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0日訊】這是一個讓我挖空心思想了很久都想得不甚明了的問題，但對每個中國人而言，這又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因為在我們這個政治色彩極為濃厚的國家，“黨”這個字眼代表了一個雖然無形無狀、無蹤無跡，卻無處不在，無人不識，無人不畏的無比神秘而巨大的力量。因此，我們有必要找到并認識它——黨，黨是誰？黨在哪裏？

記得小時候看電影，基本上每部都有“打仗的”，當我們的戰士好不容易在戰場上中彈倒下後，他會躺在戰友的懷抱中用盡自己的最後一點餘力慢慢地，卻是莊嚴的從內衣貼近心臟的口袋裏摸出一張浸著淋淋鮮血的紙，“這是我的入黨申請書”說完頭一歪——死了；當然有時候情況也有變化：掏出來的不是入黨申請書，而是沾著紅紅的血的黨費。所以在我的童年記憶裏總是把黨和鮮紅的血連在一起，這是烙印一；其次，也是在電影中經常看到“光榮的革命戰士”拿著把“大盒子”，指著“叛徒”或“漢奸”義正詞嚴的說“我代表黨和人民判處你死刑”，說完——“_”的一聲，“漢奸”應聲倒下，這是烙印二。這樣一來，黨在我幼年的印象裏真是崇高的不得了，偉大的不得了。所以當人們說：“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永遠跟著黨走。”等這些豪言壯語時，心裏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廣泛，及堅持不懈的學習，漸漸地，當我學會用自己的眼光來觀察，用自己的大腦來思想，而不是別人讓我怎麼想，我就怎麼想的時候，理智終究站出來逼迫我不由自主地產生一些疑惑。比如，83年我參加高考時，政治科考的不少內容是胡耀邦總書記的講話；但後來某夜之間有人竟然把他打成了“反黨分子”，一前一後只有一夜只差，白的就變成了黑的，面對這一霄壤之別的轉變，我無法人云亦云的跟著他人輕易接受這一反差太大的現實。於是，做如下思：胡耀邦是誰？他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嗎？總書記又是誰?他不是中國共產黨千千萬萬黨員的代表和領袖嗎？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就是黨，既然他是黨，他怎麼可以反他自己本身呢？這是思想一；思想二：如果結論成立——胡耀邦反黨，那麼在他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一道也從事了幾年反黨的工作，如果把胡耀邦定為主犯的話，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應該定為從犯，大家都是罪犯，都應打
倒，是不是呢？更令人不得其解的是，胡耀邦之前有華國鋒，胡耀邦之後有趙紫陽，他們都是黨的總書記，是黨最高權力的代表，而正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反黨”。就連鄧小平自己也曾被兩次戴上“反黨”的帽子，但他依然又出來領導黨的工作長達幾十年……到底誰是黨？黨在哪裏？

我從他們幾個身上總結出這麼一點：當他們在位子上的時候，他們可以領導並代表一切，他們是偉大的，正確的，光榮的，這時的黨就是他們；可一旦他們被別人趕下台，他們馬上就變成陰謀的，醜惡的，反動的，這時的黨就是別人，別人又開始代表黨了。這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嗎?那麼，誰能告訴我：到底是前面的還是後面的才是真正的黨呢？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在台上時，他們都會做出一些決定，而這些決定又會造成一些結果。打個比方，假定趙紫陽做總書記的時候曾給一萬人定了“反黨反革命”罪，而這一萬人就因此罪而遭去職或砍頭。等趙紫陽後來又被他人定為“反黨分子”時，這一萬人豈不成了“冤假錯案”？被革職的可以復職，但如果是砍了頭的呢?落地的人頭還能長回去嗎？這個責任是由趙紫陽來負，還是黨來負？最後，我才慢慢發現：無論如何，但凡是錯的，永遠都只是人，跟黨沒有任何的關聯，這時，黨是“神”；但黨又不可能成為“神”，因為大家知道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可事實上，“黨”的確又是共產黨人的“神”——這是一個誰都解決不了的矛盾，包括共產黨人自己。

從毛澤東到江澤民，從“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再到“法輪功”﹐五十多年裏，在位的當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殺了多少人？毀了多少家？發動了多少次鬥爭？哪次又不是借助“黨”的名義的呢？文革期間，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的無數老一輩革命家被毛澤東迫害致死，是否是借黨的名義？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大批共產黨的功勛被打倒，是否是借黨的名義？而後來胡耀邦為這幫人平反時，是否依然是借黨的名義？打倒的事是由英明的黨幹的，平反的事是由偉大的黨幹的，自始至終，黨都是偉大的——賣身的是她，立貞節牌坊的還是她——打倒是今天的需要，平反又是明天的必然。這個神秘、狡猾、詭詐的黨，永遠可以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成時，功在我；敗時，過在他。這就是黨——一個朝三暮四，出爾反爾的偽君子，一個只有對、沒有錯的“不倒翁”，一個任何一位獨裁者隨時都可以請到的“瘟神”，一個有錢人隨叫隨到的“應召女郎”，一個詭計多端、卑鄙下流的地
痞，一個狠毒、兇殘、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

