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中國人甚麼時候起和西方列強仇深如海？標準答案就在大陸的學校教材裡──民族仇怨始於1840年，西方強盜的堅船利炮撬開中國國門，龍脈蒙塵，割地賠款、民生凋敝……近代史的篇章由民族的苦難堆積而成。這個歷史公式就這樣灌輸給一輩又一輩的中國人，彷彿我們的父兄和子孫永遠和西方有解不開的冤仇，所以要強國，要翻身，臥薪嚐膽，韜光養晦，最終中華重光，君臨世界！

在中國人精神信仰資源日益稀薄的今天，上述那個「強國夢」卻一呼百諾，從者如雲。於是，要戳穿這個迷魂大法的硃砂符咒，還須從拆解那個欽定的標準化歷史公式開始。

一、西潮的拍擊

自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體系的發育，中華大帝國固有的朝貢體系必然和自由貿易的新時代發生衝突，這是兩種制度、兩種文明價值乃至是新世界與舊世界的衝突。中國從開始落後於人，便步步落後於人，既然對新世紀的曙光視而不見，自不免更深地沉淪於舊時代的黑暗之中。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特遣使節馬戈爾尼伯爵和副使斯當東爵士率領高規格的使團來華，送來滿船禮品，為中國皇帝祝壽（其時乾隆八十大壽已過），並懇請兩國建立邦交，互派使節，請求大清增開通商口岸，且在廣州允許自由貿易。諸項提議均遭乾隆皇帝拒絕。中英兩國史書載，原先英使不肯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令乾隆與朝臣不悅；後英使同意行跪拜禮，條件是中國使節將來到英國也對女王行此禮。此屬兩個平等國家的正常外交禮儀，而在「邦交」即是「朝貢」的皇帝看來，則為匪夷所思，何謂「平等」？這完全不符合天朝思維對固有「世界秩序」的認知。跪叩之禮僅為外在符號，內裡卻是小農經濟大帝國拒絕自由貿易，儒家思想之重農抑商的價值取向。英國和平通商的請求，卒遭清廷拒絕，誠然乾隆皇帝也下旨「賜予」英王豐厚的禮品，價值遠勝於英使的「貢品」，這是中國自漢唐以降的成例──恩澤四海，王化蠻夷。在清國天朝眼中，自也只有「朝貢」，而不知「貿易」為何物，你有求於我，我無求於人，這是男耕女織的農業社會心態。英使團慾求平等相待而不得，悻然而歸。而這年歐陸爆發了法國大革命，國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拿破侖大軍席捲歐陸，英法旋即開戰。與中國的通商事宜被耽擱下來。事隔23年，歐洲戰事平息，英國於公元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再派亞墨哈斯爵士來華遞交國書，再度因為跪叩之禮談不攏，嘉慶皇帝龍顏大怒，將來使的禮品和國書退回，把英使押解至廣州驅逐出境，中英關係遂比乾隆朝更糟。

公元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國律勞卑勳爵被委任駐華全權大臣，他再度帶來了英女王的國書，卻一樣得不得到平等國的來使待遇，非但國書遞交不出去，連廣州城也不得其門而入，兩廣總督盧坤根本不承認他為外交官，只貶為商人身份。1836年，律勞卑被驅逐出境，在澳門鬱鬱而卒。

