費」;否則,被拒之學校門外。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如何如何採取措施,取消了農民工子女的借讀費,那只是「鳳毛麟角」。在這種歧視性收費教育中,很多農民工只有放棄,使自己的孩子不能繼續讀書。

  大多數的農村地區,農民的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除農民家庭貧窮的原因之外,最關鍵的原因是教育體制限制了農民孩子進行正常教育的機會,高喊「教育立國」的官僚體制與農村落後的基礎教育設施不成比例。

花樣百出的「選苗子」、辦「英特班」

  一面是農村窮困的孩子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另一方面,城鎮的重點中學大辦「重點班」、「英特班」來大肆招攬「苗子」,那些天文數字的「集資費」,是對學生家長兵不血刃的宰割,吃人的本質一步一步地暴露出來。

  城鎮初級中學「重點班」、「特長班」的悄然興起,始於二十世紀末到現在僅六七年時間。由於有利可圖,全國多數縣城以上的重點中學「開闢」的重點班、英特班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有些地區的初級中學,十個年級班就辦有半數的重點班、英特班。儘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准辦這些班,但是,地方的教育部門總是能打通各種關節大量繼續興辦。

  所謂的「重點班」,就是學生家長交納七千元到一萬元的「集資費」的資金後,學校組織「最好」的教師、營建「最好」的環境,招攬交了錢的孩子就讀;「英特班」也是如此,學生家長交納八千元到三萬元的「集資費」後,學校不僅製造最好的環境、組織最好的教師教學,而且聘請了外國人傳授英語口語。且不說這些重點班、英特班是否真能「揠苗助長」,教出「超長規」的學生出來;僅這些辦學的宗旨,已全面失去了義務教育的意義。既然有能力辦出這些重點班、特長班出來,為甚麼作為義務教育的學校不能普及這種教育模式?說穿了一句話,如今的教育不是以教學為目的,吸納學生家長的錢財才是目的。

  「『重點班』、『英特班』可以學更多的知識……」、「中考更有把握」。這是學校巧妙的誘導。這些誘導就像一只無形的魔爪,迫使那些經濟拮据的家庭交錢進「重點班」、「英特班」。他們不願意「錯失良機」,因為供不起孩子進重點班或英特班而「遺憾終生」。有錢有權的學生家長們,交上數千元、甚至兩三萬元的集資費不成問題;但是,多數普通工人、農民家庭、工薪家庭要在孩子正常的義務教育階段就「慷慨解囊」,各地的教育部門實際上是將刀劍架在他們的脖子上,逼著學生的家長拿錢來。

  然而,重點班也好,英特班也好,最後的結果令更多的家長大呼上當受騙:由於孩子的智力良莠不齊,一些智力差一些的孩子仍然不能如願以償地考上重點高中。

「封閉式」管理的本質

  荒蕪的農村成了教育部門遺忘的角落,城鎮地區的學校又成了權貴們打著教育的幌子攫取錢財的好地方,正是教書育人的「人類靈魂工程師」們及學校管理者,瞪著大眼窺視著學生家長口袋裡的錢財。

  在城鎮的小學和中學附近,以牟取暴利為目的的小商店、小餐館、小網吧、小書店鱗次櫛比,小商小販理所當然地是想在學生身上擦一些油水。教育部門的官員也早就瞄準了孩子們的消費市場,自然不會讓「肥水外流」,於是,各種形式不同的「封閉式」管理就應運而生了。學校裡辦起了食堂、餐館、商店、書店、旅館,學校的大門緊鎖著,從吃到住全部是一條龍「服務」。通過這種「封閉管理」,嚴格控制學生,只讓他們在學校裡面吃、住和購物。

  所謂的「封閉式」管理的學校裡,沒有競爭,沒有監督,學校宰你沒商量,不僅價格昂貴,而且普遍充斥假冒偽劣產品和短斤少兩。在大多數的中小學食堂裡,學生的伙食像豬食一樣差,鹽水白菜、鹽水蘿蔔,根本看不到一絲絲油。單純幼稚的學生處處挨宰,有的學生在學校裡讀幾年書,面黃肌瘦,身體素質普遍下降。

  在全國城鎮的大多數學校,幾乎無一例外地實行了「封閉式」管理,特別是住讀的學生,幾乎都只能在學生的食堂就餐,在學校的商店購物,家長們怨聲載道,學生們無可奈何,因為體制是這樣,全國都是這樣,吃人的教育處處顯露出猙獰的面目。

