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日訊】四 清 的 緣 起

一九五八年初，毛澤東主席自認為已做足了「農業合作化高潮」的輿論準備，當即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一時間，山搖地動，晝夜難分。一忽兒「大辦糧食」，一忽兒「大辦鋼鐵」，一忽兒「大放衛星」，一忽兒「大興食堂」。筆者當年「下放」在南嶺鬱鬱蔥蔥的群山之中，親歷「大躍進」的各式各樣曠世奇觀，竊以為最具號召力的社會主義事業，莫過於大興公共食堂。

「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中國的歷朝歷代，沒有哪一朝皇帝能讓全體百姓吃飽飯，而今，中國出了個比最好的皇帝還要風流百倍的毛大善人，興辦起千千萬萬公共食堂，三頓飯任吃，吃完抹抹嘴就走，不要付人民幣。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南方日報頭版頭條發出號召：「三餐大米飯，盡肚子吃飽」。這樣一來，男女老少，無不爭先恐後，死撐活撐。吃飽飯就唱頌歌：「公共食堂萬年春，米缸拿去做花盆」。

大吃了三個月，糧倉露底，公共食堂開不出飯來。陶鑄書記一聽大發雷霆，各地糧食生產大放衛星，畝產千斤、萬斤、數萬斤，怎麼就沒有糧食了？你們把糧食都弄哪裡去了？於是，中南五省「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立即開展一場「反瞞產」鬥爭。一級打一級，一層壓一層，最後把農民「當時叫人民公社社員，簡稱社員」剩下不多的口糧，也幾乎挖光了。

這場「反瞞產」鬥爭，不是中共中央的決策，但鬥爭面遍及全國農村所有人民公社，受害最深的是公社以下，生產大、小隊幹部和社員。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區，地委書記帶著公安處「局」長，到試點縣的試點公社，召開公社三級「即公社、大隊、小隊」幹部現場會，限時自報「瞞產」數額，自報不足「要求」的，即進行批評鬥爭，仍然堅持沒有瞞產的，即由公安局長宣佈扣押審查，帶上手銬，關進看守所。有的生產大隊幹部，實在報不出糧食，就一直被關押，短的數月，長的一年。最後，釀成全國性大饑荒，百姓餓死無數。據說安徽和山東是極重災區，兩省共餓死了一千萬人以上。陶鑄曾親自批示：從汕頭地區搜集了大量番薯渣，裝滿了十一個火車車皮，支援山東災民。可見，四季常青的廣東，也拿不出一粒糧食了。

日軍侵略中國，屠殺蹂躪轟炸近二十省，歷時八年，中國軍民奮起抗戰，犧牲了一千多萬人的生命。十五年後，卻因為吃了三個月飽飯，引起三年災荒，餓死三千多萬人。如此千古奇禍，豈是「三年自然災害」可以搪塞得過去的？當年中共全黨極為震驚，副主席劉少奇以下的許多中央大員，紛紛下鄉調查，對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語」，無不交口指責。彭德懷上「萬言書」，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朱德做了書面檢討，由中共中央做成「紅頭文件」，發至縣「團」級，劉少奇更義憤填膺，竟公然號召農民向黨中央抗爭。毛避開劉的鋒芒，並「讓位」於劉，自己「退居二線」，埋下後來滅劉殺機。

劉少奇絕非平庸之輩，在復興農業大計上，不無雄心壯志。在「正位」主持黨國大政之後，隨於一九六二年一、二月間，主持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工作會議「即所謂七千人大會」。這次「七千人大會」，黨政軍、農工商、財學外「交」，百業同爐一鍋燴，名義上依然打出「毛澤東思想」紅旗，實際上把一九五八年以來「三面紅旗」造成的狂熱、浮誇、浪費、共產風等等惡劣政策思想行為，及其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禍患，揭批得體無完膚。劉少奇更以國家元首、黨副主席的身份，號召全國黨政軍，必須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遵從集體領導，避免重蹈錯誤。同時將「反右傾運動」中被迫害的數十萬幹部和群眾包括在「反瞞產」鬥爭中受害的基層幹部，平反，恢復名譽，重新工作，全國一片頌揚之聲。