故此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一個已經老態龍鐘的大帝國與如日東升的新銳工業強國的注定要發生的衝突。這場戰爭，英國史稱「通商戰爭」，中國史稱「鴉片戰爭」，因為這更符合以道德論史的中國傳統，可惜這與事實有很大出入。關於這點，民國時期羅家倫的《中國近百年史》、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美國學界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台灣柏楊的《中國人史綱》、陳致平的《中華通史》均有客觀分析。平心而論，鴉片輸出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抹不掉的罪惡，是次戰爭的起源雖與鴉片有關，但英國卻不是為鴉片而開戰的，歷史記載十分清楚，英女王斷然拒絕從事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啟戰請求，稱英國不會為了非法貿易和無良商人而打仗。那位在謝晉的「史詩電影」《鴉片戰爭》被渲染為元兇的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在大英帝國的檔案裡恰恰留下了最多的反對鴉片貿易的訓令，他一再申明女王陛下和英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並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鴉片。」措辭相同的訓令不但發給義律本人，也發給義律遭免職之後的新任全權大臣。而那位被中國的歷史課本漫畫化、臉譜化的義律，又恰恰是鴉片非法貿易的強烈反對者，不論是他發給英商的通告還是呈遞給英政府的報告，都嚴厲譴責鴉片走私，他還希望能和中國官員聯手去查禁鴉片。甚至在他被林則徐驅趕到外海漂泊時，他給巴麥尊的信中仍不減對鴉片貿易的憎恨，他表示自己「對於在中國沿海進行的這種強制貿易所帶來得恥辱和罪惡抱有更深刻的厭惡態度，我不知道在該貿易與海盜行為之間有何區別。」指出這點，決非為這些歷史人物添加道德光環，而正是為了摒棄史學當中的「泛道德主義」。林則徐、鄧廷楨與巴麥尊、義律，都是盡忠職守的官僚，詮釋著歷史限定的角色，卻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

事實上，當時傾向禁煙的道光皇帝和英政府，對禁煙運動的結局都難有決定性的影響，所謂賠錢的買賣沒人做，殺頭的買賣有人做。林則徐一直到被流放新疆時才明白，禁煙是注定要失敗的。而義律當時也見不及此，從他對英商發出措辭越來越強硬的指示（義律警告本國商人，任何走私鴉片行為遭中國政府捕獲與沒收，英國政府決不干涉；任何本國人對中國緝私禁煙的武力抵抗，要承擔後果和接受懲罰，其罪與在英國武力抵抗政府相同；任何本國人因鴉片走私而造成中國人的死傷，被判有罪之後，將受懲罰，其罪與英國法律管轄下所犯的罪責相同）便可得知。

自不待言，中國的禁煙派官員和英國無良商人（還要加上中國鴉片二道販子的龐大勢力）對義律所代表的政府立場都不領情，林則徐禁煙之義舉，在具體操作的法理和技術層面上，不幸玉石俱焚地傷害了多國商團的正當利益。至於被驅趕的義律，他確乎不滿意英政府消極無為的對華政策，於是在他的報告裡，英國為商船護航的兵船和大清水師的衝突，被誇大為中英已經發生事實上的戰爭。就在此際，清廷再度鑄成大錯，林則徐虎門銷煙之餘，道光皇帝再接再厲，降旨驅逐所有外商和永禁與英國的貿易，這便是「朝貢體系」的又一次發炎高燒。中英之戰，英議會反對者頗眾，最後僅以九票之多通過。禁煙糾紛為表，通商糾紛為裡；先皇乾隆及嘉慶兩朝不肯給外夷以平等地位為因，中國此後被列強施與不平等的苛待為果。總之，在時代大變遷風起雲湧之際，農業帝國的閉關自守和工業革命新貴的「叩關索市」，訴諸戰爭萬難避免，其結局亦不可逆轉。

二、專制的冷土

中國的朝廷和中國民間曾經得出結論，何以堂堂中華上國由強轉弱，以致一蹶不振？就是因為西方列強一再欺負中國。工業化強國有沒有「欺負」中國？當然是有的。資本的擴張，強烈沖刷著世界上多種不同類型的舊式文明，大浪淘沙，被淘汰的不僅僅是諸多落後野蠻的觀念與陋習，有許多並不能簡單作是非善惡之區分的傳統，如耕讀傳家；如鄉紳制度；如宗法社會；如禮孝仁義等，都是與小農經濟相匹配的文化鱗片，它們其時光澤猶存，卻也被時代洪濤無情地裹挾而去，化為敗鱗殘甲。舊文明被新文明欺負，那是一定的，那不獨體現為強者對弱者的欺負，更多時候則為先進對落後的欺負。如中西摩擦的火星之一──酗酒的英國水手誤殺了九龍尖沙咀林姓中國人（史稱林維喜事件），清朝地方官府便要施行斬首，蓋因以中國傳統觀念及天朝律例，「殺人償命」理所當然。而英國自13世紀就有了巡迴法庭制度，14世紀人民陪審員制度已定型，自然不能交人讓你斬首，於是衝突即起；又如招致英法聯軍侵華的導火索──「通州談判事件」，清廷將前來談判「到期換約」的西夷使者關押虐待甚至被折磨致死；又如廣東炮台守軍炮擊英國打著白旗前來送信的兵船，諸如此類的事件，都是朦昧的老大帝國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和敵意牴觸。說到底，這是兩種文明的碰撞，腐朽脆弱的一方自然被輾為齏粉……

