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提到楊靖、馬淑季這對患難夫妻不能不讓人思緒回轉到七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北京。那段歷史的軌跡雖暫短如曇花一現但亮麗清澈的光焰卻給集權制度下的中國民主運動帶來希望和曙光。76年「天安門事件」後在民間引發的要民主、要自由、剷除中共獨裁的呼聲隨著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而漸為人知，人們重新審視思考這個社會、這個共產體制帶給人民的是甚麼，它的發展在那裏。
思想活躍願做中國民主之開路先鋒的一代民運人士和他們所創辦的刊物由此應孕而生。魏京生、劉青、徐文立、何德普、楊靖、馬淑季等人以及民運刊物《四五論壇》、《探索》、《北京之春》等也為人所知。然而這些敢面對暴政說「不」的有為有志的青年人，他們的主張無疑像一把鋒利的匕首刺向封建殭屍獨裁暴政，因而毫無列外的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給打入人間地獄。。。這段歷史雖已成往事，但有多少人對此不是記憶猶新，不由衷敬佩、懷念這些民主先鋒大義凜然之士呢？
中國新年過後記者採訪了當年創辦《四五論壇》刊物的楊靖、馬淑季夫婦。回想起這段生死別離、悲歡離合的往事，他們百感交集，卻無怨無悔。8年苦海中煎熬或許是白髮爬上了他們的鬢角，歲月的滄桑在他們的額頭留下道道痕跡，繈褓中的嬰兒，漸漸成長，但不變的是他們共同的志向、彼此的承諾和忠貞的愛情，使這對患難夫妻攜手走出陰霾相濡以沫到今天。
記者與他們交談的話題也是從北京西單民主牆說起。
記者：當年北京西單出現「民主牆」對中國人和社會影響很大，他出現的背景和意義所在？請您講講您當時的親身感受和您當時對民主運動的理解。
*家裏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分子，我當了工人
楊靖：我先講講我的家庭和個人的情況。我父親畢業於黃埔軍校，是起義投城人員，解放後在中學任教員，他自認為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可是由於出身不好，家裏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分子，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很苦惱。所以我在1962年初中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當了工人。
文革時期毛把這場運動稱之為「群眾運動」，很多人也是這樣認為的。我當時積極參加群眾組織，參加工人革命造反組織，後來發現這些事情不是我要做的，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所以我就退出這些組織活動。這些年運動來，運動去的，群眾也就明白了文革是怎麼回事兒了。
「逍遙派」刻苦讀書
文革後期，我選擇做了「逍遙派」，看了大量的書籍，馬列主義、受批判的書，包括當時「供內部批判用」的書，充實自己，同時結交了很多開始獨立思考的朋友，大家彼此交流看法心得。
1976年「四五事件」官方說是群眾悼念周恩來的一場群眾運動。但人民都清楚這次事件不是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的。我認為當時發生的事情就是真正的人民對於是要集權制度還是爭取民主訴求的一場運動，後來被鎮壓了。西單民主牆的出現是在1978年，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側，出現很多大字報，後來轉移到西單車站總站，那裏特適合貼大字報，內容大概就是有喊冤的、有要求民主和法制的、有要求平反文革的等等，當比較突出還有對「兩個凡是」派的批判。
「兩個凡是」殭化的思想