萬能的分數

  「分數第一」的觀念壓得中小學生喘不過氣來,「分數至上」是全體中小學辦學的理念。因為只有考上了高分,才不會被淘汰。現有的教育體制,給予學生求學「成才」的機會太少了。同時,只要考了高分,從教師到校長才會得獎金、升工資、評先進,名利雙收。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因為期中考試成績不理想,西寧市某中學5名女中學生吞服大量舒樂安定片後集體上山輕生,幸虧及時發現搶救生還。此事引起家長、社會的關注。因考試成績不佳而集體輕生,在近十年來頻頻發生。從這些事例不難看出,現在的中國教育體制不僅是吃人的體制,而且可以說是殺人的體制。

  中學生因為學習成績不理想而自殺,那麼大學生呢?近年來,高校裡學生因為成績不理想而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據瞭解,清華大學每個學期的半期考試和期末考試以後,主樓上都會有幾個學生「勇敢「地飛身躍下。

  考試成績居然比生命還要重要,這樣的考試比起封建時代的科舉制度來,有甚麼進步呢?「人」本身是最重要的,而分數是外在的。分數所能夠說明的,也許僅僅是一個學生的無足輕重的某個方面而已。這不僅是她們自身心理素質較差,更重要的是外部環境的壓力。一旦考試成績下降,老師、家長和親戚朋友鄰居對學生的看法立即發生了變化。

  責怪孩子是不對的,孩子是犧牲品,是我們的不正常的教育體制的犧牲品。人們在震驚之餘是否認識到,是我們的教育墮落到這樣的地步──教育不僅不能啟發人的心智、促進人自身的解放,反而成為殺人的工具。經濟至上、金錢至上的教育體制和學校教育中智育至上的傾向,極大地削弱了教育「樹人」、「育人」的教化作用,學生在人格、個性和知識、技能方面的殘缺、孱弱和片面畸型有增無減。

高中,難以跨進的門檻

  九年的「義務教育」結束後,工人、農民的孩子們想讀高中已是一種奢望,成為許多貧窮家庭孩子遙遠的夢。在許多貧困地區,讀高中難於上大學。首先,地方教育部門辦高中班「容納」有限,據統計,各地「容納」高中生不到應屆初中生的一半,也就是說,還有一半的初中生,即使都想讀高中,當今的高中學校也「容納」不下,是現有的教育體制將一半以上的學生排拆在高級中學的大門之外。在其他貧窮縣市,情況還要嚴重一些。四川省巴東縣今年的應屆初中生7093人,縣教育局下達到各所高中的招生總數為2250人,還有4800人沒有機會上高中。

  其次,想進高中,如果不是中考時分數出類拔萃者的話,就得交納「調節費」。教育部門有意地設置了分數檔。一分之差就是數百元,甚至是數千元費用,真可謂一分值千金。中考的分數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法碼,分數不高的,學校就要逼著家長在天平另一頭不斷地加銀子,教育部門有意將不出錢的計劃內指標縮小,將計劃外的指標擴大,以此在學生家長身上索取更多的錢財。各地雖然情況不同,但計劃外想進高中的學生,最低也得兩三千元以上,如果想進縣城以上的重點高中,最高達五萬元,最低也得一萬元人民幣。鄉鎮最差的高中學校也要二千多元的「調節費」。因此,「調節生」指標是所有高中學校的搖錢樹。

  一對工人或是農民夫妻省吃儉用的全部積蓄,在自己的孩子讀初中以前就耗費光了,根本不夠供養自己的一個孩子進入高中的大門,要想供孩子讀高中,幾乎都要找親朋好友借貸。

  即使正常的考取高中的學生,學生的家長也要被扒幾層皮才能供養孩子讀完高中。因為即使進了高中的門檻,也就像是進了「銷金窟」一般,學校裡,從官員到教師,對學生獅子大開口,各種五花八門的收費令人乍舌。昨天才交了校服費,今天又要交保險費,明天要交資料費。家長們上了教育部門的「賊船」,除了忍氣吞聲挨宰之外,別無選擇。學生的家長,被扒皮抽筋般地投入重金,才能使孩子讀完高中。