六個月後，即六二年九月底，在毛澤東主席指示下，黨中央舉行「八屆十中全會」。這是黨中央最高權力機關舉行的一次中央全會，毛澤東主席聲色俱厲地把「七千人大會」的糾左政策，全都翻了案，堅持「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全會還通過毛提出的在全國推行以階級鬥爭為主旨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決議案，決定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即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接著，又於六三年五月，毛在杭州舉行的一次工作會議上，主持並制定了指導「四清」運動的工作綱領，即所謂「前十條」。

劉少奇在推行毛制定的「前十條」，同時認為「前十條」是個極左文件，真要實施起來，必又禍國殃民，又有多少人頭落地。於是，又於六四年九月，即劉指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運動，並取得「桃園經驗」之後，在另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前十條」進行了重大修改，變成了「後十條」。劉之所以這樣做，無非是為了保護自己以及曾經「反左糾左」的廣大幹部。

劉的所謂「桃園經驗」和對「前十條」的修改，真正觸怒了毛。就在「後十條」向全黨頒行的同時，毛又召開另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廢除劉的「後十條」，制定了更左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所謂「二十三條」。至此，在國家政策上，毛劉兩派的對立、糾纏、鬥爭已延續了五年。一九六五年底，毛竟不擇手段發動「文化大革命」，最後攤牌，一舉置劉於死地。

所以說，四清運動的起因，是毛搞起了極左的「公社化」，而「文化大革命」，則是四清運動的延續。現在，回頭來看四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四清怎麼清

上面提過，所謂「四清」，就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那麼，怎麼清？我參加過歷時八個月的四清運動，所見所聞所思，請讓我一一道來。

在廣東，可以看出，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領導，是絕對強有力的，四清是當前階級鬥爭的頭等大事，抓起來更是絕對不含糊。陶鑄對全省四清運動，作了迅速而穩妥的部署，並指定省委書記趙紫陽和省委秘書長張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團團長、副團長，限期開赴試點。

由省直機關抽調千餘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團，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底開赴揭陽縣，並在縣城住了一個月，閉門學習和整頓。這樣的不尋常做法，我已有兩次經驗：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參加土改工作團，按陶鑄書記指示，人人要過「土改關」；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底參加「鋼鐵師」，按陶鑄指示，到粵北山區大煉鋼鐵。這次四清工作團的學習和整頓，一開始就強調「階級鬥爭」，人人必須過「社會主義關」，氣氛十分緊張。因個人歷史或思想作風犯錯，經批判仍然被認為過不了「關」的，不論黨員、團員或非黨團員幹部，一律清除出工作團，回原單位等待處理。最後宣佈紀律：一、必須與貧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團員一律不准吃肉、魚、蛋；二、一律不准送禮受禮、行賄受賄；三、一律不准談戀愛，嚴禁亂搞男女關係。違者，一律開除黨籍、公職，情節特別嚴重者，移送勞改或判刑。

入村後約三月，居然就發生了一件嚴重違紀事件。一個已婚的工作團分隊長(處級幹部)，被人揭發與一女隊員亂搞兩性關係。在內部批鬥會上，一位知道內情的人事科長出來揭發批判，他說：「你是個不可救藥的敗類。過去，你和你老婆兩地分居，多次提出照顧夫妻生活。這沒有錯，黨組織正是為了滿足你的獸慾，終於將你老婆調在一起。沒想到才三月未嘗魚腥竟然不顧黨紀國法，你還有黨性、人性嗎！？」當然，這位違紀者被宣佈開除，後事如何，不得而知。

根據多年參加運動的經驗，我必須弄清楚這次四清運動的鬥爭對象是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主席的教導，是絕對不能含糊的。過去的地、富、反、壞、右即後來文革時所謂的「黑五類」，都是鬥爭對象。現在搞四清運動，鬥爭對象就是「四不清」了。甚麼人有權在「工分、賬目、財物、倉庫」管理上搞「四不清」，那是不言自明的。

