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9日訊】建立民主國家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中國政治改革就是走民主化道路,建立一個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自由民主法制國家。頑固堅持一黨專制的執政人士,已沒有充分的理由反對大陸的民主進程,他們能勉強拿出手的藉口是中國人的素質低,尚不能實行民主。這個從李鴻章開始不斷被歷代統治者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擋箭牌,千瘡百孔,破破爛爛,早該進歷史博物館了,二十一世紀竟然還被標榜代表先進的執政黨請出來做護身符,廢物利用,老兵新傳,讓人感到可笑,也讓人感到氣憤。
不過批判者反其道而行之,說中國人素質不低,總覺有點強詞奪理,不合事實。和世界發達國家,先進地區的人比較起來,中國人的素質確實低。中國人的素質低就低在,奮鬥了四千年,五千年,中國人仍停滯在求生存的層次。求生存當然是必要的,不能生存即無所謂人,更無所謂人的問題。然而,能生存的人又很難說就有高素質。人還必須會保護自己人的各種權利,自由生活,發現人的問題,解決人的問題,創造新事物,走向新世界,才能成為高素質的人,才能算是高素質的人。而中國先民“以食為天”的人生寶訓一直管到二十世紀末,毛澤東以“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的認識起家,以跟李自成的口號,“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盡有闖王”,跟洪秀全的口號,“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花,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一脈相承,異曲同工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動員農民奪槍造反,上山革命,幹出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證明,從治水的大禹到革命的毛澤東,中國人的素質長期停滯在求生存的層次上。這種情況在毛澤東之後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學生在廣場上為自由民主請命,分田到戶的農民端著剛剛盛滿的飯碗不聞自由,不問民主,手裏拿著獎金的工人對自由民主也無動於衷,勢單力薄的學生終於為了中國自由民主的理想倒在坦克輪下。風水輪流轉,到世紀之交,淪為二等公民的農民打工薪被欠,種田地被佔,為了生存,奮起討薪維權的時候,淪為弱勢群體的工人下崗失業,生活失據,奮起抗爭的時候,學生在商海的浮沉中迷失了方向,顧不上自由,顧不上民主,自然也顧不上為工人農民呐喊。中國大陸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就這樣都仍然在生存的層次上掙扎,只為了活著,中國人的素質能說高麼?
二百多年前,美國人就發出“不自由,勿寧死”的怒吼,美國人就宣佈,“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利,是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性時,人民便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這才是高素質的人說的話,做的事。中國人的最高認識,公開說不過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心底深藏的其實卻是“有奶便是娘”,斷奶才成仇,“甯為太平犬,不作亂離人”,始終不知苟活之外,還有人權,還有自由,還有民主,還有發展,更不會為人權,為自由,為民主,為發展去鬥爭。執政黨說中國人的人權就是生存權,當然是對中國人的污蔑,但卻是中國人生活的現實和思想的現實,是專制統治者鞏固專制制度的傳家寶,也是中國至今未能實現自由民主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中國人的素質確實是太低了。
然而,中國人素質雖然低,一黨專制論者的立論根據卻是錯的。在中國,不僅作為被統治者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素質低,跳不出生存層次,只為活著,而且作為統治者的執政黨的官員素質更低——他們雖然以“師”自居,領導群倫,其實跟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一樣,也是活躍在生存層次上,只為活著,而就其巧取豪奪,不勞而獲的生存方式論,尤為卑下。這也是傳統,並非自今日始。國家本是為了解決民族的生存問題組建的,但國家權力一經生成,很快便異化為執政者解決自己生存之道的工具。“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某業所就,孰與仲多”,把王權謀生的秘密和盤托出。主子如此,攀龍附鳳的“王之爪牙”更是赤裸裸:“千里作官,為的吃穿”,“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榮華富貴也好,封妻蔭子也好,解決的都是食欲和性欲這些生存的基本問題。至今,情況依然。所謂職業革命家,職業政治家,不過是不僅把權力當成自己的衣食之源,生命之本,而且要一本萬利,代代相傳,至於那些無法無天的貪官污吏,盜竊國庫,揮霍無度,黠者轉移資金於國外,橫者發家致富於國內,雖然這些“大王”,董事長,總裁,總經理追求的具體目標跟市井小民的斤斤計較迥然不同,但滿足食欲性欲的生存需要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不過是些飲食之人,生殖之人。跟華盛頓功成身退,無條件交出總司令兵權,主動拒絕第三次總統選舉提名,回鄉務農,終老田間相比,跟只取一美元工資的市長相比,中國大陸執政黨官員的素質不是太低太低了麼?