學習資料車載斗量

  大多數農民的孩子,讀不起中小學的原因,除交納不起昂貴的學費、集資費及生活費外,最主要的是進了學校的門檻,也買不起成捆成捆的學習資料,教書育人的學校,無處不散發令人噁心的銅臭味。

  工人、農民家庭的學生,多數讀到初中就被「淘汰」了,高中是個大門檻,孩子能夠進入高中就讀,孩子的家長已經被吃人的教育體系啃得只剩下骨頭了,能夠堅持到最後讀高中的,除了成績特別優異之外,幾乎都是家庭條件較寬裕者。

  因為分數是衡量辦學質量的唯一標準,所以,高壓式的學習方式是現階段高中以下教育體制的普遍現象。學生提高分數的唯一辦法,就是在教師的指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解疑難習題、鑽研教學資料。到了高中階段,學習資料每天都像雪片一樣落滿了學生的課桌。學生就像是抽足了勁的陀螺,每天神情緊張地埋頭在書本和學習資料中。

  製作、編印、銷售高中學習資料、高考資訊,是現階段書刊市場最為活躍、最見效益的行業。現在,很多出版社都改行印刷出版初高中學生的學習資料,各式各樣打著《重點高考資訊》、《黃岡密卷》、《黃岡正卷》、《高考天下通》、《金榜考典》等等,每一個內容的資料數十種,而製作成各種模式的作文就更「豐富」了。學生們根本不用自己動手寫,只要把各式各樣模式的作文書背下就能考到高分了。《作文辭海》、《金榜妙筆》、《滿分過關》、《模擬試卷》、《酷作文》、《優秀作文大全》、《語文重難點手冊》,可以車載斗量。這些學習資料,價格昂貴,是普通書籍價格的兩倍以上。印刷商、銷售商、學校和老師織成了一張大網,將學生和家長網在張開的網裡,三天兩頭地向學生兜售資料,學生永遠也買不完「重點」學習資料及複習資料。這種成本高昂、奢侈的學習費用,在發達的西方國家都很難存在。

  該買哪些學習資料,該應對哪些高考難題,學生不懂,家長更不懂,一切都在學校和老師的操作指揮下,而且大多是由學校直接「進貨」,老師直接「銷售」給學生。這一套資料還沒學完,另一套資料又送到了面前。在銷售資料方面,學校和老師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積極。昨天的資料是高考疑難解答,今天的資訊資料是高考猜題,學生也好,家長也好,哪能錯失良機?哪能不掏錢購買?

  筆者的小孩初中畢業時,留下了四大紙箱的學習書籍。高中畢業時,我在他的寢室裡裝回了五麻袋的各類印刷品資料。毫無例外,那些資料幾乎都是學校老師發給的學習資料及複習資料,都是出了錢的。而那裏面的有些資料還沒有開封。我當時就想,即使孩子們長上四雙眼睛,在三年的時間裏白天黑夜不睡覺,也不能保證有時間將那些資料瀏覽一遍!

  印刷商、銷售商、學校和老師形成的利益團體所瞄準的就是學生家長的口袋,而印刷商與銷售商也好,學校、老師也好,實際上都是一群吸血蟲,教書育人的道德觀已逐步喪失殆盡。學生的成績是否提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口袋鼓起來了。

「大學城」遍地開花

  高中教育體制如此,大學教育吃人的本質更加可怕。本世紀初悄然興起的、藉助於興辦教育而大量「開發」的「大學城」風起雲湧,舖天蓋地發展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建和在建的大學城已有50多個,有的大學已辦成「公園式」、「風暴式」的園藝區。高昂的學費和住宿費、生活費是無底洞。一大批品學兼優的學子將會被張著血盆大口的「吃教育」的人拒之門外。以辦學為幌子、實以盈利為目地的經營商就是一群吸血蟲,會將從農村、工廠來求學的孩子的家長搾乾吸盡。在新興的大學城裡,教育的軟環境的「改善」,就意味著教育體制的全面蛻化變質。

「名師授課」的伎倆

  毛澤東時代,知識份子是臭老九,鄧小平時代,知識份子到處發牢騷,到了江澤民時代,知識份子才得以「揚名立威」,名利雙收,特別是名師名教,大行其道,他們與教育部門默契地配合,張著血盆大口,都成了吃人不吐骨頭的魔鬼。

