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報導) 受理多宗异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案子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郭國汀等接連受到當局打壓和恐嚇，引起海內外人士和國際輿論的強烈關注，在律師界也引起一定的反響。大紀元記者辛菲近日采訪了現居西安的著名人權律師張鑒康先生。
*聲援高、郭律師及孫文廣教授
張鑒康律師表示，他完全讚同和支持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上書﹑辯護﹐郭國汀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辯護﹐以及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為法輪功學員給人大﹑政協上書的行為﹐他表示應該對他們的行為給予大大地肯定﹐他願意在他們的簽名網站上都簽上他的名字。
*願意繼續為法輪功學員辯護
張鑒康律師表示，法輪功學員應該有信仰的自由﹐他曾為當地的法輪功學員代理案件﹐他說﹐如果還有法輪功學員找他﹐他還願意繼續為法輪功學員辯護。他表示他本人雖然不煉法輪功﹐但週圍接觸過不少法輪功學員﹐覺得他們都是好人﹐煉功身心健康﹐挺好的。
張鑒康律師表示，法輪功到底是什麼﹐應該讓大家去做判斷﹐而不應該用所謂的某一個政治領袖﹐就那麼一點淺薄的學識﹐從他那麼一點自私狹隘的觀念出發﹐給法輪功下個定義﹐他無權那麼做﹐雖然他有政治權力﹐但在歷史的層面上﹐他是無權的﹐是小丑一個。
*中國律師界需要國際聲援和發揮整體力量
張鑒康律師指出﹐現在中國律師界整體上還是萎靡不振﹐絕大部份都沒有想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在中國律師職業環境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在共產黨的政治暴力﹑司法強權高壓下﹐中國律師的道德在潰敗。他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提供更多的幫助。
他認為﹐在中國的律師裡面﹐有象高智晟﹑郭國汀這樣的人物﹐能夠挺身而出﹐發出良心的呼喚﹐是很好的事情﹐可惜﹐還缺少橫向聯合的效應。如果中國律師這種良心的呼喚能夠走向共鳴﹑整體的力量﹐那就很好了。他希望通過法輪功學員﹐能夠形成這種合力﹐不管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還是對於世界人權國家來說﹐都是很有益的。
*人權事業艱難 但正義必勝
張鑒康律師表示，從事人權事業的人在中國現在很艱難﹐在法律界也是如此。他認為法制敗壞的最終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腐敗﹐法律臣服于政治之下﹐共產黨有一切資源。就法律領域來說﹐案子首先都很難立﹐共產黨會找各種理由不予立案。
張鑒康律師指出﹐共產黨做壞事時自己也是很恐懼的﹐他們一面在黑暗中製造黑暗﹐在罪惡中製造罪惡的時候﹐他們的手在發抖。張鑒康律師認為國際﹑國內的聲援非常重要﹐大家聲援的義舉對於本身就在發抖的施暴者打擊很大。共產黨不怕孤膽勇士﹐但如果一個人一旦遇事﹐別人能為之呼籲﹐共產黨就害怕。張鑒康律師認為正義必勝﹐要堅定這一點。
下面的訪談實錄緊接前文。
記者﹕您覺得中國律師界的希望在哪裡呢﹖
張鑒康律師﹕我看﹐什麼時候有希望呢﹖中國人確實很務實。如果他們看到這些人做這些事既有了名了﹐利益還沒有受到什麼損害﹐那跟進來的人就很多了。我是這樣判斷的。如果高智晟﹑郭國汀律師那樣做了﹐他們的處境哪怕是短期內﹐越來越惡化﹐經濟利益更少了﹐這時候﹐好多人不看你的名聲﹐他們不會跟進﹐甚至還會笑這些人真傻。我們生存中的這種大眾文化確實很可怕的。