今日重讀《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第一波不平等條約的文本，裡面都有強迫中國政府要將締約國的一方視為「平等國家」的條款，或許頗令時人所不解，明明是外夷不平等待我，何以反來要求以「平等國家」稱之？事實恰恰是大清國長久以來不肯平等待人，最終自取其辱。關於天朝對夷狄的蔑視與羞辱，乾隆朝的英國特遣使節馬戈爾尼伯爵以及道光朝的英國律勞卑勳爵均有日記與回憶錄存世。中華上國對四海夷狄而言，有著不證自明的文明優越感，而朝貢制度則是顛撲不破的世界秩序。據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所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美國即向新敗的中國示好，願意提供西式戰艦和大炮的圖紙與技術，卻遭天朝峻拒——它還不肯從那個虛榮的夢幻中醒轉過來。

中國的洋務運動（自強運動），就是中國人第一次勉強放下天朝帝國的架子，扭扭捏捏地向西方學習。即便如此，為時約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亦令中國發生了頗大變化，惜乎「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之訓，窒息著國人變法的思路與進取心，不得觸及政治制度的革新──這也是專制皇權的必然選擇。於是，國力仍遠勝於日本的大清國，終於慘敗於東瀛島國，這昭示著日本「明治維新」制度變革的勝利，亦是中國在近代化競爭中落敗的標誌。

又經庚子拳亂，國人痛定思痛，總算徹底放下身段，不能再倚「中學」為體，「西學」也不僅僅為用。這第二波向西方拜師取經的浪潮，建樹良多，康梁的立憲思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共和思想，都是「西學為體」。不消說，無論立憲抑或共和，清皇朝一概不予「恩准」。若指清廷王族貴冑顢頇昏聵，那放在道光、咸豐年間也還說得過去，而在晚清，「顢頇昏聵」近乎道德批判語匯，甚至是精神心理的醫學名詞，不入歷史研究的學術之門。其實，權力者們明白著呢，國脈微如縷，在於「洋人欺我」，此為第一遁詞；妄顧國情國本的康黨、革黨作亂，此為第二遁詞（換成現代語言，就是「反華勢力」的圍堵遏制，以及國內推動政治改革的民間力量在「製造動亂」）。說穿了，「改革救得了中國，卻救不了大清」，這是皇室與貴族參悟得十分透徹的道理。怎能指望壟斷一切權力的統治集團放棄既得利益以慰蒼生？可歎的是，這亦系當下中國變革的死結。

康梁已矣，孫文已矣，他們的政治理想固然仍有諸多不足，但令人感觸頗深者，至今中國民間流派紛呈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理念，其制度變革的藍圖其實並未能超越康梁和孫中山，而在極權專制文化盤根錯節的國度裡，那些先賢的思想卻始終未能得以實踐。康梁的制度改良南柯夢碎之餘，孫中山的制度革命又成畫餅。整個民族反而墮入迷思，誤入歧途，墜落更黑暗的夢魘之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氏的暴烈革命是一劑虎狼之藥，國人真的以為「推翻三座大山」，把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掃地出門，再吞服社會主義這顆十全大補丸，便能祛百病，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再不受別人欺負了。結果卻是，跌宕的國運又完成了一個歷史循環，重新回到高度集權和閉關鎖國的老路，外來的以及本土的資本主義確實被剷除了，共產專制和封建專制得到完美嫁接，然後在這沒有天敵的土壤上瘋長、蔓延和膨脹，直至文革，喪亂不止，國將不國……這條死路總算走到了盡頭。

