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1日訊】　　 萬之：想像回家
　　「人們告訴我，這房子的主人從來都不在家。」

亨利克．易卜生：《培爾．金特》

　　一
　　喜歡一首歌，到處流浪的三毛寫的《橄欖樹》。「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常有瑞典朋友問，你從哪裏來？當然回答是從中國大陸來，不是香港，不是台灣，也別把我當韓國人日本人越南人。朋友繼續問，知道你是中國人，不過中國可大了，問的是你從中國甚麼地方來？我就學三毛，最好是別問，我也不知道，只能說我的故鄉遠方，在中國。
　　確實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現有的瑞典護照上，出生地寫了湖南，那是按照原來中國護照上的籍貫轉過來的，就是說依照父親出生地填寫，其實不是自己的出生地。我的出生地是江蘇常熟，是母親家鄉。但也難說我是常熟人，我七歲就離開那裏到上海上學，因為父母分別在上海復旦大學及其附中教書。六六年回過常熟一次，以後就再沒有回去過。也有人把我看做上海人，因為有個家在那裏，母親現在還住上海，我也會說點上海鹹話，但我只在上海讀完小學中學，就自己把自己「流放」到塞外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去了。其實我很願意說我是內蒙古烏蘭察布人，我在那裏待了八年，和抗日戰爭時間一樣長。我會說當地漢語方言，知道蒙語「賽」表示好「烏素」表示水，有了「賽烏素」好水紮下蒙古包就是家。我碰到內蒙古來的人會感覺親切，網上結識一個蒙族姑娘，至今還時常通信。不過，我又是從北京出國的，我在北京讀大學讀研究生又留校任教，前後也是八年，也在北京安了個家，所以，要說我從北京來也沒有錯誤。其實來瑞典前，我還在挪威讀過四年大學，在奧斯陸也安過一個家，那裏算是我又一故鄉。我上了一年挪威語精讀課，通過了可讀研究生課程的語言考試，在戲劇系又讀三年研究生課。我是手持一本挪威發的旅行證件嘴說一口挪威語到瑞典來工作的，儼然算一個挪威人。北歐幾國一個有趣的語言現象，就是可以各說各的本國語言，但互相卻可以溝通，其差別還不如北京話與上海話或廣東話。我剛站到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講台上給學生上課的時候，一開口就讓學生們睜大了好奇的眼睛，這個老師用挪威語給我們瑞典人上課，卻是黑髮黑眼黃皮膚地道中國人！
　　我覺得我已經難說故鄉是哪裏。我是個四處漂泊流浪的流浪漢，到哪裏都是異鄉人，到哪裏也都是故鄉，就像我一篇介紹俄羅斯流亡詩人布羅斯基的文章題目， 「四海無家，四海為家」。
　　二
　　要說回家先得說出走，沒有出走，談何回家。
　　電話裡，年邁的老母多次嘮叨著說，生你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會飛走。你屬龍，又是早上八點生的，早上的龍要飛出門，不會留在家裏的。
　　母親的話，我未必當真。人的行為之因，古希臘悲劇說是天意命定，莎氏比亞以為個性使然，浪漫主義以理想帶動，現實主義強調社會環境影響，自然主義擺出生理原因，弗洛伊德研究出心理和潛意識，荒誕派戲劇乾脆認為毫無邏輯理性可言，這些我都曾兼而學之，也難偏執一端。只有一點明確，我確實很早就從家裏飛出去了。一開始也沒想到能飛那麼遠，先飛到了中國北方，然後居然飛出國境，飛到北歐，甚至飛到過北極圈內。
　　出走的念頭從小就有，除了想入非非的天性，那時還覺得家庭氣氛憋悶，有點像是牢籠，總想要衝出去。這當然還不是一種明確的自由理念，而有別的因素。說到我的家庭，背景確實有些複雜。母親這邊給了我一點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確實就是一點，不多。外祖父曾經留美，回國後擔任南京金陵女大中文系主任，我母親也就讀於這個教會學校，所以有些洋氣，信仰基督，會說點英語，會彈鋼琴唱英文歌，講點莎氏比亞。父親這邊是另一種革命傳統。祖父參加過同盟會，跟隨孫中山造大清皇帝的反，而我父親很小就跟隨共產黨鬧革命，參加過家鄉湖南湘潭的農民運動。據如今修訂的《湘潭縣誌》，當時我的親舅公楊昭植是共產黨湘潭縣委書記，兩個姑媽分別是婦女部長青年部長，我父親才十幾歲就當兒童團長。到馬日事變國共翻臉，親舅公被殺後人頭掛在湘潭城門上示眾。父親逃到我大伯父（北大畢業，當時在教育總長蔡元培手下任浙江省教育廳長）那裏避難，因此脫離革命而轉走蔡公「教育救國」道路。我出生時父親是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不過又入了共產黨。我後來在海外碰到流亡出來的蘇紹智先生，還說到他當時是我父親同事，還是入黨介紹人。