“以吏為師”,素質這樣低的人眉飛色舞,唾沫星子四濺地教導黎民百姓,自然落下無數這樣的笑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比基尼”;“轟轟烈烈搞三講,扎扎實實走過場,問題出在前三排,根子還在主席臺”;“三個代表,水錶電錶氣表,表表漲價”。旁觀者清。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不能參與創造歷史,人民成為看客,他們的揭露,就是批判。確實,一個能向自己的子弟開槍的執政黨,還有什麼素質可談;一個連自己派有重兵把守的小小港口城市都不敢直選公投的執政黨,還有什麼素質可談;一個以為人活著就是為了錢,不僅自己一切向錢看,而且驅使全國男女老少都一切向錢看的執政黨,還有什麼素質可談。中國大陸的現實就是這樣,素質低的國人面對著的是素質更低的官員。中國大陸不能實現民主,根子就在執政黨官員素質低上,就在素質低的官員壓制國人提高素質上。
然而,素質低並不是沒有素質。中國大陸以有限的土地養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多的人口,以並非先進的機械設備和工藝流程創造了世界4%的產值,號稱“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人均產值超過一千美元,證明折騰了四五千年的十三億人並不白活。不過畢竟素質太低,GDP一枝獨秀,飆升了二十年,中國人的創造力並沒有多少解放:傾全國之力總算把一位航太英雄送上太空,而軍用民用飛機仍基本靠買;汽車終於多到到處塞車,而品牌跟過去車少時一樣,多是別人的;電子產品多得超過想像,而關鍵部件和核心技術雖不是全部,也多是人家的,大陸的加工業只能得到在人家後邊吃土的微利;最成問題的是,後起之秀美國,德國,日本崛起,都形成鮮明的美國精神,德國精神,日本精神,精神既是他們崛起的成果,又是他們崛起的動力。中國大陸崛起卻沒有精神,只有特色。這個特色就是精英——各類突出人物,正面的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反面的是盜竊精英,欺騙精英——發財,勞動遭災。這個特色的本質就是扼殺精神,三農問題嚴重,失業問題嚴重,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太低,道德風尚敗壞,就是注腳。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崛起,不是國家的崛起,不是民族的崛起,只不過是精英的崛起。這樣的崛起,會像風箏,也許能飛得很高,直上雲天,但也很容易斷線,毀於高空。偷渡出國,辦證出國,轉移財產到外國的長龍,說明大陸不僅不是樂園,而且不是家園。這種崛起,危險不來自國外,危險正存在於國內,正存在於既得利益的各類精英欲壑難填,殺雞取卵。現代世界的競爭其實就是精神的競爭,當中國大陸勞動力價格低廉,土地價格低廉,環保價格低廉的優勢喪失之後,就會發現堂堂大陸,手裏沒有一張王牌,生存之外,依然難以跟上世界的發展。看不清這一點,拒絕自由民主,固守一黨專制,忙於“攘外”而疏于“安內”,也是執政黨官員素質低的一個旁證。
但不能由此就得出非得進行打倒執政黨的革命不可的結論。中國確實只有在自由民主法制的軌道上才能走在世界的前頭,一黨專制確實是中國發展的瓶頸,一黨專制的執政黨確實在歷史上造過很多孽,現實中也犯很多錯,一黨專制必須儘快結束。但它畢竟承認有錯誤,畢竟在改正一些問題,畢竟在執政黨內還有趙紫陽,胡啟立那樣主張民主法制的有識之士。誠然,執政黨對錯誤認識得很膚淺,對問題改正得極不徹底,有識之士總被排斥,情況依然糟糕,但總比不承認,不改正強,總不是鐵板一塊。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最好的出路是促使執政黨和平演變,由專制和平過渡到自由民主。事實上,這些年中國大陸也由於執政黨的變化在微妙變化,在艱難進步。在執政黨各種可能的改良方案用盡之前,在國人自由本性,民主訴求蘇醒之前,一黨專制土崩瓦解,大約難以發生。更加重要的是,人類社會前進只能在經驗中小步快走,沒有一蹴而就的捷徑,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像生物進化論揭示的,生物進化只能是漸進的,突變必然是災難那樣,社會進化也只能在經驗中漸進,改革,改良,突變式的革命無助于社會進化,只能導致災難。