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2日訊】一出牢門，就有詩人師濤被逮捕的惡劣消息，然後是劉曉波、余杰和政治學家張祖樺受到北京公安的傳喚和搜查，獨立作家楊天水被杭州警方傳喚後下落不名，楊天水的好友獨立作家張林突然失蹤，王榮清被傳喚……
出來後，我居住在離城區三十公里的山溝裏，那是我妻子現在討生活的地方。我試著騎自行車計算，需要三個多小時才能到城裏。
我這樣說是要向那些生活在中國都市或海外的朋友表明一個資訊：歐陽懿的妻子不是在郊區而是一個山溝裏教書。我入獄後，有些同情我們的新朋友到那裏去探望她和我兒子，他們很明白那地方的含義。
這就好解釋朋友們不斷地要我進城裏的網吧收集有關資訊，而我一再說太遠和不方便的原因了。
好在有個電話，這些消息就是從電話裏知道的。
聽到它們，我的感覺是，這天氣和我兩年前進去時一樣寒冷。
不，更加冷得嗆人！
一個月後，才逮著個上網機會，看見網民正針對上面那些惡劣消息和記錄，大感嘆“胡溫新政”的破滅。
我的意見是：何必？
我以為，根本沒有什麽新政，哪里談得上它的破滅！
或許有人要問：網絡上的自由言論越來越多了呀；私有財產的保護寫進了憲法呀；人文字樣和人權保護也入憲了呀。你哥哥被關了兩年，怕是色盲加偏見，看問題當然不客觀。
最近幾年坐過牢的人會知道，現在的看守所或監獄方面，用在押人員或被判強勞的人創造的價值中的毛毛雨添置了電視機。到了晚上六點半，人們可以看三個多小時的節目。
收看電視節目有嚴格的規定：新聞聯播必須保證有組織地看；只允許看CCTV-1臺。技術上的保證是鎖定這個頻道和監管幹部掌握遙控器；任何人不得擅自調動；每天對看新聞聯播的情況作書面記錄、報告；對違犯規定者嚴懲不怠！比如打水溝子（膠底布鞋沾水打光屁股）幾十個連帶罰值夜班。
幹部說是學習。其實是一種強制洗腦子的管教方式。這些東西看得多了，你自然就會是“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之民了。
我的戲噱方式是問同牢：
CCTV什麽意思？中央電視臺嘛。
中央電視臺什麽意思？中共中央電視臺嘛！
比我反動透徹的傢夥說：勞改頻道呀！
在監獄裏，我經歷了“非典時期”的新聞言論變化的觀察。先是被控制的數據報道，後來是不準隱瞞數據。誰在隱瞞？怎樣的公開？我清楚地意識到：是那些網民在鋌而走險！他們不憚網絡警察的追蹤，要說出真相，向更大的世界說出真相而引起的效果。關於這一點，我想在大墻外親眼目睹了這一現象的網民更清楚、更明白。後來的整頓網吧，醜化網絡，其實是對這一控制失意的報復和補救而已。網絡上的自由言論不是臆想的新政的結果，而是無數的渴望自由言說和揭露黑幕說出真相的人們的心血付出的結果。大批網絡警察的招募和訓練，難道真是要來保護你自由言說的嗎？
2002年12月30日，東海一梟先生在《又為斯民哭“歐陽”》（梟鳴天下之六十三）一文中轉述道：“《記者無國界》指出，歐陽懿已是被中國政府關押的第三十三位網絡異議人士。”
自由言論越來越多，這是人們想像中的新政的結果嗎？排開包括我自己因言論獲罪的事實而言，中國大陸的監獄裏有多少因言論而被關押被判刑的人？有多少人因言論而上了黑名單得不到應有的發展？有多少人知道這裏的言論其實是很難自由的而自動失語？或許我之後的劉荻朋友和杜導斌先生以及文章開頭那些消息中的師、友、網民更清楚一些。但這種聲音有多大呢？
被用來為一黨一小集團利益服務的大眾媒體的聲音，足以蓋過我們這些撲火之蛾的呼號，滿世界“勞改頻道”的聲音，足以左右那些幼稚者的判斷力。
關於“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內容寫進憲法”這種呼喊也很多很多年了，但這種呼喚又使多少人“犯罪”或“犯禁”呢？有記憶的人們會記得，對八·九運動的定性和批判，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當時有一個述求即是：私有化。
“他們要私有化，就是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是要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就是反革命，就是暴亂分子，我們全國各族人民堅決不答應。”
我學會上網後，曾在論壇上鼓吹“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寫進憲法”，後來和兩個小朋友辦網站，我連生活費也不賺了，一門心思在自己那一塊繼續這種思想的探討，寫了二十來篇的系列文章，漸至佳處，就被擄掠進去。