三、畫符的歷史

其間值得深思的是，此前清末與民國在民族厄運中幡然覺醒的知識清流，他們對歷史的反思被毛氏革命所徹底拋棄，毛澤東遠在執政之前就深知掌握歷史解釋權和話語權的重要性，他日理萬機之餘仍十分關注如何去「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適逢其時，範文瀾投奔革命來了。范為浙江紹興人，出身書香世家，北京大學文本科國學門畢業，後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秘書。范國學根基深厚，1926年時在南開大學教書的範文瀾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脫黨。1938年在抗戰期間投入新四軍，次年重新入黨。1940年一月，范到達延安，馬上得到毛澤東器重，登時風雲際會，范被任命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次年再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他在毛氏的直接關照下開始整理自己以往的史稿，毛澤東親自劃下規矩方圓，指示「略前詳後，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 范的《中國通史簡編》成書，原先不過是為延安窯洞裡「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但旋即被毛推為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通史的著作，該書便先後分兩冊在延安出版。1945年範文瀾在延安再奉獻出「馬列主義版」的《中國近代史》（新華晉綏分店1947年出版），本書重新解釋了中國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光緒二十七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這六十年間的歷史。

範文瀾的歷史著作在中共執政後被欽定為「正史」，而且范還被黨要求繼續改造思想，政治上要不斷進步。範文瀾便一再作自我檢討，今是而昨非，他的自我批判是：以往的著作仍存在「非歷史主義的觀點」，於是他提出了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階級鬥爭論是研究歷史的基本綱領。自1953年至1965年，範文瀾致力脫胎換骨地重撰《中國通史簡編》，這回不再是「簡編」了，而是分多冊出版，寫到隋唐五代，因文革狂潮驟起，范被批判鬥爭，全賴毛澤東御賜的「丹書鐵券」，卒能全身而退，1969年範文瀾病逝，時值亂世凶年，幸得天顏眷顧而尚有榮哀。

範文瀾僅繫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先行者之一，此外還有呂振羽和翦伯讚等公，關於翦伯讚，章詒和有長篇回憶文章，頗值一讀，翦公1937年加入中共，為地下黨員，屬周恩來派系，新中國成立後即被黨派遣到燕京大學，以馬列史觀去「改造舊史學」，其中關於近代史部份，出自翦伯讚之手的就有《戊戌政變》和《義和團》等冊子。翦伯讚與毛澤東欠缺直接親緣，其馬列主義的學養修為也不能「與時俱進」，所以自五十年代起便一再被「拔白旗」，他在文革中的命運較之範文瀾亦判若雲泥（詳見章詒和文章）。此外還有一位代表更純正毛澤東「階級鬥爭史學觀」的胡繩，代表作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他較之范、翦尤為激進，其基本立論是：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三大革命高潮」，是惟一的歷史推動力，而洋務運動是封建地主階級「代理」帝國主義去統治中國；至於戊戌變法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在胡繩的論說中，義和團運動要比戊戌變法偉大得多！所謂「三大革命高潮」說，何止是階級鬥爭為綱，簡直就是暴力革命為綱了！

這是對歷史的學術研究抑或給歷史畫符？然而，這就是黨對中華歷史的正統詮釋，因為它恰恰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在哲學領域的核心學說是強調對立、矛盾和鬥爭；在社會學領域的核心學說則是「階級鬥爭」。

四、狂暴的洗腦

如上述，毛澤東把歷史話語權看得力重千鈞，同時更輔之以強力的洗腦運動，如1950年即開展「思想改造運動」，主要針對當時知識份子甚至普通國民多對美國抱有好感（譬如，晚清以降，列強中美國對中國最為親善，既無割地亦無租界；美國反對瓜分中國，提出維護中國主權完整及門戶開放政策；反對日寇侵華、二戰同盟國及戰後的物資援華等等），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及《友誼還是侵略》等多篇「反帝雄文」，就成了反美仇美的精神洗滌劑。毛指出：「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丟掉幻想，準備戰鬥》），毛澤東直斥五四以來的新式知識份子為「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他還下達洗腦命令：「中國還有一部份知識份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 （《別了司徒雷登》）

