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4日訊】大約是1968年的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媽突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全身抽動、兩眼發直。我爸惊呆了：“坏了，你媽得了羊羔瘋病！”我爸神情緊張極了。我那當舞蹈演員的大姐當時只有15歲，可她不知道從哪儿來的力气，一下就把我媽從地上抱到了床上。我當時試圖握住我媽的手，籍此希望她能清醒過來，可一點用都沒有。 看來經歷了几個月的心靈折磨和痛苦掙扎后，我可怜的媽，終于精神崩潰了……。

自舅舅從遙遠的遼宁發來電報說姥爺由于連續接受上級派駐他們食品公司“文革工作組”的審訊，同時得經常被拉出去批斗已經是積郁成疾，壽數有限。老人希望返還山西老家，以免橫尸他鄉。自打接著電報，我媽便象變了個人似的。她開始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她去鄉下收拾出了一間小房，為姥爺謝世前找個落腳處。可兩個多月過去了也不見姥爺回來，她天天念叨：“你姥爺是不是已經給斗死了，他是不是給槍斃了？”我問爸爸：“姥爺犯了什么罪？”“他沒罪，可能輪到他遭殃了。”

批斗就是被党指定的“專政對象”被年輕的造反派們五花大綁，押到廣場的高台上，接受群眾批判、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批斗大會通常是“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或主席做開場白，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先進積極分子發言揭批象我姥爺這類的所謂“反革命分子”，這中間會有一男一女時不時地帶領群情激憤的听眾高呼革命口號，例如“無產階級專政万歲！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 某某某！偉大領袖毛主席万歲！偉大光榮正确的中國共產党万歲！……。

我媽由多慮變得神神道道，最終導致了這么個嚇人的毛病。要知道當時我們姐妹六個中最小的妹妹還不滿1歲。可想我爸的精神和經濟負擔該是多么沉重。為了了結我媽的心思，我爸終于鼓足勇气向單位借了錢，拖著我們六姐妹和我媽踏上了北去的列車。列車上我們總是相互擠在一起，換車時我們手拉著手，生怕把誰給丟了。經過兩天兩夜的流离顛沛，我們終于到達了沈陽車站。那里的冬天好冷，北風呼呼，我們的手腳當下就凍得失去了知覺。爸爸怀抱著最小的妹妹走在最前面，我們都在后面追著跑著。夜色里爸爸叫了一輛三輪車，讓我媽和三個小妹妹擠在上面，我們几個大的則跟著我們的爸在后面跟著車跑，為了鼓勵我們堅持跑到姥爺家，我爸邊跑邊喊：“1234，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万難，爭取胜利，1234！…….”多少天來我們第一次看到爸爸沉重臉上露出笑容，我高興極了。到了姥爺家院門口，騎三輪車的中年男人說：“到了，老人家，你可真有福气，生了這么多漂亮閨女！”我爸說：“哪里，哪里，快養不活了。”我爸多給了中年人兩毛錢，他激動的說：“老師傅你真好。”其實我爸當時才40多歲，可能是他花白的頭發和過度的操勞讓人感覺他很蒼老。我記得當時的兩毛錢很值錢，我爸月工資也就是63元而已。

一進姥爺家門，只見姥爺躺在床上，頭上戴著一頂白帽子。我媽急忙走到床邊輕聲道：“爹!” 殺那時，父女倆已是淚如泉涌，那情景，与其說是久別重逢的喜悅，到不如說成是生离死別的絕唱。姥爺由于長期挨批斗、受體罰，加之一次次受審后造成的心理恐懼，使得他整個人都脫相了，他真像我后來從文化課中知道的木乃伊的樣子，我想這干巴老頭能反了共產党的“鬧革命”，那說明共產党也太草包虛大漢了。我們的后姥姥說她睡覺帶帽子是因為白天挨批斗時那些年輕人一會儿讓他“低頭認罪”一會儿讓他“羊頭示眾”那些年輕人懶得彎腰架他的胳膊，后來就索性拽他的頭發，這樣姥爺就被人揪住頭發一會儿仰頭給人看，一會儿又把頭壓下去，那疼痛是可想而知的。此后，我姥爺晚上睡覺便戴頂帽子，他說這樣感覺安全一點儿。原來他每天晚上都在恐怖中顫抖的等待著第二天那些滿臉階級斗爭面孔的年輕人在他身上進行的恐怖試驗。我媽含淚問我姥爺何時能回鄉下，老人家說：“不知道，也許他們折磨人的招數都使用完了，他們就能夠饒了我，也許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不過你不要擔心，人嘛，總有……。”

