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正：論推翻中共專制

劉宗正

更新 2005-02-03 1:01 AM

【大紀元2月3日訊】當我站在地球上，看夜空中，偉大的繁星時，那些星星之間，看起來多么接近。但是事實上，它們之間的距离，确是如此地遙遠。

我反對共產党，我發覺有很多中國人，也反對共產党。但事實上，我与很多反共人士，在觀點上，有很大的差距。

我堅決主張推翻共產專制，我堅決主張徹底与共產党決裂，我堅決主張唾棄共產党。我的主張，在根本上，完全否定共產党專制的合法性。

然而，很多中國人反共，只是反對共產党的政權，或是反對共產党的做法。例如，反對共產党的貪污腐敗、偷竊國家資產、特權橫行、限制言論自由、司法不公、用人不當（如反鄧、反江、反胡等）、違反法律等。只要中共肯改革，那么他們就會支持中共，或者不再反共了。

還有一些人，他們也反共，例如，被中共逐出權力核心的人、對權力有野心的人、擁護孫文革命思想的人、主張中國大一統的人等。所謂的主張中國大一統的人，是指反台獨、疆獨、藏獨、內蒙獨的人，他們缺乏人權与民族自決的理念；事實上，中國大一統意識，是專制的代名詞，与其主張中國大一統主義，不如主張中華聯邦或亞盟。

我認為，我有必要与這些反共的人，划清界限，因為我与他們的立場，完全不同，而且我也不能接受他們的觀點与做法，我相信他們的觀點与做法，將會延續中國人民的貧窮与苦難。

一、我的反共立場

我的反共立場，來自于我對人道愛与正義的信仰，這种信仰，包含了對人的尊敬、對生命的珍視、對大自然的愛護，我相信宇宙万物与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神所創造的，沒有人有權利任意殺戮或破坏。

基于我對人的尊敬，使我產生了人道的思想，這個人道的思想，就是人權的理念。我認為人人平等、人有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博愛、理性、儉朴、節用、誠實、信用、平安、喜樂、幸福与和平等的權利。這种權利，是造物者所賦予人的權利，沒有人可以任意剝奪它。

基于我對人道愛与正義的信仰，也基于我對人權的理念，我主張中國應該以“人權立國”。至于“人權立國”，具体實施的方式，我主張應該是要求中共，放棄一党專政、開放言論自由、舉行全民普選、軍隊國家化、保障人權、實施民主憲政、采行三權分立的政治、推行聯邦制等，如果中共不同意，人民必須站起來推翻中共！

有許多的證据顯示，中共依然固守著專制的意識，不可能接受体制內改革的做法，中共六四大屠殺，便已經清楚地表述了這個觀點，因此我完全放棄体制內改革的想法，堅決主張推翻中共專制政權。

我拒絕使用“告別中共”或“結束中共”等名稱，因為這些名稱，僅能表述棄絕之意，并不能体現個体積极的道義責任、決心与行動。我認為大部分的中國人，尤其是8億農民，可能听不懂這些名稱，但是他們一定听得懂“推翻中共”這句話，而且我相信，他們听到這些句話之后，會知道該怎么做。

中國人民絕對不可以忽視“推翻中共”，這句話的威力。如果這句話，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并且能夠感染人心，我相信，只要中國有三分之一的人，肯喊出這句話，那么中共政權，一夜之間，就可以結束了。

凡是同意我想法的人，我邀請你們，參加喊“推翻中共”的活動，不論用手寫文章、用口傳話或用腳踢東西，請不要忘了，時時宣傳“推翻中共”。

除了中國人，能夠鮮明地表現出，推翻中共的決心与立場之外，還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可以推翻中共？

二、推翻中共的精神力量

我認為推翻中共的精神力量，是歌頌王維林、王東海、廖亦武、丁子霖等人，而不是悼念趙紫陽。在六四民主運動時，王維林只身勇擋坦克車隊，這种大無畏勇敢与正義的精神，是中國人的驕傲，中國人應該永遠記得他。

王東海是杭州的工人，在六四民主運動時，王東海高舉著“不要殺學生，向我開槍！”的牌子，在街上游行。廖亦武，在六四次年，為了紀念六四，冒著生命危險，拍攝《安魂》電視片，后來被中共逮捕坐牢，受盡了各种殘酷的折磨，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此外，天安門母親丁子霖，還有所有死難者与其家屬，也應該受到中國人民的尊敬，中國人應該為他們立碑，甚至建博物館，以便教導后人，學習這种高貴的精神与偉大的理念。