關於這輪清洗「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改造，是分兩個層面強力推行的，第一是對普羅大眾的洗腦運動，通俗反帝宣傳手冊的密集推出，地方志的改寫，群眾集會的聲討和控訴，甚至動用說書、曲藝和「偽民間故事」（例如《魚盆的故事》為其中經典，該少年讀物以神話筆觸繪聲繪色地勾畫外國傳教士夥同惡霸搶奪一個中國孩子養著魚神的寶盆），同時所有的外國教堂都「轉型」為反帝教育的展覽館，牧師與修女不是帝國主義政治特務的話，至少也是「宗教侵略」的文化特務……諸如此類。第二個層面是對知識份子靈魂與心智的洗滌，這本來難度頗高，但挾著中共建政之初如日中天的威望與人氣，加之抗美援朝的特定時代氛圍，居然也能勢如破竹。關於這個歷史片段，中國作家中傑英有一篇回憶錄，為當時學界泰斗的自我思想改造留下了逼真記錄。中傑英是入學伊始的清華一年級學生，他目睹梁思成、潘光旦等等一代賢者在批判會上的言行，都大為吃驚，這些多系庚子賠款栽培出來的美國名校精英，卻都在捶胸頓足、聲淚俱下地控訴美帝的精神毒害。如果他們因江山易幟、新君臨朝而如坐春風，痛感今是昨非，這倒也可圈可點。但稍遲幾年，這批人全部大「翻供」，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紛紛跳出來「向黨進攻」，如潘光旦所言，只是為了「透一口氣」，他說得十分形象。黨天下的威權統治、全能統治，壟斷了一切話語權與思想的權利，對他們而言，是一種令人窒息的精神暴力。此輪引蛇出洞的「陽謀」，結局不問而知，他們悉數打為右派，進而又展開了一波更為苛猛的思想改造。饒有意味的是中傑英本人，他為一介熱血青年，從剛入校門對師尊們自虐式的檢討不以為然，轉而認同嶄新的時代精神，不旋踵就投身革命熔爐，成了忠勇的學生黨團骨幹，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他本來是站在黨團的立場與 「向黨進攻」的右傾學生互貼大字報辯論，殊想不到，只因他顧全辯論的君子風度，立言不夠狠辣，未能「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卒與他的論敵一同淪為右派。中傑英為性情中人，亦系筆者舊識，八十年代初在廬山同桌用餐時，他念及前塵往事，忽而涕淚縱橫……那是新中國一代青年的心靈痛史！

然而，中國人的精神扭曲這才是第一個章回。此後，毛氏關於電影《武訓傳》、《清宮秘史》、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等一系列批示，無不是為了鞏固和壟斷政治話語權。帝王將相的歷史已化為塵埃，「勞動人民」及「階級鬥爭」成為貫穿歷史的主線，庚子拳亂是「偉大的義和團反帝運動」，更不須提是西方列強既令中國蒙恥又讓這個昏睡的民族看到了現實世界和近代文明──此種史觀已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頗為諷刺的是，毛時代的紅色中國，民貧國亦貧，卻怪誕地浮現出「朝貢」的迴光返照，讓世人看到了帝國天朝清秋大夢的最後幻影。殊不知彼時「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無一不是花錢送禮買來的。且不說朝、越及「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沒一個是省油的燈。單說那些打秋風的亞非拉夜郎小國或者忽生忽滅的小黨，前來朝覲一下，必可滿載而歸。坦讚鐵路的無償援助，就是毛澤東接受朝拜時對讚比亞總統卡翁達的一句話，當堂敲定，且莫說卡翁達本人甚覺意外，連在座的中共同僚都無不瞠目結舌。結果10年工程，血汗斑斑，建成後坦讚土著無人能管理，經濟效益也不堪提起，中國無數次追加註資，也無法救活這條「友誼鐵路」，到現在，它乾脆被非洲地主賣掉了，當然一個銅板也落不到中國人的腰包……幸而幾經蹉跎，「朝貢」廟堂這盞飄搖不定的長明燈，終於熄滅了。

五、國運的輪迴

中國第三波向西方學習的浪潮，始於開放改革的元年──1979年。被趕跑的國際資本主義被請回來了，久違了的德先生賽先生也回歸中土。

八十年代是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的年代，其時思想解放運動春潮湧動，知識份子終於理清了近代史中國衰落的癥結。西方列強雖令的中國蒙恥，卻也給中華民族送來現代文明，乾隆朝的外夷的和平通商之請，未能打開帝國的朱門，鴉片戰爭的大炮卻帶來了五口通商；八國聯軍蹂躪了辮子國民最後的自尊，卻帶來了「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且看今天中國加入ＷＴＯ的承諾條款，哪一條不是當年外夷逼著中國做，而我們認為是奇恥大辱而死活不肯的？