六天過去了，我們該离開姥爺了，我覺得他真的快不行了。因為他的眼神總是處于惊恐絕望呆板中，干瘦的身子肯定再也經受不起折磨了。慘淡的燈光下，姥爺靠坐著床上的被子，好似很平靜。除了孩子們之外，大人們都沒有吃那頓臨別晚飯。好像心理壓著個大石頭，因為沒有人知道明天會是什么樣。舅舅叫的三輪車終于來了，我知道，這對我媽來講就是生离死別。她僅僅說了聲：“爹，我們走了。”之后全家人就急忙上了車，夜色里，媽對后姥姥叮嚀道：“照顧好爹。” 說完就嗚嗚放聲大哭了起來，她那撕肝裂肺的哭聲悲慘極了，我們姐妹們也都跟著哭了。我們已經記不得我們的媽已經多少次用淚水洗淨了前次的淚痕。我們离姥爺家越來越遠，直到姥姥和舅舅消失在夜幕中。

蹬三輪車的人可能是附近的，他好像知道我媽的凄慘故事似的，便低聲開導我們的媽說：“唉，想開點，我們沈陽好人挨整肅的多去了，這大街小巷的，哪個胡同沒有像你家老爺子那樣不挨整的，堂堂國家主席不也被說成是叛徒、內奸、工賊了嗎？大娘想開點，這日子不會長久，不會長久的。”

昏暗的火車車廂里，我們輪番听著廣播里動人的情歌：“唱支山歌給党听，我把党來比母親……”，“共產党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回到山西老家不几日，我舅舅就發來了姥爺去世的電報。奇怪的是，此時的我媽已經沒有了眼淚，相反她卻如釋重擔似的說：“唉，他再也不用活受罪了，幸許死對他是福。”

……

文革中，几乎每個中國人都被籠罩在共產党投下的恐懼陰影里，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仍深信不疑：共產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我們把一切不幸都歸罪于党組織所划分的階級敵人身上。而且，党中央號召我們“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怎么就沒有搞清楚是誰把我的姥爺划分成了“階級敵人、反革命”。我們無形之中把党和罪惡分開了，也許是因為我們從幼儿園起就在接受著一個顛扑不破的真理：共產党，偉大光榮正确。我們容不得，由不得、也不敢，自己反問自己：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和今天的鎮壓法輪功政治運動是針對誰發動起來的，是誰發動的這場血腥鎮壓？共產党這個人民大救星帶給它的百姓是美好的幸福還是無窮的災難？

我常問自己，為什么我們國家一面嚷嚷著和世界接軌，可同時又頑固地堅持共產專制統治，自樹民主、法制、信仰、自由為其政權的威脅。殊不知，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無一不是把民主自由和法制作為立國之本的。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剛剛結束了十年文革浩劫，時隔不久又發動了對64學生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和迫害法輪功的全民政治運動。這還可以說明為什么中國盛產腐敗貪官，盛產假酒、假煙、假奶粉、假粉絲、假藥、假話，假愛情……。

今天，生活在民主發達的西方社會華人同胞，是否敢質疑我們自己，我們為什么不悼念64死難的無辜學生，我們為什么不敢悼念為64學生說句公道話，而失去人身自由的趙紫陽先生？為什么不敢走近法輪功，听听他們的真相。僅僅是因為跟著党中央，抱著這個大粗腿心理踏實，因此甘心情愿地任它欺騙，管它是非對錯？還是抱著僥幸心理：政府這次鎮壓法輪功肯定是對的……？如果是為了明哲保身，對共產暴政的鎮壓無辜視而不見、麻木不仁，甚至對暴君獻媚表忠心，那我們是有可能逃脫挨批斗、坐冤獄、遭虐殺。正如此，我們也就此被共產党成功地塑造成了俯首听命的哈巴狗，活脫脫的行尸走肉，獸的同類。可恥可悲啊，中國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