關於「兩個凡是」楊解釋道：毛死後，黨內權利鬥爭激烈，權利更替也是集權色彩，華國鋒上臺，成為毛的接班人，國家最高領導人，針對人民對文革否定的呼聲和過去共產黨的極左作風，老百姓都持批判態度，當時（在中共建政後歷次運動中）受到過政治迫害的人，包括他們的家庭人口，已經達到全國人口的七分之一！人民迫切要求中央拿出新的主張使他們得到公正的對待，對於以前遭到的迫害有一個公平的結論。民間的呼聲高漲。可是華國蜂他們提出「兩個凡是」的論點，對於以往毛的做法和毛說過的話，還是堅持是對的。用「兩個凡是」阻擋人民日益高漲的改革呼聲。於是人民要衝破「兩個凡是」，打破這個殭化的思想，民主才能出現，中國社會才有希望才能發展。民主牆當時這方面的內容是比較多的。但更多的文章都是矛頭有所指向的。要求民主破除集權專制統治。矛頭指向共產黨獨裁政權。
記者：當時民主牆的出現矛頭有所指向，政府的態度是甚麼？民主牆從出現到取締經過了多少年？
民刊是民意的渠道窗口，也是自己的陣地。
楊靖：當時鄧小平在領導層裏地位比較低，處於不利的地位，他也曾經對西單民主牆有過評價，他說「西單民主牆是個好東西，人民有權利講出自己的想法」。但當他的地位鞏固之後，就開始痛下殺手。民主牆的時間雖然是跨越了兩個年度，但它只存在一年半，但作為往牆上貼大字報的這種方式存在了半年。當時我們看到，這種大字報的形式比較原始，是不會長久的，而且我們從中也發現了一些跟我們有共同志向和主張的人。所以我跟劉青說我們還是辦刊物比較好，它是反映民意的渠道窗口，也是自己的陣地。
創辦了《四五論壇》
民主制度的基石就是言論自由。於是在那樣的氣候下，我們從1979年底開始創辦民運刊物。我和徐文立、劉青、趙楠等人一起創辦了《四五論壇》，這個刊物是中國建政以來第一個真正由民間人士創辦的。我們訴求就是爭取一個民主與法制的社會。同時魏京生創辦《探索》、還出現了《今天》、《沃土》、《北京之春》等民運刊物。
80年代初我們正式公開的向社會徵稿、出版、印刷、發行。當時加入的還有李普、王春。但中共出於權利恐慌症，他們奪權也是輿論先行伴隨著暴力奪權，他們自知他們是一個集權的政府，所以他們有恐慌症。特別是他們搞的「一言堂」，鉗制言論自由，絕不會容忍其他的聲音。因此我們在辦刊的過程中困難重重，一直受到中共的監視，還有太監臥底，騷擾。
《中國之春》編輯部在《歷史將宣判徐文立無罪》一文中對〈四五論壇〉有如下介紹：「《四五論壇》先後出版了十五個月，經歷三個年頭，共出十七期，於一九八零年三月停刊。《四五論壇》刊載的文章立場溫和、穩健、切中時弊，在「北京之春」時期成為華北第一大民刊，每期均刊登十幾篇文章，約三至五萬字左右，最多時油印一千多份。《四五論壇》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主張改革。政治上，提出立法、司法、行政、黨權四權分立；修改憲法，保障人民真正有權監督和管理自己的國家，成為國家的主人；健全和完備法制；取消終身幹部制，代之以選舉制；國家武裝力量聽命於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真正實現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經濟上，提出發展商品經濟；鼓勵合法競爭；提倡適當的消費；「小河沒水大河幹」，應打破大鍋飯制度；在農村應給予農民自主權等。
猙獰初現遭迫害
魏京生被捕後，他們又以政黨文件的形式誣陷我們的刊物是地下刊物。對於骨幹分子要進行抓捕。我聽到消息後，我跟幾個民刊的朋友想，我們絕不放棄，要抗爭到底的，這是道德立場問題。於是我們到人大常委會闡述立場，他們就把我們都該抓起來了，說我們是非法請願、鬧事。我為了對讀者負責任，把這個資訊告訴了讀者，並不是我們不想辦刊物了，是辦不下去了。
1981年他們以提供、刺探、洩露國家機密罪的名義判了我8年徒刑。而實際上在判我罪之前我已經被捕一年多了。我做為編輯對我的讀者講了停刊的原因，就這個事情判了我8年。
記者：這些事情怎麼都沒有聽說過？當時是怎樣審判的？公開的還是秘密的？
楊靖：中共有一個傳統的做法就是殺雞給猴看，他們審判魏京生是公開的，他們認為公開審判對社會有一定的震懾力，但他們沒想到的是，這次公開審判魏京生，使魏成名，中共自己製造了一個烈士。由於中共殭化的意識形態越來越不得人心，所以出現一種情況就是「他打誰，誰香」。從這件事情上他們也明白了人心向背，後來對我們的審判就秘密進行了。都是在封閉式的情況下審判判決的。