在我看來，父親表面是個共產黨人，是個現代學者，骨子裡其實還是個謹言慎行的封建士大夫。學術上他專治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滿腦子重農輕商的傳統理論，貶低資本主義；文化上也比較保守，對西方現代文明相當排斥。他的書房裡，西方文學著作幾乎一本不見，只有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一類的東西。就治家而言也有些封建古板，過年過節的時候，我們家裏會拉起窗簾擺上祭品跪拜陳家祖宗。父親講究律己的禮教，也想把子女訓誡成為一個個循規蹈矩的人，但家教甚嚴反而也造成如今所說的逆反心理。
　　可想而知，在這樣的家庭裡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母親是受到壓抑的，而我在家是個老么，受到母親寵愛更多，也跟著感到壓抑，所以或許這裡還有點弗洛伊德「戀母弒父」情結。母親甚至兄姐的嬌縱，也使我變得任性不羈，有時一賭氣就喜歡一個人在野外閒逛，自由自在，用不回家表示抗議。那時家住上海復旦宿舍，外面都是農田野地。國民黨撤退前曾經想固守上海，郊外遍築鋼筋水泥的碉堡，我經常在這些碉堡旁遊蕩，碉堡內幽坐，有時看到過死人的白骨，引起我對這些白骨原主命運的遐想，後來寫入了小說《開闊地》中。
　　十四歲的時候，文化革命如火如荼，自己也很想造反，但是家庭出身有了問題，父親因有「脫黨變節」歷史問題而被鬥，被抄了家，所以我當不了紅衛兵，沒法學紅衛兵串聯走遍天下。不過我曾經和夥伴翻牆進入上海火車站，身無分文也想去扒火車闖天下，結果是被民兵抓獲，通知我家裏來人領回。
　　出走的夢想在十六歲時終於實現。當時成千上萬城市青年無學可上也無業可就，終日流落街頭，聚集生事，成為影響城市社會安定的隱患。湖南省有個城市想了個辦法，把城市青年遣送下鄉，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個方法上報中央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稱讚，大筆揮動，讓城市知識青年都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復旦在上海郊區，復旦子弟本來可以就近插隊落戶，讓本來瞧不起郊區戶口學生的市區學生羨慕得要死。二姐二哥都到附近寶山縣農村落戶去了，那裏和全國農村相比還算富裕，豐衣足食沒有問題，離家又近，騎自行車去也不過幾小時，但我卻不想步他們後塵，守在家門口，所以自己報名到最艱苦沒有多少人願意響應的內蒙古去，逞心和「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作對。中學領導正苦於市區學生大都不肯離開繁華都市，有我這樣捨近求遠不要動員自願上鉤者，自然歡迎鼓勵，甚至樹立為榜樣，卻不知道我自有私心。父母想勸阻我，還動員兄姐來說服，但畢竟不敢承擔抵制偉大領袖號召的罪名，也就阻擋不住，我的出走終於成功，在六九年春遠遊內蒙古。記得出發離開上海時，火車站上一片哭聲，正和阿城在《孩子王》開篇描寫的一樣，甚至有上海小姐哭得死去活來，而我心中只有興奮和激動，只有脫離了牢籠的自由之感。
　　也正因為這是自我流放，至少從個人來說，我從來沒有把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看成一種離鄉背井的人生災難，或是作為自己受到政治迫害和懲罰來抱怨。對那一段農村生活，黃土高坡，粗食淡飯，我至今還是懷念不已，也把它當成自己文學創作的主要資源，《遠方－雪》和《大兒馬》等等都是那段生活的記錄。我相信，有些文友和我定有同感，比如寫出了《我那遙遠的清平灣》的史鐵生，都不會對下鄉有哀怨之氣。最要緊的是，遠走他鄉不僅是和家庭和城市拉開地理上的距離，其實也是文化和精神反叛的一條途徑，天高皇帝遠，只有在那邊遠偏僻的地方，在代表權力的文化與話語相對薄弱的底層，當權者精心構建在少年人心中的種種偶像才土崩瓦解，我們才獲得了顛覆的力量，重塑自我。地理的距離因此轉化成文化和精神的距離，身體的出走也成為精神的出遊。
　　更沒想到那麼偏遠的地方還殘存各種不同文化的遺痕，也開闢了我精神出遊的新天地。我下鄉的那個村子就有比利時來華傳教士修建的天主教教堂。曾在地頭和我一起鋤地或築壩的就有畢業於張家口神學院的神父，穿戴和當地農民已經沒有區別，可談吐見識讓我聽了發呆。縣城還有個文化館，當時封存了不少舊書，正好有個知青後來分配到那裏做圖書管理工作，偷出了很多禁書給我們這些還識字的好事者傳閱。我就是在那時讀到了很多西方名著，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譯的莎氏比亞數大悲喜劇，傅雷先生翻譯的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歐也妮．葛郎台》、《邦斯舅舅》、《貝姨》、《高老頭》等等。凡是能抓到手的就亂讀，飢不擇食，而嚐食禁果本身就讓人興奮。誰能肯定，亞當和夏娃不是有意嚐食禁果而把自己放逐出上帝的樂園之外？