不過，有個問題我還沒有弄明白。有權搞四不清的，不外是公社以下生產大隊和小隊兩級基層不脫產幹部，為首的是黨支部書記，主要成員有大隊正副大隊長、民兵營長、婦女主任、會計、出納、保管、小隊長和記工員。這兩級基層幹部，都是土改或合作化湧現出來的貧農積極分子，絕大多數「入黨做官」，他們歷來都是「階級鬥爭」的倚靠力量，現在怎麼就變成鬥爭對象了？難道他們搞四不清，已經從量變到質變，像中央文件裡所說，變成了「國民黨」？

我想，「糧食統購統銷」逼賣餘糧，合作化逼著入社，「大躍進」逼著放高產衛星，公共食堂逼著砸爛家裡的鍋灶，「反瞞產」逼著把口糧挖光，基層幹部都首當其衝，與農民同樣受窮不說，上頭打壓，下頭頂牛，吃了不少苦頭。這次「四清」，來頭不小，聲勢浩大，過得這一關，難免不掉一層皮。

入村後一個月，我負責的工作片，包括生產隊長和記工員在內的十幾名基層幹部，他們的個人歷史、家庭情況、群眾關係，大致有了初步認識。然後，開始對其中一個有「四不清」嫌疑的生產隊長進行摸底並查帳。

我有農村工作的經歷，知道查帳是一限細緻而繁瑣的工作。首先，在生產隊裡物色兩名青年，人品要老實可靠，起碼有初小文化程度，在查帳過程中，還要不斷做思想工作，解除後顧之憂。最主要的「憂」，是如果扳不倒四不清幹部，工作隊走了，將會有沒完沒了的報復。因此，既要適當給予撐腰，又要掌握分寸，儘量避免出錯。而生產隊的賬目，淨是些流水賬，雞毛蒜皮一籮筐，青蔥大蒜一鍋燴，這裡漏記一筆，那裡又多掛一筆。特別是「工分」賬，二十來戶五六十個男女勞動力，不論農業副業，凡出勤的都要按不同工種不同等級記工分。在這種情況下，無法普查，只能重點查。歷時三個月，大致把那位陳隊長的四不清，搞出一個較為清楚的輪廓，為最後面對面鬥爭提供必要的條件。

陳隊長五十來歲，小眼睛，八字眉，識字不多，古怪不少。他以「三老」(老貧農、老黨員、老骨幹)自居，在不到一百口人的這個生產隊裡，握有人「口」、勞「力」、財「物」的管理、領導權。據一位社員告訴我：辦公共食堂那時候，隊裡一位生產組長(由陳隊長口頭任命)，因一點小事，頂撞了幾句，不聽陳隊長的笛，飯牌被摘除，餓了三天肚皮，還丟掉三天的工分。那組長又氣又恨，終於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饑寒交迫，病重而死。在鬥爭會前，我找陳隊長談話，曉以「四清」大義，陳以個人利害得失，爭取「坦白從寬」的主動權。

陳隊長也是個「身經百鬥」的老油條，不輕易放棄「防線」，說保證服從黨的領導，擁護黨中央發動的「四清運動」，反修防修，徹底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結合到自己的實際，工作多，能力有限，難免有些缺點，「自然災害」期間，也難免有「多吃多佔」的錯誤。我真有點佩服，一個半文盲的黨員生產隊長，居然養成了如此驚人的「黨八股」，上連「反修防修」，下連「多吃多佔」。意識形態的教條，積澱成為一種新八股，要想改變就極不容易了。