不過仍須指出，八十年代大陸知識清流的理性認識，為來得及進入學校的歷史課本，其思想高度並沒有超越民國時期及其後港台暨海外學界早已定論的近代史觀。當然那時能看到蔣延黻、余英時、羅家倫、郭廷以、柏楊、陳致平等人的書，也並不容易（八十年代僅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大陸出版），不過大陸學人通過自己痛苦的摸索和曲折的漸悟，卒能擦亮智慧之燈，燭照歷史，畢竟難能可貴。那時有金觀濤、劉青峰的《興盛與危機》及其後的電視片《河殤》，《河殤》誠然失之粗疏浮躁，但大陸思想文化界重新尋思自己民族的來路與去處，這和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脈動是同步的。被畫符與施咒的「黨化」歷史，已被推撼得搖搖慾墜。然而，這股春洪竟在一夜之間被截流，槍炮聲才歇，思想專制的大閘又轟然落下……

卻說民國時期及海外學界何以能超越近代一百幾十年中國因文化受挫感和因愚昧而鬱結而生的仇怨？其實無他，彼時的民國雖仍為專制政體，但它沒有「偉大領袖」的耳提面命，沒有各種「光輝批示」和思想運動，學術自由大體未受政治鉗制，故有公正之筆，清醒之論。可歎的是，及至九十年代，港台及海外史學界的成果在大陸已可躋身書店，而大陸學者袁偉時、吳思等人的論說亦已遠勝於八十年代的歷史反思，但此時不同彼時，從一代青年的集體無意識裡，那個被畫符與施咒召喚而來的心魔，壓倒了獨醒者的聲音而肆虐至今，陰魂不散的仇外式「民族主義」其聲隆隆地大回潮，如同在招魂幡下狂舞的魅影。

如果說八九春潮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必然結果，那麼，六四後的仇外民族主義蠱惑宣傳，就成了統治者的救心丹，為匡扶搖搖慾墜的政權合法性，哪怕是虎狼之藥，也得飲鴆止渴了。然而，何以當局諸如「反和平演變」之類意識形態話語，以及其後的「三講」乃至「三個代表」等一再更新的政治桃符，始終乏人問津，而訴諸感性而非知性的仇外宣傳，其香火信徒卻如過江之鯽？這其實並非中國人所獨有，對外部世界的敵意和該民族的文化受挫感是成正比的，越是有過文明輝煌史的民族越是如此（譬如伊斯蘭世界）。此外，即便資本主義體系比舊的文明形態來得進步，卻也並不能與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撇清干係，它對弱勢民族的剝削與壓迫，尤甚於對本國國民，這是事實——儘管其強度又要比那些專制強權的政府對自己子民的壓迫剝削要輕（一如今日中國之外資企業）。但帝國主義的歷史劣跡，在文化受挫感甚為強烈的民族群落裡，很容易被歸結為國家恥辱與仇恨的總根源。越是在專制政治的國度越是如此，蓋因權力者壟斷著傳媒、信息、話語和一切公共權力，它永遠不讓人民知道，一個國家的興衰所繫在於其內政、在於制度、在於融入人類文明的主流。

六、仇恨的刺青

「愛國」這一價值判斷，在人類社會發展現階段當系人的一種基本情感。而「愛國主義」在思想哲學界卻不見經傳，它屬於政治語匯。而仇外式的「愛國論」則是極權主義的產物。

仇外式的「愛國」一直是中共建政以來的宣傳導向，但在毛時代卻還有超乎其上的至尊法統，那就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愛國主義只是攀援寄生於這思想法統之上的輔助性精神資源。到了鄧小平時代，至尊法統是「四項基本原則」，但它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戒律而存在，本身缺乏魅惑力和凝聚力，於是愛國主義便在80年代高歌猛進， 「胡趙新政」的十年，西潮東漸，此時愛國的主旋律雖亦為「振興中華」，但仇外色彩趨弱，即便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其主流基本是健康向上的，到了八九春夏，愛國主義甚至昇華到追求自由民主，這是五四精神的延續，只有「德先生」「賽先生」才能救中國——此系真正愛國運動的必然選擇。