記者﹕現在高智晟﹑郭國汀也受到恐嚇﹐您怎麼看呢﹖
張鑒康律師﹕我覺得共產黨這些恐嚇行為很符合他一貫的邏輯。如果恐嚇以後你還不聽﹐他可能不會赤裸裸地做一些事情﹐但是會找一個理由﹐他很注意的發現你的某些小的錯誤﹐並且把這些錯誤給你放大﹐比如說﹐你有個異性朋友﹐他可能會給你整出一個讓你說不清﹑道不明的桃色事件﹐過去有些人權人士被定罪為有流氓活動什麼的﹐就是共產黨為了醜化而編造的。這是共產黨一貫的邏輯。
如果恐嚇你聽了﹐他就認為得逞了﹐心想﹐看來你還怕我﹐你服從了我這種淫威了﹐看你還敢不敢再輕舉妄動。
如果不聽的話﹐就接著弄個小鞋﹐或者其它的莫須有的東西﹐把律師的名譽敗壞。這是極有可能的。通過律師協會﹑司法局﹑司法廳等給施加壓力﹐是常見的作法。
記者﹕中國律師的處境真是不容易。
張鑒康律師﹕確實不容易。我有一個朋友﹐去年給西安的一位人權人士趙長青先生辯護的時候﹐司法廳一個處級領導﹐把他叫去了﹐給他敲了警鐘﹐說你不能怎麼說﹐不能怎麼說﹐小心怎麼樣﹐怎麼樣。這個辯護人跟我關係比較好﹐他跟我都說了。
順便說一下﹐趙長青的案件也是說涉及國家機密﹐不公開審理。當時我們要去聽﹐都被擋在門外﹐不讓進去。你想﹐我還是個律師呢﹐我們的單位和他們還是對門﹐都不讓進。實際上有啥關係﹖他就是一個普通公民嘛﹐就是在網上發表了一些消息﹐發表了抨擊一黨專政的東西﹐就說他的案件涉及到國家機密﹐從而不公開審理﹐這樣似乎就逃開了國際媒體的追蹤﹐這是共產黨的一廂情願吧。
記者﹕中國的法制真是很敗壞啊。
張鑒康律師﹕是的﹐很敗壞。法制敗壞的最終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我覺得是政治敗壞﹑政治腐敗﹐政治腐敗導致了司法腐敗﹐因為法官啊﹑檢查官啊﹑公安干警啊﹐這都是共產黨的官僚系統中的分子﹐所以他政治腐敗﹐司法不得不腐敗﹐大氣候就是這樣嘛。
也可能在共產黨系統中﹐有些幹部可能是一心為民的﹐有些可能是道德高尚的﹐但是這些人﹐清官難做﹐不是激濁揚清啊﹐是污濁得把清流完全吞併了﹐完全都是妥協了﹐就象原來有位姓董的共產黨的清官﹐在一個鎮上反腐敗﹐每天就吃麵條﹐破除了一種送往迎來﹑收賄受賄的陋習﹐結果呢﹐好多人告他的狀﹐說他不稱職﹐不適合當領導。
記者﹕其實在共產黨系統中真正的好人是很難立足的﹐都得被迫同流合污﹐沾上劊子手的血。連趙紫陽這樣的最高領導人都身不由己﹐無法遏制共產黨的邪惡本性。
張鑒康律師﹕是的。在我自己的思想中﹐如果一個人不能正直﹑正義的挺立在大地上﹐我覺得這個人無論積累多少財富﹐他都是失敗的﹐這是我自己的想法。也許有的人覺得﹐我只要吃好﹑喝好﹐我哪怕趴在地上呢﹐他可能認為自己成功了。每個人對於成功和失敗的標準都不一樣。我給一個成功的人是這樣定義的﹕首先﹐必須有良知﹐還要有良心﹐我想這兩個做到了﹐就算是個成功的人。
記者﹕您覺得在中國有良知的律師多嗎﹖
張鑒康律師﹕可以說﹐寥若晨星。
記者﹕您覺得怎麼樣才能更好地支持這些少數的正義律師的正義的人權事業﹐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呢﹖
張鑒康律師﹕我現在特別渴盼的是讓這些律師能夠有一種成功感。當這些律師可能面臨職業困難﹐或者被吊銷執照時﹐我們國際社會能不能做得更多點﹐尤其是國際律師的人權組織﹐能不能給這些因為為法輪功﹑為少數族裔﹑為其他的人權事業做出犧牲的人﹐給以補償﹐這是最重要的。
就象我剛纔說的﹐中國人很務實﹐中國的律師界當然也務實﹐如果說這些人﹐他就是因為在網上發了篇文章﹐成名了﹐結果這個名給他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痛苦﹐飯碗丟掉了﹐什麼都丟掉了﹐而且連後方都不安全了﹐妻子孩子都埋怨他了﹐長達十年﹑幾十年都在埋怨他﹐那麼這樣對週圍的律師的影響就是﹕我不能這麼做﹐我如果這樣做﹐也會怎麼樣怎麼樣。我現在就感到國際社會不光是對律師﹐對於整個中國人權事業的一種幫助做得很不到位。