　　精神的出走從此更漫無邊際，越是禁地，越想深入，而且發現文學創作可以給自己的出走開闢新天地，即使筆力不足，還沒找到自己的語言，幻想卻無須受到現實世界的局限，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時間和空間。我寫過長詩《水手之歌》，趴在炕頭上完成了長篇《酸葡萄》，都在身邊的知識青年朋友中傳看。
　　文革結束後我考到北京讀大學，身體回到了體制文化中心地帶，精神的出遊卻從來沒有停止。一九七八年年初入學，年底就進入了北京的地下文學圈子，成了張貼北京西單民主牆的《今天》文學雜誌的成員。當時北島芒克等人正在籌備這份雜誌，這些詩人不缺詩歌就缺小說。我就讀中文系，有一篇小說作業曾經被仍很保守的老師作為思想傾向有問題的作品批評，但在同學中傳看，有個同學正好是北島鄰居，做了介紹，北島就邀我加盟《今天》。記得北島帶我去參加編委會議的時候，心中也有一種小時候離家出走的興奮感，彷彿看到威嚴而小心翼翼的父親坐在雲端，張口結舌，卻再發不出呵斥的聲音。
　　中國的政治氣候對每個人的生活都有著非常具體的影響，一場場政治寒流總讓不少人感冒頭疼。西單民主牆消失了，《今天》被封殺了，一批朋友入獄了，一批朋友退隱了，我大學畢業分配時也遇到種種麻煩，個人行動自由和語言表達時時受到限制和壓力，需要不斷抵抗，但坦率地說我對此並不非常在乎和敏感。我認為精神的自由和身體甚至言論和出版的自由大致無關，精神的出遊和身體的出走完全可以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不讓我說話不讓我出版，卻不能中止我的思考。不論身處何地，即使牢獄之中，也沒有任何高牆可以禁錮我的心靈和思想。
　　我相信，一個人可以扮演兩種不同的角色。一種角色在俗世裡，身不由己，要靠工資吃飯要戴面具生活，還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過的是非人的生活，正像裴多菲詩作《狗之歌》中的一條狗，而另一種角色在精神的世界裡總是可以流浪四方，正像裴多菲詩作《狼之歌》中所描寫的那樣，依然可以做一條荒原上的野狼，飢寒交迫卻自由自在。
　　一九八五年我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歐美戲劇文學碩士專業，留校任教，同時開始繼續尋找出國攻讀博士的機會，也是還想出走，看看更廣闊的世界，後來被挪威奧斯陸大學戲劇系錄取。想到這是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的易卜生的家鄉，我真覺得自己是最幸運無比的中國人。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我坐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離開北京，先經過蒙古，橫穿西伯利亞大平原，到莫斯科再轉火車經過列寧格勒到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再坐客輪西渡到瑞典斯德哥爾摩，最後做火車到挪威奧斯陸。這次北行就不僅僅是離家出走，而且是出關，出國了。
　　「道不行，乘桴柁於海」，我的出走還沒有結束。
　　三
　　「舉頭忘明月，低頭思故鄉」，中國的孩子大概都會背誦李白的這句詩。
　　要說不思念自己的故鄉，那是不真實的。不論流浪到哪裏，不會不思念自己心中的 「橄欖樹」。到處是故鄉，到處是對故鄉的思念。我思念湖南我踏足過的祖先灑過血的紅土地，我思念我出生的常熟城裡漂來蕩去的木船，我思念我坐著叮叮噹噹的電車去上學的上海馬路，我思念我的塞北風光我的烏蘭察布大草原，我思念北京的胡同甚至它春天的風沙冬天的煤煙……
　　世界上的確有些弔詭的事情。比如說出走其實是為了歸來，背井離鄉其實是為了尋找家園，離開其實是為了思念。人生就如某位詩友所說，其實始終是一種雙向的旅行，精神的漫遊同樣如此，是出發也就是到達，是開始也就是結束，是起點也就是歸宿。北歐人有句俗得不能再俗的成語，叫「出門不賴，回家最好」。易卜生詩劇《培爾．金特》裡，主人翁培爾在山裡尋找到了心上人索爾維格，卻不得不「繞道而行」，通過出外漂流一生，嚐盡人生甘苦，才能在白髮蒼蒼之時再回到索爾維格身邊，也只有在愛中找到了自我。在中央戲劇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正好導演系學生排演這個戲，有的學生不能理解「繞道而行」這個道理，有位老師輔導說，這是易卜生刻劃和批判培爾見了困難繞著走的怯弱性格，我聽了無法辯駁只能苦笑。其實，讀點《聖經》就能體會，在基督教的傳統裡，充滿著「繞道而行」的弔詭意義。人期待著上帝來把自己接到天國樂園，可上帝首先是把體驗到人生之愛的亞當夏娃驅逐出樂園。不經過重重「煉獄」的繞道而行，又怎麼能構成一部但丁的《神曲》？