鬥爭會上，陳隊長依然不緊不慢地說教，又是「反修防修」，又是「多吃多佔」，末了，沒忘記請社員多提批評意見。沉默了一兩分鐘，我特意培養的一位青年社員，便站起來帶頭批評陳隊長，接著，許多社員相繼發言，揭露陳隊長一些缺點錯誤。批評最多的是，「災害」期間，陳隊長領大家下田耕作，他自己卻叫記工員，在田頭擺開茶具，煮滾水，泡工夫茶。一邊喝茶，一邊東拉西扯講三國。二十幾個勞動力，半畝水稻田，一上午插秧都沒插完。這樣幹，怎麼能有飯吃？大家插一天秧，陳隊長喝一天茶，同樣記十個工分，這不是貪污是甚麼？一位三十來歲的大齡青年，越說越氣，竟泣不成聲。最後，陳隊長一一認錯，表示願意接受黨的紀律處分，多吃多佔的，全部退賠。至此，陳隊長的「四不清」問題，就算解決了。

其實，像陳隊長這樣的所謂「四不清」，是當時農村極其普遍的現象。所謂「多吃多佔」，不外就是偷偷摸摸多吃一點糧食，多佔一些工分。農民半公開地流傳著這樣一句順口溜：「不吃白不吃，不佔白不佔，好歹都是共產黨。」在生活資料供應十分匱乏，大家長期處於半饑半飽的困境下，作為基層政權的主要幹部，背著大家多吃多佔，農民當然極為不滿。但如中共中央文件所指斥的「國民黨」，顯然是上綱上線，成為「敵我矛盾」，似乎又未免小題大作。

毛澤東主席為什麼要抓住農村基層幹部這些雞毛蒜皮，在全國範圍掀起一場政治運動，弄得雞飛狗跳？如果說，農民本質上具有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是毛一意推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障礙，那麼，用如此激烈的革命手段來對付農民，先不論成效如何，實際效果是把向來認為「擁護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群眾，推向對立面，製造出更多的打擊對象，樹立更多的敵人，僅從革命策略上講也是得不償失的。如果說，主要是對付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又何必將黨內的所謂「路線鬥爭」，擴大到黨外，直弄得全國各界雞犬不寧？當時，我隱隱約約發現一些問題，但還不能獨立思考，更無法得出自己的結論。

我的三同戶

這家貧農三口人，兩老一少。陳老爹六十開外，下巴一小撮稀疏山羊鬍鬚，這在鄉下農民來說，已不多見。他近年來「災害」以來不再參加集體勞動，按政策享受老人福利──免費分得一份口糧。有時種點自留地，有時下小河溝摸些小魚蝦。陳大娘五十多歲，身體瘦弱，料理家務之外，參加做「花」(一種手工抽紗)，由隊裡統一記工。他們的獨子陳金龜，剛滿十七歲，長得端端正正的一個小伙子，是隊裡一個二等勞力。令我意外的是，金龜沒有上過學校，只是土改後跟隨娘上夜校，掃了一年盲，斗大的字認不到兩籮筐。問他為什麼不上學？他有些不好意思，說：有錢人才讀書，我們窮，能勞動賺工分，三頓粥能吃飽就算好了。

我不禁想起我的第一個三同戶。那是一九五二年冬，我奉調參加土改(復查)工作隊。我選中了一戶全村最窮的貧農，五十歲的吳老大，妻子和三個小兒子。我表明在他家搭飯，你吃甚麼我吃甚麼，按規定交伙食費。吳老大推托不掉，勉強答應。第二天早餐，他妻子端上來一碗大米飯，讓我先吃。我是在這個地區的農村長大的，即使是好年冬，絕大多數的農家，也只有在農曆十月稻穀收成已後，吃一頓乾飯，平時一日三頓稀粥，從不更改。早餐特別為我做一碗大米飯，必有原由。經我再三追問，吳老大才不好意思地說：家無粒米，不得已才去採「稻尾黃」。所謂「稻尾黃」，就是穀穗初熟，先把黃透的穀粒採下來，那是「救命」的無奈。我哪裡還吃得下飯，連忙拿出十萬元人民幣(舊幣制十萬即是新幣制十元)，交給吳老大，作為我一個月的伙食費。

十二年過去了，經過互助合作，高級社，公社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尚未出現，農民的日子，還是那麼難過，倒是萬萬想不到的。這次「四清」，和陳老爹同吃，按規定交十八元伙食費，定量三十斤糧票，一日三頓稀粥，和十二年前完全一樣，伙食一點也沒有改善。