我無法接受中國人的趙紫陽情結，趙紫陽情結代表了中國人，對体制內改革的意識、對英明領袖的期待、對六四平反的想法。

事實上，對体制內改革的意識，是一种錯誤的期待心態，中共不可能放棄一党專政，更別談民主憲政了。

對英明領袖的期待，這是專制時代的思維，在民主時代，應該以人權理念与民主憲政的制度，為思考方向，如果對英明領袖，過度的期待，將永遠無法擺脫人治的文明，也無法走向法治的民主。

對六四平反的想法，十分危險，因為它背后的根本命題，忽略了否定共產党的合法性。在中共導致超過8千万人死亡、文革大迫害、六四大屠殺等之后，如果中國人還沒有否定共產党的合法性，那么那些無數死難者，如何能夠安息？

三、論中國人的趙紫陽情結

或許是中國人有太多的苦難了，中國人是一個喜歡哭的民族，孫文死的時候，中國人哭；蔣介石死的時候，台灣的中國人哭；毛澤東死的時候，中國人哭；周恩來死的時候，中國人哭；胡耀邦死的時候，中國人哭；趙紫陽死的時候，中國人又哭。

為什么要哭呢？因為英明的領袖去世了！難道中國人心中只有領袖，沒有制度？難道中國人哭的時候，都沒有警覺到，他們都是專制政治的擁護者？難道中國人都忘記了，這些人在取得政權之前，所干的所有坏事？

趙紫陽去世的時候，仍然是共產党員，他的遺体被蓋上党旗。中國人只看到他的优點，卻很少人譴責他。趙紫陽擁護共產党，從不譴責或唾棄共產党，最后仍由共產党來主辦喪事，這樣的事實，難道中國人都不能醒悟嗎？

只要趙紫陽，沒有公然宣布退出共產党，那么中國人就沒有參与公祭活動的合法性，因為反共的立場，絕對大于同情一個有良心的共產党員，這個邏輯，難道還不清楚嗎？

如果一個共產党員，連死了之后，家人都無法決定公祭參加的名單，或者得到應有的尊嚴与待遇，這樣一個政府的体制，如何有可能容納优良共產党員，各种改革的意見或做法？那么中國人如何能夠從悼念趙紫陽的活動，來呼喚中共体制內的改革意識？

民主必須透過正義的手段，才能實現民主的目的。趙紫陽是中共的敵人，但未必是民主憲政的朋友，他對人權与民主的認識，只不過屬于制度的層次，絕對沒有上升到理念的層次。如果趙紫陽沒有對人權与民主堅定的信仰，就算他想要實行民主，我也要反對，這就我反對趙紫陽情結的原因。

為什么我認為，趙紫陽沒有對人權与民主堅定的信仰？如果他有這种堅定的信仰，他絕對不會在臨死前，沒有任何譴責或唾棄共產党的言論。

如果中國人承認趙紫陽的歷史地位，那么就等于承認共產党体制改革的合法性。

共產党的專制政權与人權理念，并不相容；也与民主憲政，并不兼容，承認趙紫陽的歷史地位，那么就等于承認中共政權存在的合法性，也等于放棄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的絕對意識，難道這就是中國人未來的理想選擇？

我絕對不能夠接受中共政權存在的合法性，也不能夠接受在共產党体制內改革的想法。我拒絕用我的人權信仰，作為交換体制內改革的工具，如果不是符合人權理念的民主憲政，我完全無法接受，我也一概反對。

中國知識分子，在進行任何公共活動之前，必須先确認立場，否則很容易成為歷史的罪人。例如，以悼念趙紫陽為例，許多人想以趙紫陽之死，來號召中國人民團結，但是這种做法犯了三個錯誤。

第一，趙紫陽并沒有任何明确的反共意識；第二，悼念趙紫陽，還不如悼念六四死難者，前者是壽終正寢，后者是英年早逝；第三，悼念趙紫陽，并沒有終結中共專制政權的必然關系。