及至「後八九時期」，北京當局既失去了道德合法性，也失去了道德話語權，因為它那套意識形態話語系統裡再無一字半句被人民所相信。為確保政權的安全運行，唯有靠赤裸裸的暴力與謊言。暴力的極致已經向全世界展示過了，謊言倉庫裡許多陳舊貨色本已朽敗不堪，但有一包長了綠毛的存貨仍可派上用場，那就是強化仇外式的教化宣傳，讓民間所有的仇怨和不滿，都排放到這條心理陰溝裡。經過十數年的愛國「催情」灌輸，一輩憤青茁壯成長，當年追求民主的愛國碧血濺落之處，竟瘋長出密麻麻的精神毒菌，這一撥新潮愛國者之「愛」，是植根於「恨」之上的，亦即對一切假想出來的「謀害中國」的外寇的深仇大恨，其中既有從曾曾祖父那輩繼承下來的陳年老賬，亦有現政權欽筆開列的新賬，條目繁多，總之是新仇舊恨，不共戴天！

考民族主義的思想源流，它在原產地歐洲確乎與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有著親緣關係，但在歷史的川河裡，民族主義亦並非總是徒具破壞力的排空濁浪。縱觀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史，普遍湧現過民族主義思潮，在抵禦外侮的強烈心理訴求之下，民族主義者同樣熾熱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他們和自由主義者從來都是併肩作戰的熱血戰友，尤其是韓國，民族主義者與民主先驅一道出生入死，前仆後繼幾十年，成為推翻專制最忠勇的同盟軍；再觀中國的五四運動，反帝與爭取自由民主也是同一竿大旗上迎風翻飛的纓穗。至於「反帝」怒吼壓倒了「啟蒙」，那是國際時局的變易使然，在當時或難避免，不幸的是歷史的步履再也沒有回到「五四」民主啟蒙的原起點。自從中國本土的民族主義被極權統治所收編，它的自由民主理念便被閹割了，空餘「愛國」而且鹹於「愛國」，愛國必言反帝反霸，其他免談。於是愛國主義又萬流歸宗，淌回既定的河床，在百尺高壩裡縱聲喧嘩……

一百六十年以來，中華民族走向近代化和現代化的步履如此沉重，一波三折，癥結都在於統治階層的冥頑不靈。中國人在痛苦中反覆求索和一點點積聚起來的理性和智慧，總被風吹雨打去。時間的鐘擺在晃動，歷史卻在迂迴前進之後又猛然倒流。聽聽滿耳的愚民宣傳和奴化教育，看看學校課本和官方的輿論導向，那已不止於畫符與施咒，而是一種強制性的集體「紋身」，給這個國民的心靈刻上仇恨的刺青。歷數民族的苦難屈辱，以前還勻一份罪責給腐朽沒落的專制皇朝，而今幾乎都記在西方列強的賬上。如果說這種教化對權力者來說只是凝聚民氣的工具，那麼在這個信仰虛無的年代，狂熱的民族主義便成了許多人心靈神龕的香爐與燭火，成了「准信仰」和「准宗教」，於是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十冤九仇，便從宗教心理學上的「苦難崇拜」升級成「屈辱崇拜」，時刻銘記並裸呈出民族的瘡疤——這正是所謂的集體「紋身」。

從畫符、施咒到紋身之餘，當權者告訴老百姓兩條鐵律：「穩定壓倒一切」和「發展是硬道理」，那些向中國人民推銷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外夷從來沒安好心。這劑愛國迷魂湯，果然讓許多人相信，靠集權制度是可以建成一個富強的現代國家的。於是，「強國夢」在持續發酵膨脹，如同喝了黃表紙灰沖的符水，頃刻成就「愛國」 護體神功，百毒不侵，於是便大哉中華、壯哉中華了。

一個沒有自由民主的國家可以「和平崛起」；一塊沒有人權法治的土壤可以孕育出「和諧社會」，實屬匪夷所思。回首前朝往事，中國何日方得從冗長的歷史夢魘裡悠悠醒轉過來？

（寫於2005雞年中國新年）（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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