  高中教育成為一部份功利主義知識份子大發橫財的地方。他們過去也許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但是現在,很大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成了「害人者」。他們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大肆斂財,與一些高中學校的官員及教師沆瀣一氣,在學生身上打主意。

  在一些培養音樂、舞蹈家、繪畫、體育、建築設計等等「特長生」的高中,學校請來的專家、教授,每授一節課,每個學生不交納二百元以上的授課費,學校就不准進教室。一個省城的「專家」、「名教授」到縣城高中傳授45分鐘的課程,就是萬元的收入。學生到省一級專業教學部門授課和面試,各個關卡要交納一萬多元的「授課費」,才能「突出重圍」、「脫穎而出」,專業課才能「合格」。

  學校與專家教授相互配合的利益集團,都是打著教書育人的幌子行使騙術,大騙特騙學生家長的錢財。不管是真才實料的專家教授也好,還是魚目混珠的水貨專家教授也好,都能夠有用武之地,錢財滾滾地流進他們的口袋裡。在這個腐敗不堪的社會裏,他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幾乎都鍍上了銅臭味。要說教育體制是吃人的罪魁禍首的話,那些所謂的專家教授就是一群幫兇。

「定向生」指標的黑洞

  能考上大學,是中國工人、農民子女人生的跨越,是勞作了半輩子的工人、農民五彩繽紛美夢的延續,但是,又有多少學子能實現這些美夢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十萬元換取錄取通知書」的醜聞曝光後,社會一片嘩然。一些政客們拚命為這一事件遮羞,千方百計地掩飾這種黑暗的教育制度。然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學院又爆出猛料:河南省焦作市35名低分考生通過仲介機構用3.5萬元換回錄取通知書。湖北省教委的調查表明,此事系「個別學院領導」為了完成招生任務,私自與仲介人聯繫「拉生源」,「學院領導」將招生公章調出來,私自蓋章發放了35個「錄取通知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蘭州理工大學強迫內蒙古通遼市女生苗立新交納三萬元「點招費」的事件,將大學教育招生的黑幕暴露無遺。

  苗立新在2004年的高考中,考了547分的理想成績,比當地本科分數線高出54分。她當時填寫了蘭州理工大學,蘭州理工大學最低錄取分數線是550分,該大學有關人員指示她交3萬元錢才發錄取通知書。3分3萬,這對於苗立新當農民的父母來說,無疑於泰山壓頂,因為他們在供養苗立新讀高中時,早已是被擠干了的牙膏——被現有的教育體制擠壓的只剩下一個空殼。她們到哪裏去找3萬元給女兒交納所謂的「點招費」、「借讀費」或是「贊助費」呢?絕望的苗立新沒有選擇的餘地,她向學校要求退檔再報專科,但是,蘭州理工大學既不退檔,也不錄取,本科上不了,想上專科又不退檔,早已錯過了錄取時間,苗立新向有關媒體反映後,學校才被迫將其錄取。

  儘管北航、中南財經大學武漢分院、蘭州理工大的亂收費問題解決了,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現有的體制能夠全面解決大學錄取環節的黑暗與腐敗問題嗎?據行內人員反映,全國數百所大學裡,招生中的違規問題五花八門。他們不是通過定向生變像斂財,就是使用「機會指標」降分錄取,從各院校的校長到校務人員,從招辦公務員到勝不勝數的仲介機構及掮客,都將貪婪的目光盯著高校招生這一塊。

  事實上,是漏洞百出的制度給了權貴階層大做特做遊戲的機會。高校招生的每個環節都充滿了各式各樣骯髒的交易。弄定向招生的指標,在學校春季開學初制訂招生計劃時就開始做手腳了。根據規定,定向就業招生計劃要先與有人事調配權的定向就業單位簽署一個「定向就業意向性協議」,而這個冠冕堂皇的假協議,生源並不由該企業組織,得到一些好處和實惠就辦事的企業領導人只蓋個圖章而已,弄到計劃的學校負責人在公開計劃之前早已將指標瓜分了。除定向招生的指標外,讓權貴們有機可乘的還有「機動」指標、「少數民族預科生」指標、「高水準運動員」招生指標,「特長生」招生指標、「補錄生」招生指標。弄到其中的一個指標,權貴們就等於弄到了一大堆黃金白銀。他們會選擇高考分數較接近、家庭條件較富裕的學生家長下手,並做到「宰你沒商量」。那些學生家長不僅要心甘情願地將成捆成捆地鈔票送上來,「贊助」七八萬元甚至是十萬元,還要永遠地保持沉默。也就是「被吃」的人還要向「吃人」的人滿臉堆笑。