然而，中國有一群知識分子，卻籌組了趙紫陽治喪委員會，最后發現，趙紫陽的遺体，被蓋了中共党旗，那么所有的治喪委員會，豈不是成為擁護共產党的人了嗎？

中國知識分子，總是無法有明确的反共立場，只要符合對抗中共，也不管所支持的人，是否擁護共產党？或者有沒有反共的意識？這些基本的立場，都沒有搞清楚，便支持趙紫陽，我認為這樣的做法，非常不應該，又是“手段不義，取代目的正義”的做法，令人痛心疾首。

我真不知道，這些中國知識分子，有什么立場，再號召中國人民反共？他們到底想要，帶中國人民去哪里？

我認為沒有清楚的革命立場，便沒有清楚的革命方向，絕對沒有辦法實現革命的目的！

四、中國民主憲政的誤區

我認為悼念趙紫陽，或者肯定趙紫陽的歷史地位，絕對是推動中國民主憲政的誤區。這一點，非常重要，絕對不能輕忽視之。

假設六四時，中共中央接受了趙紫陽与學生的建議，采行多党政治、開放言論自由，那么將會是什么樣的局面呢？我認為只是類似于，台灣蔣經國早期時代的開明專政罷了，因為蔣經國早期時代，也有不成熟的多党政治与開放言論自由模式。

例如，台灣的民社党、青年党，他們也能夠透過民主的選舉，產生民意代表；台灣的《自立晚報》，也有某种尺度的言論自由，不論是蔣介石，或是早期的蔣經國，都主張民主。但是為什么台灣會出現美麗島事件，人民仍然要求民主与自由呢？

原因是國民党，只要不放棄專制的意識，不論實行任何一种模式的民主憲政，例如，多党政治、開放言論自由、全民普選、保障人權、五權憲法等，都是沒有意義的。民主政治的本質，在于保障人權与憲政，如果有一個党派的黑手，在民主制度后面操控，那么所謂的保障人權与憲政，便沒有真正的意義可言了。

蔣介石与蔣經國，心中根本沒有人權的理念，因此，不論他們實行什么樣的民主，都不是真的民主。同理可證，我認為不論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或是趙紫陽，他們思想的本質，仍然是共產主義的思維，根本沒有真正的人權理念，就算他們實行民主憲政，那么也只不過是另一种開明的專政，或者是形式化的民主制度罷了。

那么支持一個身為中共党員的趙紫陽，有何意義可言？

五、以人權立國，取代民主口號

我堅信中國應該以人權立國，這种人權的理念，絕對不容許任何的玷污或异化。我認為沒有真正的人權理念，絕對無法建立真正的民主憲政，中國人普遍缺乏人權的意識，這就是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無法實行民主憲政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相信我的話，請仔細調查一下，到底13億的中國人，是否有超過百分之一的人，讀過世界人權公約，或者能夠把人權概念講清楚？

我反對康有為的民主思想；我反對梁啟超的民主思想；我反對孫文的民主思想；我反對陳獨秀在五四時代，所提出的民主思想；我反對胡适的民主思想；我反對蔣介石与蔣經國的民主思想；我反對毛澤東与鄧小平的民主思想；我反對趙紫陽的民主思想；我反對大多數六四民主運動領導人的民主思想；我也反對許多中共异議人士的民主思想。

我認為上述人的民主思想，并沒有堅定的人權理念為基礎，因為民主的基礎，是人權的理念，如果將民主，視為一种制度（如孫文或大多數的中國人），或者視為一种生活的方式（如胡适），那就偏离了民主的核心价值。

我甚至怀疑上述人，并沒有讀多世界人權公約，例如《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決議）、《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決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決議）等。

如果他們讀過，也未必表示，他們完全認同人權的理念。我相信一個人，只要能真正認同人權的理念，那么他一定會堅定不移地信仰它，并且產生巨大對抗專制政權的心靈力量。上述的人，我看不出他們有這种信仰，也看不出他們有這种心靈的力量。

一個有人權信仰的人，他絕對不會輕易出賣自己的靈魂，以不正義的手段，來交換正義的目的。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許多知識分子，不斷在出賣良心，不斷以不正義的手段，來交換正義的目的。