記者：監獄的情形是甚麼樣的？8年漫長的監獄生活是怎樣度過的？
楊靖說：在監獄對政治犯是受到最嚴厲的監控。我們都是不認罪的。不認罪伏法的。所以讓他們少了很多成績。迫害當時是最嚴重的。
渣滓管精英
中共的監獄制度是用犯人管犯人。用這些渣滓來管我們這些精英。這是他們最殘酷的一點，那些渣滓是甚麼都做的出來的。為了立功，他們可以不擇手段。誣陷誣告等等。來監視我的就是一個刑事犯。這個刑事犯在文革期間活埋了20多人。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都被他給活埋了。因他殺的是地富反壞右當初抓他時，有人說是人民內部矛盾。行為過激，他來服刑還受到某些特殊待遇。共產黨就是暴民政治。我被這些人看著我能好受的了嗎？
我在北京第一監獄服刑。這個監獄歷史悠久，在滿清、民國時建立的。設計者就是個死刑犯。但是現在這個監獄已經沒有了，在這個原址上被北京勞改局蓋成商品房了。我本來還想憑弔一下當年囚禁我的地方，現在也不存在了。
我剛進去時，在一個兩張床那樣大的一個房間裏，一個刑事犯被派來看我，他一進來看到這個狹小的空間，太殘酷了，他一下子就哭了。我在這個非人的環境中度過了兩年半的時間。我在「嚴打」時間服刑，所以最後落實的就是一個「打」字。「嚴打」就是嚴厲打擊的意思。中共有很多專用名字。
「嚴打」時期的單獨囚禁11個月
入監獄後，83年我趕上「嚴打」時期。我被關在反省間，單人牢房單獨囚禁。這是最不人道的。反省間的面積也就跟一個單人床的面積一樣大，寬不過一米，長不到兩米，圍牆很高，裏邊有一個馬桶，再就是門下面有一個跟餵寵物的那樣一個小小的開口，遞飯用的。形象的說就像一個人被關在一個深深的井裏一樣。甚麼也沒有。每天面對的就是牆壁。終日見不到陽光，也沒有放風。
我聽說美國的宇航員都要經過一種訓練，就是把人處於一個封閉的與世隔絕狀態下但不能超過一定時間的，如果超過期限，人會處於失語狀態，寂寞孤獨是最可怕的，但是我被這樣關閉在這樣的環境中近一年。那時侯也不能見家屬。
聽到這個消息我當時就要癱了
對於這一段經歷馬淑季告訴記者：83年北京嚴打，他在監獄裏被嚴管後，11個月我接不到他的信，也不能去看望，我很著急。因為那個時候很多犯人被送到新疆去了。我就到監獄裏去問，屢次沒有回答，最後他們說他違反監獄規定被嚴管了。聽到這個消息我當時就要癱了，很受刺激，很痛苦。11月的後我才又見到他。。。。
達摩面壁九年，他是自己選擇的，我是被迫的。後來我出監獄後我愛人說我整個變了一個人，以前是一個很幽默好交朋友，談笑風生的一個人現在性格都改變了，沉默寡言茫然。
記者：請談談您和妻子的相識、相知、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心路里程。
她是一個堅強的女性，我很感激我的妻子
楊靖：我跟我太太馬淑季是在西單民主牆時期相識的，奠定了愛情基礎結婚的。我被捕時我太太已經有7個月身孕了。當時監獄裏審訊我的人對我說，你不為自己想，也要為你的要出世的孩子著想呀，我回答是我所做的就是為了我要出世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們，使他們不再生活在這種制度下我才去做的這些事情，使他們不至於在享受憲法所規定的民主權利時還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就是想讓他們活在一個好一點的社會裏。
我的太太她非常偉大的，她曾經是單位裏的團委書記，幹部培養物件，因為我的判刑入獄，影響到她仕途、分房子、長工資等一切。還有一個可笑的事情是，我的孩子一出生，應該享受到國家的獨生子女費，但我的那份費用沒有了，只是孩子的媽媽有，所以我孩子從一出生就受到社會的歧視。我太太為我承擔了很多痛苦，她一直默默自己忍受。。。
我很感激我的妻子，她很偉大，她是一個堅強的女性，她承擔了來自個方面的壓力，孩子也帶大了，她吃的苦太多了，我對她對孩子對家庭的虧欠太多了，是我永遠也償還不清的。。。。。