　　早年出走內蒙古，有過從家庭解脫的興奮，有過獲得自由的快樂，可一到冬閒時刻，特別是一到病疼纏身而無人顧愛的時刻，想家的念頭突然襲來，強烈到不能克制的地步，只盼望立刻上路。所以，後來我差不多每年還是回家一兩次，從落戶的村子出發，先坐吱吱呀呀的牛車馬車，然後坐車輪一動就塵土飛揚的汽車，然後再坐那個時代總是擠得無插腳之地的火車，目的就是一個：回家去！其實心裏明白得很，回家後也還是會感到無聊和失望，牢籠的感覺又膨脹起來，每次回家又希望早點離開。所以，與其說是回家，不如說就是為了上路，能再聽到火車車輪壓在鋼軌上的聲音，對我就是最愜意的音樂，甚至希望沒有終點最好，始終是那種在路上的感覺。至今為止我對旅行似乎從不厭倦，最喜歡去車站碼頭機場這樣的地方，因為到這裡不是出走就是回家。
　　出國到挪威，真是流浪到了天涯海角，家鄉遠隔萬里，回去的機會自然少了。一九八八年我曾經回去過一次，但下一次回家就要到十多年之後了。橫在中間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阻擋浪子回游的旅程，甚至把我送上了政治流亡的不歸之路：六四凌晨的槍聲把多少文人送上了流亡甚至逃亡的道路，也把中國文學的一支分流到了海外，詩人北島到奧斯陸來找我商議重辦《今天》，為流亡的文學再開闢一個新的自由家園。我們把十來個流亡作家請到奧斯陸來開了第一次編委和組稿會議。在當年出版的復刊號第一期上，就刊出了高行健有六四事件為背景的劇本《逃亡》，也為此，《今天》一復刊就再次登上中南海的黑名單，也成了當局拒絕我回國的理由。
　　八六年出國的時候領了一本中國護照，五年有效，快過期的時候，試探過到中國使館去延長，而得到的答覆是，延長可以，要寫個「東西「，否則就不給延長。這是很多六四後流亡或滯留海外的中國人都遇到過的事情。我不想寫那個「東西「，於是護照自然就不能延長而作廢，要旅行就缺少身份證明，只好去換成了一本旅行證件，先是挪威發的，到瑞典後又改成瑞典發的。那個證件上面寫得清楚，是根據聯合國難民條例頒發，註明我是中國公民，憑證件可到各國旅行，只有中國除外。於是我成了一個有國難投的中國人。憑那本旅行證件，我曾經到過歐洲很多國家，到過美國，但是我卻不能憑這個證件進入我自己的國家。那年，我寫出小說《歸路迢迢》。
　　九二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參加一個項目，傳來父親癌症晚期住院的消息。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自然很想再見我一面，母親也希望我能在父親走前能回去看望，給他最後的安慰。我卻因為證件問題不能回去。其實，因為人生道路的歧異，因為政見不同，我和父親有多年互不通信了。有好幾年我給家裏寫信只寫給母親，不提父親，而父親也堅持己見，認為我選錯了人生道路，崇洋媚外，數典忘祖。然而，大概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概是經過了六四事件的震撼，父親也終於認識到自己一生的迷誤，總之，臨終的父親早已沒有威嚴，而只有對我的掛念了。我身在異鄉異地，家庭的壓抑感早以消退，再沒有強烈的叛逆之心，反而感到父子親情其實深藏心中，才感到兒時父親的教誨也自有其良苦用心。小時候我恨父親吝嗇，從來不肯多給零花錢，一句「由儉入侈易，由侈入儉難」反覆教誨，讓我耳朵起繭，要到多年之後，我才能體會這句話的深意。他給我的傳統教育並非無用，至少讓我背誦《古文觀止》使我獲益匪淺，至今還能記得李白的名句「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我不就是天地這一逆旅中的匆匆過客？我終於拿起筆給我父親寫下了多年來的第一封信。那時我已經認識了安娜，她後來成為我的妻子。我也把我們的照片寄了回去。母親說，父親讀信時頻頻點頭，他接收了一個浪子的歸來。
