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我的大爺王有恒是一位遠近聞名的教師，在五七年“反右”時被關進監獄，六一年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我的妹妹，小名叫大珍，在60年被活活地餓死在家中，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烙上了永遠也抹不去的烙印。提起59年、60年，中國大陸經歷過的人，尤其是在農村長大的人都不寒而慄，都有千言萬語要訴說。我經歷過一次共產黨搞的“憶苦思甜”報告會。會上，有一個報告人痛哭流涕地控訴著解放前國民黨怎麼不好、地主富農怎麼怎麼欺壓百姓，說到興頭上，他說：“就是再苦也沒有59年、60年苦哇！”打開的話匣子當然被報告會的主持人蓋上了。

我是55年出生在安徽鳳陽縣的一個農村，兒時的記憶都是噩夢。59年、60年近兩年的時間我幾乎就沒見過糧食，填肚子的是各種野菜、半偷不偷來的胡蘿蔔等。因為我們那裏不種桑樹，所以想吃樹皮、樹葉也找不到。記得有一次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向大一點的孩子要黃豆吃，那大一點的孩子說：“你來喝我的尿，我就給你幾個吃。”那小伙伴一點沒有遲疑地蹲在地上張開小嘴等待尿的到來。喝完兩口尿，才得到了幾粒半生不熟的小黃豆。住在我們家不遠的一位大娘，人家告訴她：“你快去家看看吧，好象你那兒子快死了。”但她卻獃若木雞地說：“我算他昨天就要死的。”說完話，卻仍不見她要回家的跡象。我們村上有一家七口人全部死光。離我們村不遠的一個莊子上就有一個老太太親手殺死了鄰居家的一個小孩，放在鍋裏面煮。因為人餓到那種程度，嗅覺是極其靈敏的，她把門關得再緊、鍋蓋得再嚴，那香味也傳得很遠，所以在她沒有來得及吃的時候，就被很多人發現了。

我的哥哥比我大一歲多，身体也比我好一些。因為我爸爸當時在一個離家七、八里路的醫院裏當院長，所以哥哥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往那兒跑，多少也能弄一點東西吃。哥哥說路上有很多死人，他也不知道害怕，那真叫“路倒”，就是人走著走著就倒下了，再也起不來了。我父親後來給我們說，醫院也沒什麼病要給治的，就是準備點黃豆麵，有所謂的病人來的時候，喂幾口黃豆麵湯就行了，都是浮腫病。

一次母親背著我去二十五里外的姥姥家，看能不能弄點吃的。在月光下，我老遠就看見地上有一個指頭大小的胡蘿蔔，我掙扎著從媽媽背上下來，飛快踉蹌地向那個寶貝跑去，上面有很多泥土也顧不上擦掉就塞到了嘴里。到了姥姥、老姨家後，也使她們很為難，就從旁邊的酒廠裏買了些酒糟回來，倒在地上撿那里面的發酸、發霉、變黑的山芋乾片吃。我後來很能喝酒，就有人開玩笑說，我的酒量是那時候鍛煉出來的。

但是就是在離我們家只有十幾米遠的糧站大倉庫裏卻堆滿著又白又大的山芋乾。我們很多小孩都經常跑過去從門縫裏扒一塊兩塊出來吃。有一次我的手剛一伸進去就被一只腳猛踩了一下，現在想起來右手還隱隱作痛。後來知道了那是站長的兒子幹的。在吃大食堂的時候，如果誰家的煙囪冒煙，很快就會有人來，會把你家所有吃的東西、鍋、碗什麼都抄走，可能還會招來意想不到的麻煩。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有一次我站在哥哥後面排隊領飯，說是飯，其實就是野菜湯加一點面粉，確確實實是可以照出影子來的。那打飯的大娘（我們稱呼她二舅母）看見打給我哥哥的飯裏有一個豆粒大小的麵疙瘩，赶緊說：“回去給你媽講，我給你盛個疙瘩。”她也是無意中盛進去的，但那湯的透明度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個外鄉人，三十多歲的漢子被村裏的幾個人活活地打死了，原因就是他吃了食堂的飯而沒有去給生產隊幹活。

我們這一輩子人真是先天不足，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又使得我們後天營養不良。當學生的不上課，整天的“開門辦學”，上山砍柴給學校留著賣錢；下河挖砂給公社鋪路。要麼就是下地幹農活或到校辦工廠做工，反正不讓你進課堂。就是在教室裏那也是工人、農民、解放軍或什麼領導給你上課。我們已經是農民的兒子了，但還是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只是由於自己靈魂深處的不甘心，才在不知不覺中主動地學了一些文化知識，也才沒有徹底地浪費了那些美好年華，才在七七年恢復高考中考上了學校。

還有一件事情是我多少年來都難以忘懷的，每每想起就會對中國共產黨產生無以復加的憤恨。我們村上有一位老人叫程幫俊，他在鎮壓反革命的時候，因為他家的成分是富農，在一次集體槍斃反革命分子的時候把他拉出去“陪斬”。行刑前也沒有說不槍斃誰。槍響後他已經魂不附体了。旁邊的人告訴他你真的沒死，他才敢相信自己還活著。當時他抱著頭拼命往家跑，閂上房門昏睡了幾天不敢見任何人。

共產邪靈真是無法無天，無惡不作。中國共產黨不滅，真的是天地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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