記者：楊太太您為您的丈夫、家庭所付出的全身心的愛和您個人作出的犧牲十分令人感佩，您對當初的選擇後悔過嗎？作為一個政治犯的妻子您是怎樣走過來的？
夫唱婦隨無怨無悔
馬淑季告訴記者：我跟楊靖是在78年民運初期認識的。我也是從開始的關心到後來就參與進去了。從關心大字報的內容到後來瞭解到反腐敗、毛死後國家的命運、年輕人應該擔負的責任，我跟楊靖談戀愛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共同的志向理想和責任把我們聯繫到一起，那時我們都很年輕，思想也在進步成熟。
關於她跟楊靖的戀情、西單民主牆和〈四五論壇〉的馬淑季在〈鐵屋中的綠樹〉中披露：
他文質彬彬的氣質，淵博的知識，幽默的談吐吸引了我。是我初戀的朋友，也是我心中的老師。我們經常約會，在西單路口的林因道上，雖沒有太多的浪漫，但也有很多的濃情蜜意。
當西單路口公汽車站長長的圍牆上有大字報出現時，我們馬上就被吸引了。人們在這裏評論毛澤東的功過，揭露中共的專制統治，呼籲民主，很多觀點，同我們的想法不謀而合。
我曾是一個一心聽黨的話，立志作個有為的青年，但那時已對以前的政治信仰及觀念發生了懷疑，對那永遠空洞殭化的宣傳口號由衷產生逆反心理。在民主牆前看到人們思想空前活躍、討論、演講、辯論，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
12月，魏京生寫的《第五個現代化》一文我非常贊同，此文後來廣為流傳，瞬間民主牆成為關心中國命運的熱血青年交流聚會的俱樂部。
11月25日，美國著名專欄作家諾瓦克在牆前說：「明天我去見鄧小平，我們要談很多問題，你們有甚麼問題，我可以幫你們問一下。」
群眾立刻提出了很多大家關注的問題。26日晚上，諾瓦克委託另一名記者用清晰的漢語傳達了鄧小平的答覆：「民主牆是個好東西。人民有權利」、「毛澤東三七開，我只有對半開。」
人群沸騰了，上千人擁擠在民主牆前，歡呼雀躍，草坪裏，樹枝上，華燈的燈桿上，到處都是歡呼的人。
然而，事實上，當時人們還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為甚麼中國人民真誠的呼聲，要通過外國人的口才能與上面的人溝通？中國人自己為甚麼沒有這個權利？
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四五論壇》、《探索》、《北京之春》、《沃土》等民運刊物和組織開始出現了。
在劉青、楊靖的帶領下，我也參加了《四五論壇》。
「我負責《四五論壇》的刻印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刻蠟版。當時印刷的條件比較艱苦。但積極性很高。我的工作是負責刻蠟版，《四五論壇》是半月刊，編委們訂好出版稿件後，我就開始刻寫。白天上班，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通常都是通宵幹，印刷人員更辛苦，落後的印刷設備，一下一下推。一次要推幾百下。手磨出了老繭，手腕上長出了腱鞘炎，沒人道苦，沒人喊累。每期《四五論壇》在民主牆前發售總是一搶而光。讀者訂戶遍及全國。大家稱《四五論壇》是人民的喉舌，說出了人民心底的願望「。
79年我們結婚了。80年中央就有通知下來說我們的刊物是非法刊物，3月徐文利就停刊了。我作為《四五論壇》的成員，我在認為該刊在的當時的民刊中屬於起步比較早，號召力比較強，影響比較大，當時全國各地的讀者都很多，我們還是希望能繼續做下去。為中國民運呼籲宣傳。80年底在全國各地讀者的要求下，楊靖主張恢復該刊物，出版了17、18期。81年4月楊靖他們寫了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請願書，想在4月9日遞進去。但是8號夜裏楊靖就被警察給拘捕了。
往事不堪回首：懷孕7個月經歷生離死別
馬淑季回憶著說：當時拘捕他的時候也就是81年4月8日，那天我沒有在自己的家裏，我住在娘家。因為我跟楊靖約好9號去醫院做孕期檢查，那時侯我已經懷孕7個多月了，娘家離醫院近所以8號我在娘家。我早晨沒把我丈夫等來卻等來了3個警察。他們說：他被拘留了，我問為甚麼？他們說：正在調查之中。我說沒有結論你們為甚麼要拘留人呢？他們說我們正在調查你不要問了。那天就是我們生離死別的日子。