首先這些人得生存﹐其次生存要沒有什麼懮慮﹐對其他人還是一個鼓舞吧。我現在想急需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就比如說﹐我今天接受你的採訪﹐因為我早就名聲在外了﹐共產黨也都很清楚。他可能以後想怎麼對付我﹐現在好象還沒找出什麼輒來。那麼其他的人﹐完全一個新的律師﹐那可能壓力就很大﹐尤其是要見報的話﹐對於新人﹐壓力很大。
國際社會一定要想到﹐如果因為接受一個採訪而受到不公待遇﹐國際社會一定要呼籲﹐不僅要呼籲﹐而且如果嚴重的話﹐把飯碗都丟掉了的話﹐是不是應該為他們想想辦法。
記者﹕由於中共的網絡﹑新聞封鎖﹐國際﹑國內的互動目前還是不足。最近﹐我採訪了一位海外的律師﹐她是“全球公審江澤民律師團”的成員之一。她提到到目前為止，全球各地有29個國家的35位律師，加入了“全球公審江澤民律師團”﹐已經在14個國家，包括美、亞、歐、澳洲，提出了15個訴江案﹐對于江澤民和与他一起主謀實施非法鎮壓的22個中共官員，提出了47個以上的訴訟案。她提到這些訴訟案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最大的國際人權訴訟案，在國際上已成為非常受到矚目的國際人權大案。
她提到法輪功學員之所以在那么多國家提起訴訟，也是希望借由這個二戰后最大的人權訴訟案來喚起國際社會對于上億中國人，百分之七的中國人口，被剝奪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的正視，希望國際社會拿出具体行動制止中共這場迫害。這是國際法律界的一個很大的聯合行動。也許這是個契機﹐使得國際﹑國內律師界更好地互動。
我當時也跟那位律師提到﹕有的中國律師勇敢地站出來了﹐如何通過國際社會給予幫助﹐減輕國內律師的壓力﹐她當時就告訴我他們的網站和聯絡方式﹐並且歡迎中國的律師與他們聯繫。這也是一種渠道﹐加入國際洪流﹐可以獲得更大的幫助﹐取得更大的效果。
張鑒康律師﹕是的﹐是這樣的。對於國內來說﹐境遇不同﹐直接承受高壓﹐受到很大的威脅﹐要是國際﹑國內能夠互動就比較好﹐比如說﹐就這個問題﹐可以發表評論﹐說這是良行﹑這是善舉。我身邊的有些人在互聯網上發表一點東西﹐很快就被關起來了﹐象我剛纔提到的趙長青先生就是這樣的。
中共在非常危急的時候﹐可能不惜一切手段﹐包括用車撞﹑扭送等。我記得98年6月克林頓到西安來的時候﹐許多不明身份的人就把我這位普通的中國律師擠到大街上﹐後來硬是擠擠擠﹐把我擠到一輛小汽車上﹐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了。我質問他們﹐他們說﹐那不是我們干的﹐是人民群眾把你扭送來的。
當時7﹑8位海外記者要採訪我﹐我都上了美國ABC記者的車﹐結果被叫下來了。當時那一幕ABC的記者都已經攝像了﹐包括我被扭着胳膊硬塞到汽車裡面﹐他們都照到了。
磬竹難書﹐太多了。
記者﹕您從93年開始到現在也是走過了一個很艱難的歷程吧﹖
張鑒康律師﹕應該說﹐從90年給89年“六‧四”的學生辯護開始的﹐為兩位西北大學的學生領袖做辯護。如果追蹤我的思想﹐那就更早了﹐80年代初了。我現在翻我81年寫的日記﹐當時跟我的朋友談中國的政治形勢﹐如何發展﹐我們就提到﹐只有多黨制﹐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當時我在日記裡就寫了一句話﹕這個觀點絕對不能給任何第三者說﹐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自己告誡自己一下﹐如果當時那個東西被發現的話﹐肯定要被定反革命的。
記者﹕您現在基本上是想說什麼就敢於說什麼了﹐是嗎﹖
張鑒康律師﹕我現在覺得不說白不說﹐說了我感到挺幸福的。我感到我現在在說這話而且還沒有為說這話付出坐牢危險的時候﹐我覺得很幸福﹐此時此刻我感到很幸福。