掛靠名校的民辦大學學費猛於虎

  也許有人會認為,高校正規錄取的學生的學費就沒有亂收費現象了,其實不然。大學裡除了學雜費受到有關部門制約和局部的監督之外,其他諸如捐助費、洗滌費、公寓用品費、補課費、平安保險費,不僅是隱蔽性收費,而且是霸王條款,是明著宰。

  民辦大學、民辦公助大學,是許多發達國家都採用的一種對公立大學不足的補救措施,從而緩解了一些學生不能上大學的矛盾。然而,中國的民辦大學、民辦公助大學並不是以教書育人為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目的。且不說這些大學院校辦學質量參差不齊,嚴重地誤人子弟;僅從他們辦學的方式方法來看,就是一場騙局。一方面,他們不另立招牌,而幾乎全部掛靠當地的名校,以此來招攬生源,全國現在近百所私立民辦大學,都成了公立名校的附屬大學的分校;另一方面,這些附屬大學收費獅子大開口,變著花樣找學生收費,將許多學生家長逼得走投無路。

一些窮困生不僅為昂貴的學費發愁,而且為一日三餐填飽肚子發愁,除此之外,學校裡還在平時變著花樣收費。一些貧困的工人、農民家庭就讀的學生,常常是拿不出更多的錢到食堂買菜買飯,「自開爐灶」煮白水麵條充飢。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面前,一些男生靠打工、靠當家庭教育來掙一點學費;一些女生靠當舞女、當三陪小姐、靠賣身來掙一點學費。他們的父母為了供養他們讀書,早已是油盡燈枯了。

  據《三秦都市報》報導,該報記者在西安市部份家庭瞭解到,由於教育體制普遍地亂收費成災,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的十六七年中,一個中等收入家庭花在一個孩子身上的教育費投入將近30萬元。記者通過調查得出這樣一組資料:即使就讀普遍中學,六年下來費用最少10萬元,就讀重點中學,家長不掏出十四五萬元,孩子就無法畢業。就讀普通高校,每年花在學費、資料費、生活費上的總共達2萬元,四年下來就是8萬元,如果考上年收費上萬元的大學,四年的各項費用就達12萬元以上。這對於年收入不足萬元的普通的工人、農民來說,即使不吃不喝,也難支撐孩子大學畢業。

  助學貸款似乎給了一些貧窮生繼續求學一線希望,然而,現在銀行部門對於缺少信譽度的公立大學分校(實際上就是掛羊頭買狗肉的私立院校)不給貸款,因為銀行業對這些私立學校還貸能力不夠信任,對他們擔保不夠放心,從而不願意提供貸款。與此同時,國家獎學金、省政府獎學金等多項獎勵給經濟困難且成績突出的大學生,也與私立學院無緣。最後,倒楣的只有窮困家庭出來的學生。

  社會有多黑,教育體制才有多黑,教育體制目前的現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全社會政治、文化的集中反映。有了吃人的社會,才有了吃人的教育。正如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所寫:「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孫守軍老漢悄悄地走了,他是為不能供養兒子讀大學而羞愧地死去。他的兒子現在已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支助而上了大學;遼寧省19歲的女孩夏夢雨以601分的成績敲開了中國醫科大學的大門後,為4900元的學費和其他生活費而愁眉不展,她和她父親利用上大學前的一個假期背完了6125桶水,已換到了第一學期的學費;四川成都19歲的青年張強,以608分的高分考上中山大學後,為了籌措學費,他在一家酒店裡打工爛掉了一雙腳,血水不時滲出,腳板還裂開了幾個小孔,一些地方組織和企業集團及社會上的好心人也慷慨解囊,從而圓了他的大學夢;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慾嫁求學的內幕曝光後,一些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送她進了大學校門。這些似乎都是胡溫對教育體制拔亂反正、正本清源的跡象。國家對貧困生的政策性幫助也已經啟動,然而,從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的二十多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太多太多,上一任留給胡溫的包袱太重太重,正所謂積重難返,現有的體制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

源自《黃花崗》十二期(//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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