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尊敬的南京文化知識界同行

尊敬的600萬南京市民

新年好！

我叫樊百華，1979年進入南京，1980年代於南京某大學碩士肄業，向來是認真工作的守法公民，長期來沒有花納稅人的一分錢作學術研究，出版發表過學術專著與論文、思想隨筆、政論時評、文學雜文200余萬字。最近10餘年是南京某高校圖書館的勞動者，雖經歷坎坷，總算沒有受到過任何“明文法紀處分”。

現在我請你們評判的是：為中國的改革做出巨大貢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前總理總書記趙紫陽先生去世的2005年1月17日當晚，我寫了悼念他老人家的文章發表在美國的《觀察》雜誌上，此後警察就時不時到我的單位旁敲側擊，這還不夠，1月28日還到我孩子的媽媽和外婆的住所，問一些使她們深感不安的話：“樊百華在這兒住嗎？”“你們能聯繫到他嗎？”“他最近與什麼人來往聯繫過嗎？”“我們已經找過他學校領導了……”

我南京的鄉親們，你們還不知道呢，幾年來警察已經“口頭傳訊”過我60多次了，如果我是名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官員與一切關注中國人權的例如歐美一些國家的“第二、第三政府”（非政府組織與傳媒），早就對中國包括南京的官方多了一個“合法干涉”的話題了。但是在警察眼裡，我似乎早已成為南京的“另類名人”，他們對我的方方面面甚至知道得比我自己都清楚，當然比我孩子的媽媽、外婆更清楚不知多少倍，例如我到底說了什麼話、幹了什麼事，讓警察們覺得需要緊盯不放，哪怕花去納稅人多少萬的錢也在所不惜，我自己確實越來越糊塗、越來越弄不清楚了──我真有些不知道“我是誰、我真值得讓誰擔心或者擔憂了嗎？”

我得感謝警察們以前從來沒有為我的事情打擾過我的任何親眷，盡管我自己一直處在不明不白的不安之中，我的親眷總算過著安靜的生活。比起過去來，孩子的媽媽更需要為自己的無業生活、為養老、為孩子的高額學費與我共同努力；孩子的外婆是幾十年來的老病號，88歲的人了，從來（包括1949年以前）都沒有警察在身邊零距離地說一些讓她摸不著頭腦卻充滿不祥氣氛的話，如今更主要靠藥物維持著的老人還能有多少平靜的日子好過？我雖然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在他們的身邊時刻照顧他們，但她們的生活狀況無疑是我最在意的。我怎麼能夠讓她們陪著我一起不安呢？

其實趙紫陽先生逝世後的這些日子，警察們對我的情況是特別清楚的。就在我剛剛放寒假後的幾小時內，他們就打了幾通電話找我，緊接著第二天，也就是1月27日他們“光顧”88歲老人的前一天，他們還與我“談”了兩個多小時的“話”，我就是一隻鳥也無法在南京城裡自由飛翔，哪裡用得著去驚動88歲的老人呢？

說句懦弱話，早知道會這樣，我真的不會發表悼念趙紫陽的文章的。這些日子悼念趙紫陽的文字遍布全球，中國民間的悼念活動也多得無法計數，即使是南京的文化知識界，也設有不止一處的同仁靈堂，全中國為此而抓捕人的消息紛至沓來，但是我除了短短幾百字，絲毫沒有可能走到任何一處靈堂去，更不可能走到例如南京的雨花台或者江東門大屠殺紀念館的附近，哪怕是說一句關於趙紫陽的悄悄話，警察們犯得著揣著明白裝糊塗去打擾88歲的老人嗎？

我想不通，至少按照人情常理無法想通。

讓我想不通的事情當然不僅這一次。遠的不說說近的。一是我的忘年交林牧先生上街買電燈泡，為什麼就要從大街上把他抓起來軟禁？難道讓林老回家之後再經過合法程序辦理就不行嗎？二是與我通過電話的鮑彤先生偕夫人去趙宅悼念他的老上級，半路上被攔住，他的夫人竟被推倒在地，難道派警察貼身緊跟鮑先生同往趙宅就不符合國家安全的法規了嗎？難道警察肢體接觸鮑彤夫人時用力小一些就不行嗎？三是我的朋友楊天水還在從杭州回南京的路上，我就打電話給有關部門，希望楊天水回到南京後能派員與我們幾個朋友一起談一次，楊天水進入南京白下區看守所之後，我又詢問需不需要我們朋友給他送一些生活用品，但我的意願似乎都是一廂情願的糊塗心思。等等等等。我知道“以人為本”、“和諧社會”都是好話，但為什麼一到實際，就是另一副面孔呢？

我經常大白天去看望孩子的外婆，這年頭盜賊騙子防不勝防，由於老太太經常是獨自一人在家，我都是按照事先說好的方式敲門同時出聲，以免老人家受驚嚇。我不知道這一次警察們是怎麼敲的門怎麼喊的話，我知道的是她已經責怪我不該惹警察上門。我的天，我怎麼惹警察了呢！

我南京的鄉親們，1989年我參加了幾次南京的大遊行，緊接著就被“跟風勢力”（師生們上街遊行時他們沒有一個人站出來阻止勸說）剝奪了上講台的法定權利（曾經將行政訴訟起訴書送達南京中級人民法院，迄未得到任何回應──我的老師郭羅基1992年起訴南京大學黨委，案情比我重大得多，同一個法院不但受理而且給出裁定），又接著就是中斷了我的任何工作，兩年流浪之後我被恩賜了現在這入不敷出的飯碗。我上有老下有小，雖工作勤懇、學習上進，卻不能晉升職稱增加收入，不弄點稿費怎麼過日子？既要寫文章，哪能事先想好都說共產黨喜歡的話？於是種種麻煩就來了。活著真是不容易，難怪趙紫陽的女兒說她爸爸“自由了”。一個人死了才得“自由”，很像是宗教家說的話，現在共產黨的官員們、警察們是百分百的無神論者，卻越來越有力地將人們推向各種有神論，我不知道為什麼又要取締有神論的法輪功或者家庭基督教會。我整個糊塗極了！

顛倒錯亂當然難以結緣良知良能。我也不知道為了88歲老人的平靜，我是不是需要提出什麼抗議。因為林牧先生說那些綁架他的警察不是真正的綁架者，我不知道該對誰抗議。南京的警察請告訴我：88歲的老人責怪我，我是不是該對老人喊冤枉？

南京的鄉親們，雖然我是一個普通知識分子，但我相信：凡是經常使用無界動態搜索引擎上網且關心中國人民生命境況的網友，一定知道上面的話都像是江蘇省那個名叫樊百華的人說的，並且一定知道他對他說過的所有話敢負所有的責任，包括今天和將來還要說的悼念趙紫陽的話，因為沒有趙紫陽當年企求的“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中國人的生活實在太可怕了。

我其實說話太少，南京的污染、南京的國資流失、南京市民三天兩頭的維權活動、南京貧困群眾的種種苦難、南京的拆遷與房價、南京的腐敗、南京的“農民工”境況乃至我單位的種種，我甚至連南京本地的傳媒說出來的許多爛事都沒有跟進評論，都沒有時間精力把我知道的百分之一告訴世人。如果驚擾88歲的老人有利於南京的“執政為民”、“依法治警”、“富民強市”、“安定和諧”、“科教興市”，那當然不全是壞事也是一種 “創新”了。

2005年2月4日（立春日）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南京）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