記者﹕如果面臨坐牢的危險﹐您怕嗎﹖
張鑒康律師﹕我覺得如果因為我說這些話讓我坐牢的話﹐我的理據太充份了。共產黨可能對我恨得牙癢癢的﹐但一時之間還做不了什麼﹐可能他們覺得做了也是得不償失﹐政治上不划算。
記者﹕其實越是不怕的人﹐他越不敢怎麼樣。
張鑒康律師﹕是的﹐是的﹐是這樣的。
記者﹕就象您剛纔提到的新律師可能心理壓力更大﹐象您這樣的經歷過很多的可能就不怕了。
張鑒康律師﹕我關鍵是心理上已經習慣了。也可能他們找我問一下﹐但心理感覺很不一樣。他們問我時﹐我甚至還笑他們﹐我說﹕你從事這種行為﹐不要覺得很榮耀﹐要覺得很羞辱﹑恥辱。我跟他們說過這種話。
記者﹕其實就是已經克服了恐懼。共產黨就是靠高壓嚇唬人﹐如果人們克服了恐懼﹐也就不受制于他了。
張鑒康律師﹕是的。共產黨就是靠暴力嚇唬人﹐你要是服了﹐他就覺得奏效了。不過他的暴力不是隨時都可以用的。上次﹐那位公安局的干警求我﹕你最近不要到北京去﹐行不行﹖你到哪兒去能不能跟我說一聲啊﹖要不然﹐我做得不好我可能會下崗﹐他們這樣求我。我對他很同情﹐我說﹕不行﹐我不能做到﹐你只有繼續擔心着了。
記者﹕其實這些人也挺可憐的﹐都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
張鑒康律師﹕是的﹐很可憐﹑很可憐。用美國前總統羅斯福說的一句話﹕這些人﹐也是很輕易地就可以用一根香蕉萷瘦脊樑骨的。沒辦法啊。他的脊樑骨上承受的力量太多了﹐主要是政治的重量﹐其次就是生活的重量。
記者﹕確實是。正氣是橫向傳播的﹐對於一個個體來說﹐你越是不怕﹐堂堂正正的﹐越是沒事兒。
張鑒康律師﹕是的﹐對。對。你剛纔說這話﹐我就聯想起來﹐前幾年﹐大概7﹑8年以前﹐他們經常傳喚我﹐我跟他們說﹕你們呢傳喚我﹐給我個傳喚證﹐別老是拿電話﹐電話我拒絕﹐叫我去我不去﹐你要拿傳喚證來。
他們說﹕那影響多不好﹖
我說﹐別害怕﹐你拿傳喚證﹐穿上警服﹐到我們單位來﹐到我們律師事務所來。
他說﹕那政治影響不好。咱們兄弟﹐說這話﹖
他就是不願穿制服﹐也不願隨便用暴力﹐有時候暴力的後果可能不好﹐他就想用軟
的。
我跟他說﹕我要一個公民的合法待遇﹐你要傳喚我﹐你要給我發傳喚證。後來他就
給我開了傳喚證﹐過來了。
好多年以前就是這樣的。
記者﹕要是象您們這樣的律師多一點形勢就不一樣了。不過也跟整個政治氣候有關係。
張鑒康律師﹕是的﹐非常有關係。共產黨不怕孤膽勇士﹐你身邊有很多朋友﹐一旦遇事﹐別人能為你呼籲﹐他就害怕。象前幾年﹐我有個朋友﹐在“六‧四”期間﹐被剝奪自由﹐不知道被關到哪兒去了。當時我和好幾個朋友就去西安市公安局要人﹐說﹕幾天沒回來﹐已經超過法定傳喚時間了。公安局的人問我﹕你是他的律師嗎﹖接受委託了沒有﹖我說我是他的義務律師﹐他委託了﹐我沒收費。很快人就被放回來了。
公安局那邊那壓力很大﹐覺得就這麼個事件把人關起來了﹐結果底下這麼多人去要人﹐幾乎跟自請入獄差不多﹐這個壓力太大了。再加上﹐後面還有林牧先生為我們呼籲﹐當時西安做得特別好。
記者﹕您覺得大家的互相聲援非常有意義﹐是嗎﹖
張鑒康律師﹕非常重要﹗國際﹑國內的。我們可以把這種聲援看作是義舉﹑英勇的舉動嘛﹐這種舉動對於本身就在發抖的施暴者﹐打擊很大的。
記者﹕而且對於象您還有其他律師這樣的先行者﹐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喚醒更多的人﹐使正義傳播。
張鑒康律師﹕是的﹐我想說的是正義必勝﹐我們要堅定這一點。在一個民族來看﹐手上幾個億萬富翁沒什麼大不了﹐但是如果沒有一點良心的呼喚﹐就是最悲哀的﹐是最可怕的﹐整個這個世代就是空白﹐沒有任何意義了。
記者﹕非常感謝您接受大紀元的採訪。
張鑒康律師﹕也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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