我差一點就把孩子生在路上
我在臨產前我最困難時候他離開了我。81年6月4日我生了一個兒子。我生孩子的時候當時北京還沒有計程車，家裏也沒有電話，我70多歲的小腳（纏過足）的母親陪我去醫院的，我半夜就有情況，為了不讓我母親著急，我一直強忍到天亮5點多鐘，後來在我家街坊幫助下把我送到醫院，我差一點就把孩子生在路上，當時我真是感到很淒涼悲苦。。。女人生孩子是她生命中的大事，可是我的身邊沒有人安慰我，為我守侯。。。。產期過後我就去法院檢察院奔波想問問他的案子的情況，他的判決書到82年的4月才給我的。當沒有人回答我的問題也沒有人接待過我。
孩子一歲時終於見到他的父親
到82年的6月2號我才在第一監獄見到我先生，當時孩子一歲了。。。在接待室裏，我見到了我丈夫。我一看他瘦了很多，當時我抱著孩子，那中種場面多悲痛淒涼我想您的想像的出來，。。。。真是往事不堪回首。。。關於這段回憶在鐵屋中的綠樹〉有比較細緻的描述：
記得1982年6月我們接到第一封接見通知書時，我拿著通知書，哭了好一陣。是為牽腸掛念的丈夫終於有了消息還是為剛滿週歲的兒子在第一個生日之際要去的既不是公園也不是玩具場所，而是黑暗陰森的監獄，與他從未見面的爸爸相識相聚。
1982年6月2日，孩子滿週歲那年，我終於見到了楊靖。
那是在監獄。警察把我和孩子帶到一間小屋，隔窗我見到穿著囚衣的楊靖蹣跚而來，我抱著孩子迎上去，號啕大哭，楊靖抱著孩子不住地親，躊躇的眼淚滴滴落在孩子的臉上。
一年多了，牢獄之苦使本來瘦削的他更蒼白憔悴，只有深度近視鏡後的目光，我仍然熟悉、親切。
我們默默對視著，不知說甚麼好。旁邊三個警察緊挨著我們站著，覺得又彆扭又難受，又討厭。到嘴邊的話也說不出。
楊靖慢慢說：「孩子真胖。你辛苦了。」
看得出，他有好多話要說，約15分鐘左右，警察就催我走，出語生硬好不客氣，原來安排家屬見面就著麼敷衍了事。
總算見到他了，我心裏塌實了許多。
後來我就帶著孩子去見他，到了孩子4歲了，我想孩子已經開始有記憶了，怕給他留下痛苦的回憶，我就決定不再帶他去監獄見他父親了。
我們基本是一個月見一次面。每個月接到一封接見通知書，都是監獄統一印好的。8年之中我們就是這樣見面。
當人們都在享受生活、享受愛情、享受家庭溫暖的時候。。。
8年來當人們都在享受生活、享受愛情、享受家庭溫暖的時候，在孩子最需要父愛的時候，妻子最需要丈夫的關愛溫情的時候，我們卻分離，天各一方。。。
我的青春歲月就是在這樣一天天無望的等待、悲苦和無奈中流逝，我何嚐不渴望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何嚐不渴望夫妻團聚和和美美的平靜生活？每當我帶著孩子去公園玩，看到人家都是一家三口人在一起，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我好是羨慕。。。我們孩子卻沒有父親陪著。。。
當時我孩子小時候我得帶他出去玩，都得是我抱著他，坐汽車不管多擁擠，路有多遠，我都得抱者孩子，我一個人默默的承受，沒有人來幫一把。。。
有時候孩子半夜發燒到40度，我心急難過擔心孩子出危險，可是沒有人能幫助我，沒人能替我分擔。都是要我自己面對。冬天夜裏多冷，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敢夜裏去醫院，只好用冰毛巾給孩子降溫，等到第二天再帶孩子去醫院。孩子有病難受哇哇大哭的，我還要排隊打針取藥跑東跑西的，想起這些事情我心理就難過的要命。很多次發生這樣的事情。都是我一個人忙。我這8年含辛茹苦默默承受著一切。所以每次想到這些我真的心理很是淒涼。。。
我家一直就是我一個掙錢，孩子很好，現在在上大學。我今年50多歲了，退休金才700多元，生活挺艱苦的。我有時也去外面打工。畢竟年齡大了。我受了20多年的苦，磨難也都走過來了。不管怎樣我們現在團圓了，一家人終能在一起了。
記者：當初您的這些民運朋友人目前的情況如何呢？出監獄後您的生活情形。