　　一九九九年春，來自各種渠道的消息都說明，我可以回家了。當時瑞典外交部準備派安娜出任瑞典駐中國的文化參贊，她以漢學博士學位、國家正式考試通過的中文翻譯和十幾本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著譯的優勢，在十多名申請者中處於無人可敵的地位。而我在猶豫觀望多年之後，也終於在九八年加入瑞典國籍，可以順利作為 「隨軍家屬」結束流亡返回北京了。可是，我的回國夢想沒有成真，沒有想到我在瑞典其實也是個不同政見者，瑞典外交部內有人擔心我到了北京會製造麻煩，讓中瑞官方友好蒙上陰影。就在任命前，瑞典外交部內有人給中國駐瑞典大使通風報信，借刀殺人，讓中國大使出面強橫地干涉這件本來屬於瑞典內政的事務，而瑞典外交部內的人就順水推舟改變任命安娜的決定。他們以為我們會乖乖地聽命屈服，卻沒想到我從來長著反骨，越是壓制越要反抗。我們的公開抗議結果成了瑞典最大報紙頭條新聞，瑞典國家電視台二十四小時滾動新聞播出，瑞典人民的抗議電話像密集炸彈接連不斷投向外交部，直到正在國外出差的外交大臣安娜．林德聞訊電話打回瑞典，宣佈了召見中國大使表示抗議和凍結向中國派遣文化參贊的決定。可惜，雖然安娜．林德給了我們一定的支持，甚至在電話裡直接給了我們問候和安慰，卻也不能把我們送上飛往北京的飛機。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2003年被刺身亡，我悄悄到她去世的醫院門口，在如山的花堆上也放下了一支玫瑰。我還從來沒有對一個政治家表示過這樣的敬意，因為政治家大都難以保持誠信，其實我知道，瑞典外交部早已經妥協，悄悄地向北京派出了駐華文化官員。
　　當然，我還是想回家。老母親年過八旬，已經年邁不能坐飛機來看我，只盼望我能回家，只盼望見到兩個孫子。2001年，我到中國駐瑞典使館申請簽證再被拒絕。某領事當面拒絕我的一條荒誕理由，居然是因為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我在瑞典媒體說了讚揚的話，還那麼得意地出席了發獎儀式和宴會。有寫詩的朋友向我介紹經驗，說可以「繞道而行」，到香港去申請中國國際旅行社的簽證，然後在羅湖過海關，有可能成功。我知道這條路，但也知道有些知名流亡人士雖持有簽證也在羅湖海關被攔住了。我沒有把握，但思家心切，母命難違，也覺得自己不那麼知名，於是抱著僥倖一試的心理，帶著兩個孩子上了路。真是幸運，一切果然是按照詩人所說的過程順利發展，我順利地取得了簽證，順利過了羅湖海關，然後從深圳黃田機場買到了當天的機票飛到上海，機輪降落跑道的那個瞬間，我體會到了老邁的培爾回到家鄉的感慨。
　　回瑞典後，聽說中國駐瑞典使館知道我成功繞道回國之事後大為惱火，說是以後不會讓我再有這樣的空子可鑽了，我的名字大概會登錄到所有中國海關電腦系統的黑名單上。在這個國家機器最先現代化電腦化的時代，我想他們是做得到的。把你流放在外，不讓你回家，不讓你再見到親人，不讓你到中國去工作，甚至做個外交官 「隨軍家屬「都不可以，這是世界上的專制暴君懲罰不同政見者的常用手段，不足為奇。這種手段還確實行之有效。思鄉思親是人之常情，可以成為一種精神重負，所以有些人承受不了，放棄了，屈服了，甚至精神崩潰了。那些不願意對他們卑躬屈膝的人，就被關在外面這個無形的精神監獄中。總是那些為了精神自由而鬥爭的人首先失去人身的自由。
　　可是我很想寫封信給中國的那些專制暴君，還有為虎作倀的中國使館和海關的先生女士們，告訴他們我還會「繞道而行」的。我還有一條繞行的路是他們永遠攔不住的。那條路就是繼續出走流亡的路，繼續我的精神自由自在漫遊的路，而出走就是為了回家。當我選擇了文學，當我還能夠自認為自己是個作家，我就有足夠自信，相信自己的想像力能夠超越所有的海關，超越所有國界。故鄉就在筆下，更在心中，誰也不能讓我和故鄉分開。你們可以不給我簽證讓我回國回家，你們能攔得住飛機扣得住行李，可你們攔不住我出走流浪的思緒，更攔不住我的想像帶我回家，我的筆可以把我心中的故鄉寫給大家看。
　　四
　　想像中經常回到的家，是我的第一個家，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出生在江南魚米之鄉，江蘇常熟陽澄湖畔的虞山鎮，也就是常熟縣府所在。常熟因年年豐熟富甲天下而得名。鎮裡河網交錯，交通主要靠河，連城門都建立在河上，所以還有水西門，水北門等等。特別是有七條大河，寬如大馬路，如七根琴弦並行，河也以弦命名，城也因此稱為琴城，可以說是東方的威尼斯，而在我心中比威尼斯還更嬌更美，有水之外又有山，城市有一半建立在山上，有詩讚美，「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
　　我家就在七弦河邊，七弦河七號。門前有鵝卵石舖的路，有青石板築的橋，有船來舟往的河，水清有魚有蛙有水蓮水藻。從後門出去也是河塘，有大片的茭白田和荷花塘。最好看是雨來時打在河面，激起一個個水浪如花，又像一個個精靈舞蹈，雨水砸在蓮葉上，叮叮咚咚，是我兒時最喜歡的音樂。
　　門前滑溜溜的大青石搭起台階，走下去，可以看束著圍裙的娘姨在河邊搗衣淘米洗菜，可以直接跨上木船搖到街市上去買東西，搖去外婆家。娃娃們會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請我吃年糕，其實唱的就是我老家那樣的地方。現在的孩子，會唱會演，可有誰真坐過這樣的木船搖到外婆橋？