例如，孫文与袁世凱的交易，出賣了中國民主憲政；中國人民為了抗戰，也不仔細追究，竟然盲目地支持蔣介石，出賣了中國民主憲政；中國人民為了反對蔣介石的專制，也不仔細看清事實，竟然盲目地支持毛澤東，出賣了中國民主憲政；現在許多中國人民，為了反中共，盲目地支持中共的反對者趙紫陽，放棄了推翻中共的決心，也出賣了未來中國民主憲政的机會。

中國人不能認為敵人的敵人，就以為是自己的朋友。中國人要支持一個人之前，一定要搞清楚，他的思想、信仰与立場，否則永遠要承受“引狼入室”的歷史宿命。

中國人要如何才能避免“引狼入室”的歷史宿命？非常簡單，首先必須學習人權的理念、信仰人權立國的主張，用人民自己的力量，來建立制度。中國人民是統治者，不是被統治者，中國人民千万不要再期待任何英明的領袖了。

中國人民要問自己，如何建立自己想要的國家？不要等別人，來決定或拯救自己的命運，因為那個偉大的人，并不存在。20世紀中國的領導人，哪一個人能夠拯救中國人的命運？哪一個人能夠真正幫助中國人，實行民主憲政？

如果中國知識分子，對人權信仰，還未達到成熟的條件，沒有關系，只要肯謙卑地學習，一定可以建立起來的。不了解人權理念的人，并不可恥，不愿意認真補課的人，才是可恥的。

六、為什么蔣經國會宣布開放党禁与報禁？

為什么一個沒有人權概念的蔣經國，會在臨死前几個月，宣布開放党禁与報禁？那是因為台灣有一批民主与人權的斗士，他們不斷舉辦演講、游行与示威，也不畏國民党的壓迫，由于他們不妥協的意志与決心，再加上台灣人民強大的輿論壓力，終于迫使堅持專制的蔣經國讓步，宣布開放党禁与報禁。

中國人千万不要忽略了，蔣經國在宣布開放党禁与報禁前，那种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事實，無數的政治犯与反對人士，被關押在國民党的監牢里，如果國民党沒有承受相當的壓力，他絕對不會放棄一党專政。我們只要看一下，國民党在中國所造的孽与罪行，便可知道。他們宁可丟掉政權，也不愿意放棄一党專政。

蔣經國會宣布開放党禁与報禁的根本原因，在于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發生后，所有參与的人，大多被逮捕，他們沒有逃亡，反而勇敢地繼續与國民党對抗，當時台灣人民与國際人權組織，要求國民党公開審判，沒想到這場公開審判，卻成為他們宣傳主張的最好机會，他們藉由法庭，宣揚人權与民主的理念，這些理念，立刻傳偏了海內外，并且凝聚了台灣人民唾棄國民党的決心。

事發之后，許信良与彭明敏等人，在海外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准備推翻國民党專制政權，如果國民党不盡快開放党禁与報禁，那么國民党政權，可能要被台灣人民推翻。

如果沒有民主人士不妥協抗爭的意識，還有台灣人民巨大的輿論勢力，蔣經國怎么可能會宣布開放党禁与報禁？

這种鮮明的人權意識、不妥協的抗爭意識、与准備推翻國民党專制政權的決心，正是非暴力革命最重要的能量資源，這些能量資源，感動了台灣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輿論勢力，因此以和平的方式，演變了政權。

很不幸的，六四民主運動，缺乏鮮明的人權意識、缺乏鮮明的反共意識、缺乏推翻中共的決心，最后造成了不必要的死難。

七、美麗島事件与六四民主運動的差別

美麗島事件，促成了台灣開放党禁与報禁；六四民主運動，并沒有促成中國開放党禁与報禁，這就是兩個事件，不同之處。

為什么美麗島事件，可以促成了台灣開放党禁与報禁？因為美麗島事件，運動訴求的主体是要求人權，這可以從事件所發生的日子，是國際人權日可知。所有參与的人，都有人權意識。例如，當所有的人被國民党逮捕之后，他們懂得用法律的程序，要求公審，甚至在法庭之上，還能夠不斷地宣揚人權与民主的主張。

六四民主運動，是為了悼念胡耀邦所產生的運動，胡耀邦是共產党開明的皇帝，并不是人權的領袖，因此以他為發起運動的首先議題，本身就存在有許多客觀的限制，再者，運動的主体訴求，是在擁護共產党与愛國主義的框架之下，追求民主与自由。