入村不久，我們工作隊就了解到，三餐必備的醃鹹菜，農民普遍儲備不足，還不到秋收，家裡的醃鹹菜罐就掏空了，主要是沒有土地提供給農民種大芥菜。我想，如果連最基本的生活要求都不去解決，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口號，豈不變成空話？和一些耕作經驗豐富的老農仔細商量，果然找到妥善的解決辦法。其實很簡單，秋收以後，各家各戶根據自己的需要，在水稻田裡起壟種一造大芥菜，清明節前收菜完畢，不會影響早造水稻插秧，經過冬種施肥，土地的肥力不減反增。農民歷來都有這樣的種植習慣，大躍進時「破四舊」，把這項傳統種植也「破」了。這次費了不少口舌，好歹說服了公社的領導，才答應讓農民自己多種一造大芥菜。可見，農業生產上的「瞎指揮」何其嚴重。

有一天，我從地裡勞動回來，見水缸裡快沒水了，就到河裡去挑了兩擔水。陳大娘喜孜孜地招呼我吃晚飯，我剛在小板凳上坐下來，大娘就端來一大碗稠米粥，又轉身忙別的事去了。鄉下沒有電燈，一般人家都是天黑前吃晚飯。奇怪，今天的晚飯只有粥，沒有醃鹹菜。我以為她忘記了，就坐著等。陳老爹和兒子金龜不知哪裡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吃晚飯。大娘見我遲遲不動筷子，就不無幾分神秘地說：「同志，他們都吃過了，不用等了，你趕緊吃，不要等天黑了，吃到鼻子去。」聽得出，分明還帶著輕輕的笑聲。

我不無疑慮地捧起大碗，扒了一口粥──不好，碗裡有詐！這時天色逐漸昏暗，撥開面上一層白粥，下面蓋著黑糊糊的東西，一時看不清是甚麼。嘴裡的味覺和鼻子的嗅覺立即作出判斷，我放下飯碗，站了起來。陳大娘連忙過來拉著我的手，要我坐下來繼續吃粥，悄悄地說：「今天賣大豬。」我心頭竄起一股無名火，說：「進村時我就當眾宣佈了紀律，不吃肉、魚、蛋，你這不是故意害我嗎？」陳大娘有備而來，說：「碗裡不是豬肉，是豬血。」我竟一時語塞。

大娘倒來開導我：你不是說過嗎，派到我家來搭伙食，就是一家人，一個鍋裡的粥，還能分成兩樣？知道你有規矩，老頭子下河去撈蝦，現在農藥用得多，連河裡的魚蝦也少了，可是你連幾隻小蝦也不肯吃。我也是要面子的，同志在我家搭伙食，餓成瘦猴，我怎麼有臉見人？還是你自己說的，我們吃甚麼，你也吃甚麼。

聽著大娘的話，我心頭一陣發酸，差點沒掉下淚來。我知道大娘一片好心，更知道她的苦心和艱辛。農民除了限量每人每天一斤大米，靠工分所得極其有限，連買油鹽醬醋火柴草紙都困難，政府每年發給的一丈三尺布票，買三條毛巾兩條水布，想要再添一件新衣，也拿不出錢來。像我的這家「三同戶」，三口人，母子兩人賺工分，還是入不敷出，年終結算，還欠隊裡近三百元，成為超支戶。就是說，三個人沒病沒災，累死累活幹了一年，還倒欠隊裡一年伙食錢。所以，陳大娘還得向隊長申請借錢，買回一隻小豬仔，運氣好，十個月餵養成百斤大豬，政府按牌價收購，自留肉只佔四成，容許拿到農貿市場去賣，一盆豬血可以自己吃。如果把人工、飼料折算成本，養一頭大豬並不賺錢，更無能力還債了。

