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杜義龍:40多次批示與70多枚圖章

杜義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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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1日訊】最近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為了彰顯中共中央對禁賭的重視和決心,報導稱:「僅在2004年一年裡,總書記和總理就某個具體賭博案件或者個別氾濫嚴重地區的批示就多達40多次。」文章中還有諸如周永康要「打一場聲勢浩大的禁賭人民戰爭」、佟建鳴的「國內如果打擊一個月,這些賭場就得乾耗一個月。幾個回合下來,他們就支撐不住了」等有些語無倫次的話語,這些暫且擱下不說,單表這「40多次」的批示。

  文章中沒有說明總書記、總理為甚麼要就「某個具體賭博案件或者個別氾濫嚴重地區」批示40多次,是因為這一具體案件或地區具有少有的阻力還是下面的人把總書記的批示當了耳邊風?這兩種揣測都講不通。因為總書記和總理是中共的最高權力代表,向來是說一不二的,比如毛澤東時代,說打倒誰就打倒誰;鄧小平時代,說殺學生就殺學生;江澤民時代,說鎮壓法輪功就鎮壓法輪功;到了胡錦濤時代,還是說抓誰就抓誰,這樣絕對的權力,誰敢違拗?誰又敢當做耳邊風?即使真有違拗的意思,回頭一想自己顛倒人倫、奴顏婢膝地好不容易爬到這個位位上,還不是得忍辱負重,效命奔走?

  那麼,這40多次的批示是因為這個案件或地區特別複雜,每一道程序都得由總書記和總理大人躬親處理?如果這樣,下邊的那些大員們要它何用?總書記和總理從村長起把全國所有的官職都兼做了好了,想必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從上到下的政令,如果反覆多次重複批示,一則說明中央的權威大有問題,二則說明下邊對上邊的奉行有大問題,更重要的是,這種重複不可能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對事態問題的把握不準確、對出現的情況預料不足、對下級的指示不明確等等原因引起不斷地補充、修正、更改和加強,因而導致40多次的批示,其實整個事件只要一次批示就足夠了,然後根據第一次批示中的任務性質進行督查和懲處即可,根本沒有必要多次批示。這樣的多次批示並且達到40多次之巨,實在有些令人瞠目結舌。

  在瞠目之餘,忽然想起有位律師朋友講過一個真實的案例:某公司想把自己臨街的大門加寬,這需要挖掉一棵約胳膊粗的樹,於是就開始向有關部門申請,結果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蓋了70多個圖章,還剩下最後一個圖章時,由於該公司的負責人一時心急,就命令工人一邊挖樹,一邊辦手續,結果剛巧被最後一個圖章的主人給發現了,這份申請就此作廢。類似的例子已經非常之多,甚至有藝術家改編的小品相聲也反映過中國圖章大陣這一特色。以前我們只知道老百姓找官爺們辦事難,光蓋圖章都如此有特色,現在我們終於也知道了,中共領導人從上到下辦事情,光批示都要40多次,對於一個案件或是某個地區,要反覆批示、不斷批示、連續批示、強調批示等等,不如此不顯得黨的領導人具有海量批示的能力和風度,不如此不顯得中共揮霍百姓稅金的豪放與自如,不如此不顯得總書記、總理大人們兒戲國事的童真未泯。

  話又說回來,這賭博究竟怎麼把中國政府給得罪,非要批示40多次不可呢?真的是「執政為民」嗎?「賭博的氾濫已經到了嚴重影響黨的執政能力的程度,不解決將產生嚴重的後果。我們將所瞭解的情況悉數上報中央領導後,他們對此十分重視。」佟建鳴說。如此看來,總書記和總理如此猴急,歙過去帝王在遇到緊急事務時,一道接一道地下傳令金牌一樣,一年之內,批示40多次,足見目的並非為民,而是賭博成為中共性命攸關的大事了,這恐怕也是中國之特色,賭博能夠嚴重影響一個政黨的執政能力,恐怕也是其先進性之一了,否則古今中外,還真沒聽說過哪個政黨有如此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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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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