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我已經改正、平反二十年了，有了一個溫馨的小家庭，過上了一個正常人應該過的生活，然而有一塊重重的石頭一直壓在我的心頭。每當回憶起往事，夜不成寐或獨自向隅而思的時候，就情不自禁地潛然流淚。許多當年的同學和朋友都知道，我是一個性格非常倔強的人，無論是在當年反右運動中遭到批鬥和圍攻或是在後來的勞改生涯中，面對捆綁吊打和老虎凳這樣的殘酷折磨，我從沒有掉過一滴眼淚，可是每當我想起被殺害的劉奇弟和張錫錕兩位同學，我卻怎□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劉奇弟和張錫錕都是我當年北大的同學。劉奇弟是物理系四年級的，張錫錕是化學系三年級的。過去我們不認識，是在那場轟轟烈烈的整風反右運動中才認識的。劉奇弟，湖南人，鐵路工人子弟，不僅在專業學習上優秀，而且擅長作曲、指揮並能拉一手優美動聽的小提琴，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一九五五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 運動中，他因為替胡風鳴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在學校遭隔離審查受管制，五六年經甄別平反，繼續在校讀書。五七年在那場整風運動中，他在北大大飯廳的南門貼了一張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為胡風招幡”並附了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因為當時謠傳胡風已死在天津監獄裡），在全校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要知道，“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是偉大領袖欽定的，劉奇弟貼大字報要求為胡風平反，這不是公開向偉大領袖挑戰嗎？當時我就認為不打他反革命才怪呢！不過我卻為他的勇氣和膽量所折服。當時他曾經對我說過，在他貼這張大字報之前，是意識到會有坐牢和殺頭的危險的，但他卻毅然這樣做了。於是在系裡和全校遭到了批鬥和圍攻，但他不為所動。一個人為了自己認為正義的事情而甘願做出犧牲，這是令人佩服的。

稍後我與譚天榮等幾位同學發起組織了“百花學社”，劉奇弟想加入，可有的人不同意，因為劉奇弟的言論過於激烈，擔心他加入後會對“百花學社”造成不利影響，可我堅持吸收他加入。我認為，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在當時的文藝界已經引起了很大的不滿，既然劉奇弟能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把問題提出來，我們有甚麼理由害怕他加入呢？我們這些人不都是為追求真理、不畏權勢而組織起來的嗎？最後還是讓他加入進來了，逐漸我們成了莫逆之交的好友。

到反右的後期，全校的右派分子都遭到了圍攻，“百花學社”被迫宣布解散。為了創辦“百花學社”的刊物《廣場》，當時我把自己的衣物全賣了。九月份，天氣涼了，我身上只有一件單衣，是劉奇弟從身上脫下了一件線衣給了我。反右運動越來越激烈，我估計遲早自己要被捕，因為“百花學社”被定為“反動組織”，而我被定為“百花學社”的幕後組織者，我就是穿著這件線衣逃跑的。我被捕後，這件線衣一直穿在我身上，直到十五年刑滿後當“二勞改”，七六年在大興安嶺伐木時，因為我揭發勞改幹部貪污盜竊被弄到深山裡吊起來兩個月，在清理帳篷時被人發現這件補丁摞補丁的破線衣，以為沒人要了，給扔到火爐裡燒掉了，使我感到萬分痛心。

劉奇弟被捕後跟我一樣被判刑十五年，一九五九年四月六號跟我一起被押送到黑龍江省密山縣興凱湖勞改農場勞改，他在五分場，我在四分場，從此以後我們就沒再見過面。後來從五分場調到四分場一批犯人，有個叫孟福五的犯人告訴我，劉奇弟因為不認罪，多次被吊起來拷打，後來瘋了，被塞進了像狗洞子一樣的小號裡，一九六一年疾病加凍餓死在了小號裡。

劉奇弟被關過的那種小號，我也曾被關過五個多月。小號的□八十公分，高一米，長一米五左右，人站不起來，躺著伸不直腿，地下舖著二十公分厚的稻草，身上戴著銬鐐，一天只給三兩八的苞米□稀粥喝，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天氣裡，能活著出來，那真算是“命大”。

劉奇弟本來身體十分瘦弱，又有結核病，不要說關小號，就是一般犯人處的興凱湖勞改農場那種惡劣的環境，十五年他是活不出來的。我所以能夠從勞改隊裡活著出來，那純粹是僥倖罷了。