那時的工分，賤如糞土。一個工分(即一個一等勞力幹一天農業勞作記十分)值，折算成人民幣約合一角五分。說白了，勞動一天，工錢是一角五分。一盒火柴三分錢，一盒「工農牌」香煙一角七分。絕大多數農戶，成為「大貧」超支戶，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如果不是親身參加四清運動，要弄清「工分」的真相，幾乎不可能。

人口暴增的秘密

土改時貧僱農都平均分得一份耕地，粵東地區每人可分得五分田，政府還發給每戶一張蓋有大紅印章的土地證。農民歡天喜地，過年時家家戶戶貼春聯，上聯是：翻身全靠毛主席，下聯是：幸福不忘共產黨。心甘情願交公糧，參軍衛國保家鄉。五三年，糧食統購統銷，政府壟斷了全國糧食市場，農民被迫按牌價把糧食賣給政府。五六年掀起農業合作化高潮，土地、耕牛、大農具折價入股，黃瓜打狗──丟了一截。五八年公社化，一大二公，取消土地分紅，土地歸集體所有，一夜之間，土地證變成一張廢紙。從此，農民不再有私人土地所有權，同時，還喪失了耕作種植自主權。

農民每人每年限吃多少糧食；限量發給多少布票、輕工日用品票；甚麼時候播種、插秧、施肥甚至除蟲、除草，都由縣黨委書記按「計劃」發號司令，逐級下達，最後由生產隊長當日排工，真正做到「黨叫幹啥就幹啥」。

至此，以毛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就實際上成為擁有全國所有土地權的唯一「大地主」。為了繼續吸引和說服農民，毛澤東從農民熟悉的「三國」故事中，找到有利的依據。他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員外姓張名魯，在當地搞起一個吃飯不要錢的運動，凡過路人，在飯舖裡吃飯、吃肉都不要錢，可盡肚子吃。張魯只是在飯舖裡搞，不是在整個社會上搞，他搞了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制度，那是社會主義作風。可見，社會主義是由來已久了。毛還認為，『三國志‧張魯傳』中所說的有關群眾性醫療運動，真有點像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現在我們搞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人道。

我不禁想起，省委書記陶鑄實施「三餐大米飯，盡肚子吃飽」，是大有來頭的。不久前社員們揭露陳隊長的「四不清」，其中就有一條說，陳隊長帶社員下田勞動，自己卻在田頭喝工夫茶，一邊喝茶還一邊東拉西扯說「三國」，也不是沒有由來的。不管大躍進、公社化造成多麼慘重的災難，這個「古已有之」的社會主義制度，毛以最高政治領袖和精神導師的身份，堅持一定搞下去。這就難怪，毛堅持要把「馬克思和秦始皇結合起來」。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就是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制度。我在四清運動中，從「清工分」入手，逐步摸清楚分配制度的來龍去脈，可以簡稱為「七二一」分配制。就是說，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全年總產值，扣除公糧、餘糧及政府各項派款；留足種籽、飼料、成本和下年度生產資金；再適當預留一定數額的儲備金，剩餘下來的，才作為勞動果實，可以分配給社員。所以，社員最關切的是這可分配部份。

那麼，這可分配部份，又是怎樣分配的呢？仍然照顧到農民的基本需要和接受程度，把這可分配部份，一分為三：十分之七，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鰥寡孤獨，一律平均分配；十分之二，按工分多少分配；十分之一，按交農家肥多少分配。

十分明顯，這個「七二一」分配制具有原始共產主義色彩，著重點放在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容易接受的傳統平均主義觀念上。以我所在生產隊為例，每人每天口糧大米一斤，不論大人小孩，一視同仁，大人分一斤，小孩也同樣分一斤，一年就可分得大米三百六十五斤。一戶農家一年生一個孩子，就多分三百六十五斤，兩年生兩個，就多分七百三十斤。以此類推，如果生四、五個，就算平年，也能多分近二千斤。生孩子對農村婦女來說絕非難事，又有『婚姻法』作保障，規定女十八男二十即可結婚，寡婦可以再嫁，農民無不爭先恐後，許多地方按原來習俗，女子十四、五歲就出嫁。農村實在沒有甚麼娛樂，又沒有電燈，天一黑就上床。凡是能生育的，毫無「後顧之憂」，一個不可抑制的「做人運動」，自發地、悄悄地、迅猛地興起。十五年間，全國以農村佔絕對多數的四億人口，激增為八億，一發而不可收。