然而，在擁護共產党与愛國主義的框架之下，根本無法追求民主与自由。因為專制与民主是邏輯上兩個矛盾的命題，以這兩個邏輯上矛盾的命題，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軸，注定會走向失敗的命運。

未來中國的民主運動，如果不是以人權的理念，為主体訴求，仍然會走向失敗的命運。因為只有強調人權，才有真正的民主；如果只強調民主，最后可能只是部分民主制度的改革。

中國人，每個人心中的民主定義，都是不一樣的，中共的民主定義，更是与世界的潮流不相符合，如果中國人民要民主，那么中共會給你，一個中共認為的民主，那豈不是各說各話，哪里有交集可言？

茲列出美麗島事件發展的史實，供參考：

1、1979年12月10日，發生高雄事件（又稱為美麗島事件）。當日，美麗島雜志社于高雄市舉辦“世界人權紀念日演講大會”，不幸爆發警民沖突。沖突過后，党外人士，怀著將被逮捕的心情，大家開始撰寫《國際人權日事件備忘錄》与《美麗島雜志社為國際人權日事件告全國同胞書》。

在《告全國同胞書》中，指出演講會時，情治單位以鎮暴部隊包圍民眾，“視民為敵”的鎮壓行動導致沖突的處理方式极為不當。“高雄事件”前，美麗島人士早已感到情治單位的強力跟監极不尋常，而此次沖突的發生更出乎意料，因而在文末聲明，希望當局勿利用此事件作為主張軍事統治的借口。對當時情勢之緊張、惊悚之感，躍然紙上。

事后，雖然美麗島雜志社緊急于12日召開記者會說明事件經過，并散發《備忘錄》与《告全國同胞書》，但當局操控的媒体已一面倒將“高雄事件”歸咎于美麗島人士，指其為暴力份子，隨即于13日展開大逮捕。

2、12月13日，台灣警備總部已“涉嫌叛亂”逮捕高雄“美麗島事件”關系人14人，包括張俊宏、姚嘉文、王拓、陳菊、周平德、蘇秋鎮、呂秀蓮、紀万生、林義雄、陳忠信、楊青矗、邱奕彬、魏廷朝、張富忠，并通緝施明德，查封《美麗島》雜志社。

3、14日，逮捕《美麗島》雜志社發行人黃信介。

4、15日，海外台灣人社團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由彭明敏等人代表不同社團簽字聲明，“要讓這邪惡的政權從這地球徹底消失”。

5、12月29日，國際特赦組織致電中國人權協會，請求提供美麗島事件被捕者姓名、人數、審判日期与方式等數据

6、1980年1月8日，施明德于逃亡25天后被捕，他在獄中數次絕食，國民党用強迫插管進食的方式，維持他的生命。事后，涉嫌掩護窩藏施明德逃亡的人，台灣長老教會總干事高俊明牧師等十人，由治安机關傳訊到案并收押。台灣的民主運動，基督徒貢獻甚大。

7、1980年3月18日，台灣警備總部軍事法庭開始公開審判“高雄事件”中涉嫌叛亂的被告黃信介、姚嘉文、施明德、張俊宏、陳菊、林弘宣、呂秀蓮等七人，黃信介首先接受訊問。八名台灣异議分子接受軍事法庭審判，被告宣稱遭用刑逼供，承認從事顛覆活動。

8、1987年7月，蔣經國在台灣人民輿論的壓力下，終于宣布了開放党禁報禁。

9、1988年1月，蔣經國去逝，接著由副總統李登輝，接掌政權，開始推動台灣的民主事業。如果蔣經國再多活10年，那么即使是開放党禁与報禁，也不會有太多的改變，因為蔣經國代表反民主，然而，天佑台灣，蔣經國早逝，所以李登輝才能放手，推進民主。

反觀六四民主運動，那些民運的領導人，紛紛逃亡，卻讓廣場上的學生犧牲。事后也沒有人，在海外建立“推翻中共政權”的組織，反而是不斷要求平反、要求承認學生是愛國的，要求對趙紫陽高規格的葬禮。

這种做法，無异繼續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無法体現鮮明的反共意識，這就是自六四之后，中共政權又延續15年的原因。

八、知識分子應該建立國難共識，堅守道德正義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