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9日訊】兩個民運，是指民主運動和民權運動。說白了，民主運動是政治和上層建築的，而民權運動，則是民衆的切身利益，因此更接近經濟基礎或者是形下範疇，為了迴避和中共“民運”的定義和曲解，中國老百姓將民權運動也成爲“維權”。

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早就開始了。這包括胡風和五七年右派們的活動，文革當中部分對制度進行深思的青年人，以及四五運動，民主牆，以及後來的六四運動。而民權運動則是近十來年才興起的。有人把2004年稱爲中國的維權年，說的是各路民間維權活動風起雲湧，百姓以各種形式維護自身權利。

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爲了自由平等而設立的一種制度安排。所以，民主本來不能脫離民權的範疇而單獨存在。近年來，民主運動人士，把民主運動本身當成了目的，因此形成了目前的形單影孜的狀況。如果脫離了其根本，民主運動甚至民主制度很容易成爲無源之水，無根之木，這個道理十分容易理解。但最近一些年，有些“民運人士”或者是民運派別，有意或者無意地排除各種民權運動，比如聲稱“堅決不和某某合作”等等，這樣的情況，說輕了，是思維混亂，說重了，恐怕就有特別人物的故意作爲了。

再有一種，當某種民權運動，比如法輪功團體，有了一定的聲勢之後，一些民運中人會提出“如果他們上臺了，中國會更糟糕”等言論，加以排斥。這種論調非常有趣，因爲中共便是用這樣的邏輯對付民主運動，來和中國百姓說事兒的，“如果那些民運上臺，中國更加糟糕”。

其實在我看來，法輪功屬於民權運動，基本不是政治運動，拔高了說，可以說是精神或者文化運動吧。當然，民權運動和政治從來都是難解難分的，馬丁路德金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那是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相對於民權運動的一種調整，而非民權運動變成了政治。

民主運動，基本上是對政治制度安排的挑戰，改變制度以適應社會發展。大部分民運人士都是知識份子，憂國憂民。但這些人也有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危機，民運人本身自視頗高，很有些“文無第二”的味道，這大概是民運難以整合的原因。

民權運動則不然，所有民權運動，都是民衆因爲一致的某種權利受到損害侵蝕，而採取的自發行動，目標明確，行動單一，要求通常非常簡單明瞭，正因爲這樣，有時候也較爲短視。所以民主運動和民權運動應該是相互合作，互相補充，而不是相反。

趙紫陽去世，北京上訪村的民衆前往吊唁，勇敢程度，言論激烈，絕對不遜于以知識份子爲主的民主運動人士。而中國許多知識份子自動地幫助民權運動，也成爲專制當局最擔心最害怕的發展。趙岩，李柏光等人被拘捕，絕對不僅僅是地方警察爲非作歹，背後的影子綽約可見。

民主運動人士，理論上都知道要“最大限度團結，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然而一到具體運作方面，卻經常由細小利益問題而導致齷齪，最後變成了最大限度地分散。可見，民主制度雖然是討價還價的制度，但也卻有相當明顯的缺陷。當我們放眼歷史，看到的是偉大人物的偉大人格，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制度是維持運作的工具，但信念，理想和胸懷，才是高山崛起的真正原因。

“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民主運動和民權運動的人士，如果沒有這種信念，恐怕中國人只好由中共繼續統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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