張錫錕，化學系三年級同學，在“百花學社”成立前他曾經寫過一張大字報，題目是“制度問題”，在文中張錫錕明確指出：“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在於制度。這張大字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文中提到了“制度是人訂的。而每個人都有其局限性、兩面性。…,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在制度上。制度並非神聖不可侵犯。”文中還提到了等額選舉的不合理性、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過多的弊端以及人人在憲法面前應該一律平等等。當年像這樣一針見血地把問題提到了要害之處的大字報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大學裡都是不多見的。這張大字報有幸被選進了鄧九平和錢理群先生編輯出版的思憶文叢《原上草》裡。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看看，看後您會感到有一種心靈的震撼的。要知道，那是四十多年前由一個二十出頭的無名之輩的青年學生從心底喊出的。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在當時雖不能為當政者所容，但對今天和今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大業仍然會有很大的啟迪作用。

“百花學社”成立後，張錫錕加入了進來，我們便漸漸熟悉了。他給我的印像是，此人敦厚塌實，樸實誠懇，忠厚熱情。他沉默寡言，從不愛出風頭，是個非常值得信賴的人。反右後期，“百花學社”被迫宣布解散，印《廣場》的紙張和稿件也被當時的《工人日報》出版社扣押。為了抗爭，“百花學社”的成員不少人把自己的衣物賣了，買了部手推式油印機和少量的大白紙，在我住的宿舍裡刻蠟版油印。我們連續幹了四個晝夜，其中張錫錕就一直沒有離開過。他這種默默無言，埋頭苦幹的精神，讓人很受感動。當時人們稱以張錫錕為代表的我們這些人為實幹家。

我被捕後一直不知道張錫錕的消息。七九年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實政策時，聽說張錫錕後來被槍斃了，詳細情況是八六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在青島遇到張錫錕的妹妹才知道的。我被捕後，他跟其它右派同學一樣被送去勞教，六九年由北京勞教隊轉到了川北的一個勞教隊，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七六年底被槍斃了，罪名是“企圖組織逃跑”。既然是“企圖”，又沒有構成事實，何以被判死刑呢？那時是沒有甚麼法律可言的。

對於張錫錕的死，他妹妹八0年去川北那個勞教隊問過，要求給張錫錕平反，可勞教隊的幹部說甚麼也不肯，他妹妹也沒敢繼續追問下去。因為張錫錕還有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兒，女兒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怕再折騰下去，會影響孩子的前途。要知道，那時雖然粉碎了“四人幫”，也開始撥亂反正，但因為過去的極左路線思想的影響太深，再加上過去黨的政策往往是朝令夕改，因此人們擔心，今天雖然給右派摘帽、改正、平反，明天還緩不知道怎麼樣。

張錫錕死後，妻子改嫁，女兒隨母親改姓，此後便很少有人再提到他。聽後我心裡感到無限的悲涼。

劉奇弟、張錫錕等一批同學和友人死了，而我卻仍然活著。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我覺得自己好像當了逃兵一樣，一種莫名其妙的自責心理一直在噬咬著我的心靈。這麼多年來，劉奇弟和張錫錕的身影時常出現在我的夢寐之中。記得有一次我剛結婚不久，夢見劉奇弟被打得滿身是血，我一蹬被子嚇醒了。我愛人問我是不是又做惡夢了？我把夢中的情況告訴了她，說著說著我流下了眼淚。我愛人了解我的性格，我是不會輕易掉眼淚的。她勸我說：“過去的事情別老再想它了，他們已經死了，你又沒有能力去為他們平反昭雪，老想過去的事情又有甚麼用呢？我們現在過的不是很好嗎？今後你別再惹事，別再自討苦吃就好了，你前半生遭了那麼多的難，九死一生好歹活出來了，今後咱們還是好好過日子吧！”

是呵！我有甚麼能力去為他們平反昭雪呢？但他們的冤情卻象一塊重重的大石頭一直壓在我的心上，我為自己的無能、無力感到無奈和痛苦。近幾年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每當我回憶往事，想到他們的時候，就控制不住自己，潛然淚下，是我的感情變的脆弱了還是甚麼別的原因，我說不清楚。魯迅先生寫過《為了忘卻的紀念》，但對於劉奇弟和張錫錕，我是無論如何也難能忘卻的。我知道天國是虛無縹緲的。如果天國真的存在，我盼望著不久的將來，能與他們在天國相會。也許到那時，我內心的痛苦才能消失。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日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