國安們說：“不和我們合作，任何時候踩扁你，經濟上要徹底搞垮你！你看是否敢侵犯你？如果好好合作，我們會考慮給你的網站以經濟上的支援。”
其他那些鼓吹“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寫進憲法”的人們受到的不公正處罰得到糾正了嗎？
但是，考慮到國際壓力，要擺脫經濟上的失敗和制裁，特別是要保證已經從侵犯他人的財產中獲得的利益，只好說“要與世界接軌”，於是把“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寫進憲法”。於是，失去記憶或者粗心的人們大呼：新政了！新政了！
我說粗心是有依據的：“神聖”兩個字我沒有看著，而大呼小喚的人們以為有。
我在看守所的電視節目裏認真關注了幾個學者摸樣的人的討論：
我們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條文上沒有加“神聖”兩字，而對“公有財產”的保護條文上加有“神聖”兩字，就是要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有本質上的區別！
強調階級性和階級鬥爭就是為了否定人性和人權，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就是反對人文主義和人文社會的建立與建設。階級性、階級鬥爭、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的張揚、維護，決不會相容人性、人權和人文主義、人文社會的建立、建設。那麽，這種相容文本現象的出現又怎樣解釋裏？
我們可以參照“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版本來理解。
１９９８年，第三代領導核心在哈佛大學的“人權”演講與楊建利先生們的“人權”理念的對峙，就是最好的注腳。
《政治、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簽署後的組黨一族的被重判入獄，就是很好的注腳。
修憲後溫總理與記者的見面會上就“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將在聯合國人權文本意義上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等問題的不爽的場面，我也是在看守所的龍板上仔細關注和傾聽著的。
粗心的同牢說：“修憲了，歐陽懿，恭喜你要打滑了！”
我說：“我聽得仔細，看得清楚。沒有那種好事！”
三月十六日開庭宣判，判決書上寫的日期是三月一日。正是修憲會議結束的前後，出來後有當事人說案子是最高當局定的。
那麽多因鼓吹和爭取言論自由的人們還在黑牢裏，那麽多鼓吹和爭取“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寫進憲法”的人還在黑牢裏，那麽多鼓吹和爭取“人權”的人們正在因此被擄掠進黑牢去，他們的親人夜夜驚恐、哭泣，這種狀況沒有改變的跡象，新政在哪里？哪里有新政？
如果僅僅是因為這些概念看起來很美，或者看起來可以得到人心，由一副殺伐面孔突然變成笑容可掬的謙卑接納，然後聽到山呼的萬歲聲，“摘桃手！”我只能這樣認為。
這種接納與接軌，還讓我記起中學時兩個讓我感覺很博學而生敬意的同學小馬哥和阿傑關於山西王閻錫山的狡黠的故事講說：山西人都知道鐵路是個好東西，希望山西省能修一條自北向南橫貫山西全境的鐵路線。閻錫山自己也說：“日本的鐵路交通非常方便，遇到戰爭，政府一下命令，只要三、四個鐘頭就可以把軍隊掉回東京，我們修一條縱貫山西南北的同蒲鐵路，將來有事，北起大同南到蒲州的軍隊，半天就可以調回太原來。這是一件有益子孫後代的公益事業，當然要公營起來。” 但是，為了達到近期內的撈錢和長期的獨霸山西的雙重目的，他在鋪鐵軌上用足了心計：修成窄軌道，山西的車出不去，外面的火車進不來。山西人只知道閻主任要修鐵路，哪里管它的寬窄，人人爭說閻錫山閻主任偉大、光榮、正確呢。
閻錫山的偉大、光榮、正確與否，當初只有他自己。
今天中國的與世界接軌，是什麽軌道或詭道，老天自然是知道的。
世人誰知道？誰知道呢？
以我自己的判斷而言，沒有什麽新政，當然也就沒有新政破滅的失望與呼號。
2005年2月3日星期四
－－原載《議報》第184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