我父親文革期間被打成右派，那段歷史父親一直不願講，還是母親幾年前才跟我講的：在我一歲的時候，她帶我去父親的辦公室玩；趴在辦公桌上的我在母親沒注意的時候，抓起了父親硯台中的毛筆，猛地揮舞了兩下，不料筆上的墨汁正好射灑在牆上領袖的頭像上，而且構成了一個“><”圖，文化水平不高的母親當時並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可是當開完會返回的父親看見這一幕時，驚得口瞪目呆，竟不知如何是好，而就在他躊躇莫展的時候學校的團委書記有事來找父親——當時學校的校長……這樣父親就成了右派，罪名是“誣蔑偉大領袖”。幾年後，得了平反，但他的腰部卻留下了永久的創傷——遇陰雨天就痛得彎不了。四十年來，他身體和精神上所受的痛苦的折磨，竟然是由他剛滿一歲不諳世事的兒子所造成的。英明的黨和偉大的領袖竟然對一個嬰孩無意的過失都無法原諒，還要與此事毫不相干的父親來頂罪。近年來，每次看見父親因腰疼而痛苦不堪時，我的內心深處便有種沉重的負疚感，但是，這能怪我嗎？哪不怪我，到底怪誰呢？

我的爺爺年輕時曾在青海西藏一帶冒著生命的危險做一些小本生意，中年時積攢得一些銀兩，回鄉後娶妻、買田、置產；不料，土改時，田產沒收，牛馬牽走。共產黨把他苦苦經營了一生的產業一夜之間搶劫一空，從此以後，他老人家萬念俱滅，信佛燒香……

我在評職稱時不願把《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我的《述職報告》，這是因為，在我看來，愛，是我們人類最為崇高的感情，理應獻給最配得上它的人，可是黨言行不一、陽奉陰違的兩面派作風，根本不值得我付出自己的這份愛，更加談不上“熱愛”了；至于“社會主義”僅僅是一塊商標而已，在今天的中華大地上，它正在一步步的走向滅亡，我怎麼可以輕易把自己并非廉價的愛，獻給這樣一個顯然已經末路窮途的對象呢？而且在我的報告裏，我本著一位良知還未完全泯滅的教師應有的職責，指出了現階段教育的最大弊端所在：以應試教育為模式所推行的奴化教育。當然這樣一來他們就根本不會給我評職稱，但我寧願放棄職稱，也決不放棄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則：實事求是，堅持真理。

今天，大大小小的共黨的官員們嘴上在用世界上最誇張、最虛偽的語言讚美著黨和社會主義的同時，在心裏卻五体投地、真心誠意地崇拜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他們把開奔馳、住洋房看成是成功的象徵，把子女能送去美、加、澳、英作為自己一生不懈的奮鬥目標，把通過各種用不正當手段從百姓身上刮來的民脂民膏轉去國外，以便退休之日能去那裏盡情享受資本主義無比的繁榮和優裕看成是自己最佳的歸途。所以，我們說，正是這些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黨的領導幹部們在為他們的“神”——黨，挖掘著很快就會派上用場的墓穴。

黨是誰？尋遍中華大地也不見其蹤影；黨是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無處不被它陰暗邪惡的幽靈所籠罩。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走到如此腐朽沒落的地步，問題就出在這一句話上——“堅持黨的領導”。這句話本身就充滿了非理性的專制和粗暴的獨裁。因為“黨的領導”在某種角度上講就是個人的領導，而個人的領導，尤其是不受任何監督的個人領導，都難以避免的會有錯誤出現；那就會產生這樣一種惡果——堅持錯誤的領導——最終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造成或大或小的災難。比如：六十年代餓死數千萬人口的“大飢荒”，以及“十年浩劫”等，都是一人專制，一黨獨裁的結果。而共產黨天生就是一個排他的專制政體，他決不允許任何的個人和政黨對它產生哪怕是一絲的挑舋和競爭，但由於自己劣根性的使然，終了，它必是要自行走向衰退與滅亡的結局，像前蘇聯和東歐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

共產黨，這個既非人又非神，給近兩個世紀以來全球半數的人類帶來無窮禍患的邪魔妖怪最終必然會從地球上消失地無影無蹤。

讓所有在它魔爪鎮壓下的苦難同胞共同來祈禱：這一天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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