　　我現在還能看見我穿著開襠褲，翻過像高山那樣高的黑門檻，看河上搖來賣瓜賣果的木船，春天有芘芭有楊梅，夏天有水蜜桃有西瓜有蓮藕。我母親會說，那時買瓜，不是論斤論個，都是論筐往家裏挑。天井裡有一口青石鑿就的井，不深，把西瓜就用網兜浸到井裡，到晚上乘涼時切開，天然的冰涼。
　　我現在還看見鵝卵石舖的路上，有戴紅冠挺著長脖的鵝驕傲地行走，旁若無人。姐姐告訴我，小時候你穿開襠褲，小雞巴不小心被長脖鵝咬過，咬得又紅又腫。
　　老家的事情說也說不完，足夠美美享受一百年，足夠在心裏保存到死想像到死。就是在想像回家中，我寫下了《網中的夕陽》，就是水裡再也網不上魚，釣不出蝦，而我的想像也永遠網得住我家鄉的夕陽。
　　常熟這個家，一九六六年之後再沒有去過。其實我也不是特別渴望回去，因為我要看的那個家早沒有了，用人民的名義進行的革命曾經把她蹂躪糟蹋得不成樣子，用現代化的名義進行的建設又把她弄得面目全非。我後來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書的時候，圖書室有外文版的《中國建設》雜誌，有一期專門介紹常熟的現代化建設，還配有圖片，確實是現代多了，馬路寬闊，高樓林立，虞山上修起了纜車，陽澄湖上有了豪華的遊艇。但我驚訝地發現，琴弦般的河流，好幾條都被填平做了馬路，那些木船自然都早已不在，被冒煙的汽車代替了。
　　不用說我心裏的悲哀和憤怒。我不能想像，如果威尼斯的運河也都被填平，那還叫威尼斯嗎？我只能說，填吧！砍吧！你們可以填掉家鄉的河，砍斷家鄉的琴弦，可你們永遠填不掉我心中的河，永遠砍不斷我想家的琴弦。
　　五
　　七歲時要上小學了，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書的父親把我們接到了上海，住在復旦第七宿舍1號，這是我的第二個家。是我的想像經常把我帶回的家。
　　房子是紅磚建築的日本式兩層樓房，原來是日本人佔領上海時蓋的軍官宿舍。日本人是舖地板睡沓沓米的，不架床，門窗也都是滑輪拉動式的，房間給人感覺又小又矮。剛去的時候宿舍內的環境還不錯，比較安靜，外面圍有紅磚圍牆，有到夜間就緊閉的大門，還有個傳達室，有兩個校警一個老童一個老顏輪流看守，不許閒人出入，還有傳呼電話六一八四九七，這些我都記憶猶新。宿舍裡面是四座小樓，之間都有草坪，有綠草如茵，有冬青樹剪成的樹牆圍著草坪圍著方磚舖成的小徑。夏天的夜晚，屋子裡熱得難耐，家家都可以在草坪上舖上涼席乘涼，孩子們就可以躺在大人們的腳邊聽各種各樣的故事和話題。這些大人們中不乏當時有名的甚至留過洋的教授學者，比如數學教授谷超豪、美學教授蔣孔陽。我接收的啟蒙大概就從這時開始。現在我還記得那一個個夜晚，聽見人們用蒲扇敲打腳下驅趕蚊子，看見熒火蟲在花叢中飛來飛去。
　　我在專為復旦子弟開辦的復旦小學開始上學。這個學校自然有得益於復旦的很多優越條件。比如我參加了學校的航模小組，我們的設備和材料都獲得大學的支援，所以可以製作出當時一般小學裡都製作不出的高級航空航海模型，以至我們被取消了參加小學航模比賽的資格，而只能作示範表演，因為實在不是一個級別。如果說一般小學製作的滑翔飛機飛一分鐘就可以得冠軍，那麼我們製作的可以飛幾分鐘還在天上。我永遠忘不了我製作的一架滑翔飛機飛得那麼遠，飛出了足球場，落到了工會俱樂部大禮堂的房頂上，因為上不了房頂，我只好含淚捨棄。如果這個禮堂現在還沒有拆，也許那架滑翔飛機現在還靜靜地躺在那裏。
　　我還記得，那個工會俱樂部裡還有一個特殊的商店，那時父親憑一張特供卡在裡面可以購買到一些外面的商店沒有的東西，糖果，餅乾，煙酒，所以我必須承認，如今我讀到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很多人餓死的歷史記錄，我想那時我自己沒有多少挨餓的經驗，不過是多吃了很多頓紅薯南瓜，都是我喜歡的美味。
　　不要以為我在這裡是炫耀我來自一個有點特權的書香門第的教授家庭，其實我經常回想到的不是這些，而是那個宿舍圍牆的外面，我真正的啟蒙大概來自那邊。宿舍之外是很多城市貧民搭建的棚戶，都不像復旦宿舍內那樣有自來水有煤氣有廁所甚至洗澡間。那裏的居民大多是上海人瞧不起的江北佬或鄉下人，從事最下層的職業，不是種菜的農民就是上海人說的三把刀，菜刀剃刀修腳刀。那裏的居民夏天時就赤膊在街上行走，每天早上把臭烘烘的馬桶就放到家門口。他們的子弟自然大都不是和我同一個小學，我甚至不知道他們在哪裏上學。我是在一次無緣無故地被一夥宿舍外「野孩子「臭揍了一頓之後才感悟到宿舍紅牆內外原來有一種巨大的差別，感到了來自另一個階級的仇恨，因為我本來沒有做錯甚麼事情，莫名其妙，他們揍我的原因沒有別的，就是因為我是宿舍裡的。宿舍裡的是「教授的兒子」，外面則是三把刀的兒子。我們從來沒有交過朋友，我現在回憶，就不記得是否我曾經到這些棚戶裡的孩子們家玩過一次，也不記得是否把外面的野孩子請到家裏來玩過一次。