楊靖：我是1989年4月出來的。剛出來就趕上六四。看到這樣多的人參與民主我心情非常激動非常欣慰。我們的火炬終於傳下去了，年輕人跟上來了。我覺的我的牢還是沒有白坐。
我仍然生活在離監獄不遠的一個大圍牆裏。
在我的印象當中，離開的人是極少數的。從我們一誕生就在這個環境中我們的心路里程和思想的形成都是不容易，付出這樣大的勇氣和犧牲。有些人迫於生計，怕對與親屬家庭帶來的株連，壓力，不得已沒有持續做下去。
我看到我過去自己所遭受的現在人人民仍然在遭受著，所以肯定是還要繼續講話的。我們對中共沒有幻想。我當時讀書時受到清朝變法維新譚嗣同的理念影響，他說：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為代價。我想：中國的變化必然會有人去流血，那麼就從我開始吧。我們對中國的高壓迫害沒有報任何幻想。我們要以我們志士仁人的熱血驚醒世人，讓中國真正能夠走向民主與法制。
甚至我跟劉青當時在民主牆時還想像過我們自己的晚年。我們想也許我們的晚年會非常悲慘的，因為中共對與被判刑人員是很嚴厲的，即使你出了監獄後他也仍然是監控的，甚至是把你轉入下一個監獄，我們叫它是「二勞改」也是在一個離監獄不遠的一個大圍牆裏。
飯碗數次被他們踢掉。
楊靖：出來後我也做過比較好的工作，在一個文化傳播公司，業績突出，搞過全國的美術書畫展覽。但我的飯碗也是數次被他們踢掉。他們只允許做一些低級的勞役雜工，不許在文化含量高的部門工作。這些年我欠家庭太太孩子的債是無法償還的。我知道國家已經取消了反革命罪。這是他們的法理。我們認為我們是革命的，他們才是反動的腐朽的。特殊利益集團。我們的血不能白流。
我非常喜歡人類真善美的東西，喜歡藝術，可是我每天卻要在邪惡在陰影下活著。
我現在還處在軟禁期。有點風吹早動我們就被監視。這就是政治迫害。遇到重大活動我們就被24小時監視。比如這次紫陽去世，我還沒有去弔唁，門口就來警察了。我搬家也被跟蹤。他們利用納稅人的錢動用那樣大的警力，我這個人人道主義又很豐沛，我可憐那些警察，整天24小時在汽車裏窩著多難受呀。而且我的朋友來看我，都要登記、被他們趕走。他們對於人權的侵犯是無時不在的。無處不在。中國人民現在受者經濟和政治的雙重的剝奪迫害，官商勾結多厲害。紫陽去世十多天，我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我跟朋友開玩笑說我趕上「做月子」的了。警察也很無奈為了這身衣裳，他要是看不好人，把不好門，他就飯碗沒有了。其實在生活中我非常喜歡人類真善美的東西，喜歡藝術，可是我每天卻要在邪惡在陰影下活著。我想說說共產黨為了打壓法輪功他提出邪教的說法。他界定的邪教，通過對照我覺得共產黨自己都具備。崇拜活著的教主，這是不言而喻，過去他們的造神運動，宣揚末世恐怖論，他們說如果資本主義復辟將千百萬人頭落地，用恐怖來洗腦，聚斂錢財，有組織有系統的對教徒進行控制，他們自己就是這樣的，這些他們不是都具備嗎？。。。。
中國的未來必定是民主的天下。爭取民主事業是美好的充滿人性的事業，必須與專制獨裁的政治文化決裂。
在磨難中夫妻的相互信任默契支援很重要
馬淑季告訴記者：在磨難中夫妻的相互信任默契支援很重要。家庭就是精神支柱。我先生被判刑時33歲，是個挺帥氣的小夥子。8年回來後，身體就跨了。走路頗腳。左邊身體都是麻木的。他受到迫害摧殘使他的整個身心受到創傷。他身體的左半身整個是萎縮的，被右半身明顯的細小。兩個大腿的粗細相差四公分，胳膊也是一個粗一個細。肩膀也是左側往下塌，臀部也一邊大一邊小。在監獄長期營養不良引起的肌肉萎縮。一個人終日不見陽光這麼多年是甚麼樣？
只要「共產主義運動」繼續存在。。。
侯傑先生在〈我讀《鐵屋中的綠樹》中寫道：
這是怎樣的人權？
從楊靖的為了人權而坐牢，到一個資本家的個人財產被剝奪，到一個知識份子自行了斷生命，她為我們展示了「新中國」中國人的人權概貌。
不可否認的是，馬淑季女士筆下的故事多已成為過去，但是，這段歷史並沒有被真正的清算過，而且，造成這些悲慘的人權記錄的「共產主義運動」並沒有徹底的完結，只要「共產主義運動」繼續存在，剝奪個人財產、剝奪人權、甚至剝奪人的生命的故事就還會繼續發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