英語世界從《自由大憲章》,“光榮革命”以來穩步前進的發展,帶動世界不斷進步歷史,是社會進化在經驗中逐步實現的輝煌證明。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中國大革命則充滿社會進化在革命的燥動中中止或倒退的教訓。不應忘記,中國大陸人曾豪邁地打倒過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而得到的卻是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最高指示”,“萬壽無疆”,倒是蔣介石的嫡傳接班人蔣經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的識見,開放黨禁,自由民主,真正一舉結束了臺灣的一黨專制,開闢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幾千年來,中國不乏革命,不乏破壞和毀滅,革命本身不是出路,決定了中國不可能成為在烈火中得到新生的鳳凰。新時代的中國大陸不能重蹈覆轍。
不能革命是真理,可能革命是現實。“我們的任何一個真理,其最大的敵人可能就是我們其他的真理”。也許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相結合,能給中國大陸揭示穩健的前之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多做些改變現狀的艱苦努力,少做些畢其功於一役的酣夢,也許不失為前車之鑒。對大學生孫志剛之死的追查,不是導致廢除收容制度麼?村婦討薪的訴求,不是推動了國家查處欠薪的行動麼?失地農民的抗爭,不是引發國家清查圈地,限制用地,停建工程,撤銷園區麼?對民工不幸的聲援,不是引發了戶籍制度的改革麼?對三農問題的揭露,不是造成廢止或減免一些農業賦稅麼?對腐敗的查處,不是引起對幹部選拔,使用,待遇的改革麼?誠然,這些進步還太小,速度還太慢,遠遠滿足不了時代和國人的要求,但畢竟是在進步,是在變化,多一些理性,多尊重經驗,在真理之林的跋涉中,微小的進步,微小的變化,也會把中國引向更大的進步,更大的變化,達到領先世界,富甲天下的光明境界。當然,不能一廂情願,自由大憲章,除了貴族的努力,還需要英王能夠接受;光榮革命,除了平民的妥協,還需要英王能夠退讓;甘地不以惡抗惡,,曼德拉不以惡抗惡,取得成功,除了自己的奮鬥,還需要英國人的理性;蘇聯和平解體,除了人民的堅決鬥爭,還需要軍隊有理性,不執行開槍的命令;大陸深入改革,避免革命,除了民主人士的努力,還需要執政黨官兵有理性。世界的發展,中國的變化,執政黨內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這種前景不是沒有可能:臺灣能做到的,大陸也應該能做到;國民黨能做到的,共產黨也應該能做到。當然,如果改革派促變無方,如果執政黨不改專制本性,不惜像戈林說的納粹那樣,我們今天進了總理府,以後只能被抬著才會出去,以致喪失理性,重開殺戒,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那樣的話,不但是中華民族的災難,也是執政黨的悲劇——歷史必會重寫結論:執政黨官員的素質最低,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活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即使如此,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也只能從執政黨失敗的地方開始,而不是簡單的跨過去,也不可能跨過去,因為中國人的任務不僅僅是結束一黨專制,而是結束二千年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
──轉載自《議報》第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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