　　的的確確，我很早就開始發現這個社會絕對不像我們的領袖所說的那麼美好，我看不到共產主義許諾的平等和公正。我想走出的還不僅僅是我那個家庭，還有我那個宿舍。所以文化革命開始真讓我覺得興奮，覺得這場革命的暴風雨完全必要而且造反確實有理。六六年紅八月的時候，我雖然不過是個初一的學生，每天也去復旦校園裡看大學生們貼出的大字報。我不會忘記復旦紅衛兵來抄我的家，認真地要我和家庭劃清界限，我那麼堅定地做出保證，我一定會造這個家的反。我不會忘記，我父親把自己被批鬥之後，關在書房服毒試圖自殺，被我母親半夜發現，驚慌地把孩子們叫起來撞開門搶救，而我說的頭一句話是來自領袖的老三篇，「這不是輕於鴻毛嗎？」
　　文革中的第七宿舍就開始換了樣子，很多家都換了主人，搬進一些喜歡把草坪挖掉改成自留地種菜的居民，院子裡還搭起養雞養鴨的棚子，狼藉不堪。後來我下鄉了，我們家也搬走了。2001年我繞道回國時，特地去看第七宿舍的老房子，才發現它是那麼簡陋，那麼破敗。當年是日本人的軍官宿舍，也一定是些下級軍官而已。要說住過甚麼特權階級，實在誇張了。
　　最近的電話裡，大哥告訴我，第七宿舍的老房子就要拆掉了，復旦到處都在蓋大樓。要造這個國際中心，要造那個體育館。你再回來肯定不認識了，大哥說。我不知道我甚麼時候能回國，還回得了回不了國，還能不能和老房子再見一面。破敗了的，日本人留下的，該拆的也就拆吧。我不很留戀那個房子，新的城市認識不認識我也無所謂。但我想回家，想去找那些揍過我的野孩子，一起回到那個時代去，我要說，讓我們和解吧，請你們忘掉我是個「教授的兒子」，也忘掉你們是三把刀的兒子，然後我們做好朋友，一起去找我那架失落在房頂的滑翔飛機。
　　六
　　從現在這個家，斯德哥爾摩郊外，走出去不過百米就是森林，無邊無沿，深黑幽靜。順著野獸獵手採蘑人踩出的小徑往深處走，人常常迷失方向。有時就想漫無目的地往裡走，一去不回頭。國內來了朋友，也總是喜歡邀著一起帶到林中去散步，呼吸清新醒腦的空氣，聽無名鳥雀的鳴啾，算是好飯好茶一樣的招待項目。
　　林子裡，滿地枯枝敗葉，有整棵整棵大樹倒塌在地橫七豎八，卻無人收拾任其腐爛。每看到這些，都心生感歎。老天爺真是不公，如此厚此薄彼。在這個家，森林水力資源用之不竭，到處還有肥沃得一捏流油卻荒耕的土地，而在我的另一個家，為了生存，人們正在耗盡最後的資源。指著那些枯枝那些敗葉那些樹樁，我對朋友說，多可惜啊，要是在我當年插隊的內蒙古，早都被人搜刮了，劈斷了，甚至連根刨了，帶回家燒火做飯取暖了，我現在都不知道他們還有甚麼可燒的。
　　說的惦的那個家，是內蒙古烏蘭察布盟興和縣二台公社二十三大隊五小隊，一生第三個家。那年下鄉內蒙古，本來是分配在烏蘭察布盟北部四子王旗，是真正牧區，真正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比較富裕的好地方。但同行有個中學好友被分配到了比較貧困的農區興和縣，有點不捨，我就放棄了四子王，轉到興和來。
　　從北京坐火車，穿八達嶺過長城經張家口到一個叫柴溝堡的小站，再轉搖來晃去的長途汽車，沿盤旋山路爬過燕山到興和縣城，再坐馬車顛簸五十里，就到了那個村子。初去時，雖然已進入五月，一路上竟還看不到一點綠意，前後左右都是黃，車後黃塵滾滾，兩旁都是沒有盡頭的黃黃的荒山禿嶺。汽車顛了兩小時，有人說快到縣城了，我奇怪怎麼一路甚麼村莊都不見，後來仔細瞧，才發現村子還是有的，不過房子都和泥土一樣黃顏色，還有的就是溝旁崖下挖的窯洞，來自海濱都市的人不習慣這樣的風景，這才「視而不見」。
　　不見不知道，見了嚇一跳，才知道天下有人這麼吃這麼穿這麼活。喝的是幾十米深用轆轤才能搖上來的井水，晚上照亮的是火苗如豆的油盞，一家人不論幾口赤條條睡一炕蓋一條被。很多人說了寫了那個時代農民怎麼沒吃沒穿沒錢，讀李銳《厚土》我最有感受，他寫的是呂梁山，山起山伏，和我那裏一脈相連，也帶我回家。可很少人說到農民們還沒有燒，塞外寒冬滴水成冰如何取暖？就不奇怪，冬天山樑上為甚麼整天還有孩子們拖著鐵絲做的耙子來回走，恨不能把最後一根枯草都摟回家。本來就稀疏的樹林子為甚麼總有人轉悠，搜刮了所有的枯葉，連旁枝斜杈都砍斷，樹林子就日漸稀疏直至從大地消失。數年後讀到北京年年沙塵暴的報導，我毫不奇怪。我知道山是怎麼禿的，樹林是怎麼消失的，沙塵如何而起，然後撲向皇城，那都是天報應！
　　我們剛去的時候受點優待，隊裡允許我們到飼養院裡去抱麥桔回來燒火做飯，也不知節省，一頓飯可以燒掉一捆，麥桔其實都是冬春餵牲口的飼料，讓飼養員心疼得瞪眼。一年後，我們變得和普通社員一樣待遇，才懂得要節省分到的柴草，也知道出出進進背個筐，見了牛馬糞都拾來曬乾積攢留著過冬。