前面說過，勞動工分值極低，一個工分(即勞動一天)約合人民幣一角五分，就是說，全年無病無災，不休息，做足三百六十五天，也只能賺到五十四元七角五分。和平均分配一人一斤大米(市價一角五分)相比較，旗鼓相當。除非白癡，沒有人不知道，「做工不如做人」。所謂「出工一條蟲，上床一條龍」，的確是人民公社化農民生活的寫照。

說句實在話，在這樣平均主義分配制面前，一向提倡的所謂「勞動光榮」、「不勞動不得食」的社會主義道德準則，不過是一種時髦的革命點綴。而且，提倡的「勞動」，僅僅是原始的簡單體力勞動。最具現代文化科學知識的知識份子，往往被貶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資產階級分子，長期被迫進行滅絕人性的思想改造運動。這種極其片面、落後的勞動觀，導致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完全處於封閉狀態，停滯在「秦始皇時代」。

歷史已經證明，人民公社──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這座宏偉金橋，並沒有造成農村的富足和繁榮，更沒有甚麼「鶯歌燕舞」。相反，到處一派凋敝景象，可謂「千村辟藶人遺矢，萬戶蕭蔬鬼唱歌」。只有人口，卻呈現出增長勢頭，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年年「以糧為綱」，「全黨大辦農業」，年年口糧不夠糊口，等到發現人口爆炸，災難性的局面已經釀成。

近年來，許多學者都在探討中國的人口問題。把造成人口爆炸的原因，簡單化地歸結為毛主席提倡「人多好辦事」，和批判馬寅初的資產階級「人口論」。其實，毛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這些形而上的馬列主義教條，沒有那麼偉大的威力，廣大農民也不知道毛說過甚麼人多人少的話，更沒聽說甚麼人口論。真正造成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恰恰是上述那個平均主義分配制。形而下的糧食平均分配，與形而上的馬列教條相結合，使農村品質不高的人口逐年增長，最後形成爆炸狀態，一發而不可收。

二十多年來，人民公社的名稱是取消了，但實質上執行的一套勞動、種植、上繳、記工、分配等制度，幾乎一成不變。特別是真正能解放生產力，擺脫僵死「計劃經濟」，還農民以人的尊嚴，成為土地的主人，即生產資料(土地)所有權問題，依然堅持毛的一套教條。因此，執行多年的所謂「計劃生育」政策、「一胎化」政策，除了給人民(尤其是農民)製造許多新災難之外，於節制人口增長上，收效甚微。中央電視台多年前播放新年聯歡晚會節目中，有個小品叫『超生游擊隊』，將人民這些新災難，極盡嘲笑之能事，讓觀眾一笑了之。這大概就是「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一個典型。

自從土改消滅地主、富農階級之後，中華農業大帝國即從內部受到致命的內傷，緊接著又照搬蘇聯老大哥的「一個主體兩個翅膀」──即建設重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實施社會主義改造，一步緊似一步推行農業集體化運動，直到最後完全剝奪了農民的耕作自主權和土地所有權。美其名為人民公社社員，實際上失去土地的農業勞工，唯一的生計，就是被釘死在極為有限的、越來越少的耕地上，用體力勞動換取工分，而工分又不值錢。在這種別無選擇的困境中，養成了畸形的生活形態：一方面失去「勞動致富」的信心；一方面為多分一份口糧，唯一的辦法就是多生孩子。這就是公社化的全部真相。

現在中國人口已有十三億，耕地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人口仍以每年淨增一千多萬的勢頭發展，難以預料的「人口核彈」，一旦爆炸，可能是新世紀最可怕的人禍之一。
2000年8月18日
2000年12月25日修訂(//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