　　想回的家，當然還包括這個家，在文字裡也回過多少遍。在《遠方—雪》裡重走重顛了這條回家的路，火車汽車馬車歷歷在目；在《大兒馬》裡重新回到村裡春夏秋冬又活了一遍；在《二老漢》和《四小》等等小說裡與鄉親重逢又重逢。誰能攔得住我回家的路？
　　當年一起插隊的中學好友最近回去過一次。電話裡問起「家鄉」的情況，惦著那裏現在光景如何。離開三十年，該有變化了吧？要說變化是有點，縣城修了柏油路，蓋了新樓房。村裡呢，溫飽是有了，也拉了電線，晚上有點亮了。可是燒的呢？燒的還是沒有，還是那個樣子。
　　漫步斯德哥爾摩郊外的森林，每次看著滿地枯枝敗葉樹樁我都可惜得心痛，心痛得想哭，只想求老天行行好，把這些枯枝敗葉樹樁都給我送回內蒙古的老家去，好讓我的鄉親們過個暖暖的冬天。
　　七
　　想北京，想的是那個胡同。北海往東，靠近鼓樓，地安門東大街鑼鼓巷拐進去東棉花胡同裡，有我第四個家。在大街上看，是很不起眼的小胡同，卻有座藝術殿堂，中國最高戲劇學府中央戲劇學院，我的母校。讀完三年歐美戲劇專業的研究生課程，我畢業留校教書，在招待所的樓上分到了一間房子，安了個家。出國時留下的東西，現在還不知道下落如何？丟了其它甚麼都不可惜，可惜的是兩個書櫃的書，大都是歐美戲劇作品中文譯本，有從古希臘到現在的很多劇作，有《莎氏比亞全集》、《易卜生劇作選》、《奧尼爾劇作選》等等等等，希望都是落到愛書的人手裡。
　　學院其實很小，西邊劇場東邊教學辦公樓，南邊圖書館北邊宿舍，站在中間的院子裡大吼一聲，幾乎全校都能聽得見。食堂招待所都是後來蓋的，我讀研究生時大家都是擠在一個小食堂吃飯，所以人人都熟。那時就看好的學生，後來果然個個出道，成了名震全國的大牌大款。有老同學譏笑著說，回來吧，你在國外瞎混甚麼呢？
　　出國的時候，其實對讀研究生時的導師，對母校的師長，我是有過承諾的。我答應我完成學業一定會回來。母校者，就像母親一樣，對我有養育之恩，我希望自己將來能有所回報。因為我有過參加《今天》的「政治問題」，中央戲劇學院招我進去不容易，放我出國也不容易，都是頂住了有關部門的巨大壓力才成功的。我不想食言，也不能辜負母校的期望。其實這對我自己也是最好的選擇，我自己也是打算回去的，因為我對自己將來的職業沒有奢望，只想回到中央戲劇學院繼續當一個老師，接替導師的事業教歐美戲劇方面的課程。這個學院確實也有很多讓我留戀的地方，畢竟是中國戲劇藝術最好的學府，有中國最好的戲劇教育，有設備相當現代化的小劇場，有自己的表導演舞台美術一套班子，中外劇本都可以自己上演。每天都有戲，教的是戲，演的是戲，看的是戲。在這裡我將會有更多的機會展開自己的戲劇人生，繼續我的精神漫遊。而在瑞典，除了幾年前斯德哥爾摩有家劇院演過我寫的一個劇本，除了我翻譯過皇家劇院演出的兩個劇本，我和戲劇幾乎是要絕緣了。
　　六四槍聲響起的時候，我和很多海外留學生一樣，面對電視屏幕上的血腥場面激憤不已，也擔憂母校師生的安危。我打回國內的第一個電話是打到北京的導師家裏。幸好，導師一家還安然無恙，不過老人家也一樣激憤不已，還加了一句話，讓我暫時不要急於回國了。當時覺得這個「暫時」可能不會太長，可能就是一兩年，三四年，但沒有想到這個「暫時」開始無限地延長起來，五年過去，十年過去，十五年過去，連導師也已經過世，我還沒有兌現我的承諾。算不算我食言我不好說。我確實等待過了，按照瑞典法律和我的條件，九四年我就能加入瑞典籍換成瑞典護照了，是很多中國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可我希望不是這樣，我一直等到九八年，老母身體不好要我回家看看，我才把不能回中國的旅行證件換成了瑞典護照。也不是沒有做過回國工作的努力，而是從母校那邊傳來的消息，說我回去也不可能再安排我的工作。
　　在母校時很欣賞導演系七九班演出的《培爾．金特》，那是載入了史冊的一次演出。2003年聽說挪威的易卜生劇團也到中國演出了《培爾．金特》。老培爾都去過中國兩次了。再怎麼繞道而行，浪子培爾還是要回家的。
　　七
　　最後還想提到一個家。
　　老朋友、先畫後詩又做小說的嚴力曾經送我一本他在國內出的小說集《帶母語回家》，意思是在海外用中文寫作，然後帶回家去。是個好題目。我們帶母語出國，也帶母語回家，2004年一月，我在國內也出了一本小說集，人沒回，魂已回去了。
　　2003年，我受命起草《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章程，我堅持使用「中文」而不用「中國」，因為「中文」是我的精神家園，「中國」回不去,但我會把自己永遠留在「中文」這個最古老語言建築的家園裡。一個我永遠沒有離開的家。一個誰也不能攔住我回去，也不能把我和它拆散的家。
　　2004年十月十五日初稿

梅蓀推薦 (New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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