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1日訊】在看守所關押過一年以上的“犯罪嫌疑人”，都知道即經歷過一年四次的“殺人節”：五一前、國慶節前、元旦前、中國新年前都要開一次公捕公判大會，其中將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押赴到刑場執行槍決最具震懾力。

沒被抓以前，我十分害怕這類場面。有一年（應該是1990年後），我騎摩托外出辦事，正趕上道口過槍斃人的公開遊街示衆的車隊。只見一個小夥子背上插著亡命招子，五花大綁，被兩個武警士兵架在卡車上。

等車隊過了後，我的兩腿發軟，踹不著摩托車了…

到了被抓進看守所，呆得時間長了（呆了13個月），反倒習以爲常了。因爲每個號裏都有趟鐵鐐的死刑犯，特別是已被一審判了死刑，等待最高法院復核的那種人。他們窮橫窮橫的。對那些輕刑的在押犯說打就打，說罵就罵。他們心裏知道：不知哪會兒，核准了死刑，拉出去槍斃了，多活一天賺一天。和我處得關係比較好的，有一個徐姓死刑犯，他原來也是銀行職員，因爲用槍擊傷領導（未死）而被判了死刑。他挺後悔，還積極寫信揭發黑社會，想僥倖免死。他總喃喃地說：“我沒打死人呀！”

二進宮或三進宮的老犯人對我說：“大哥，這小子找死呢。不揭發，興許死不了；一揭發，惹急了外面的人，非買他死不可。”和我一起夥吃的老犯人“黑三”（年齡比我小）強烈要求調號（換囚室），怕受了徐的連累。

我倆調了號兒後，徐也跟了過來，沒辦法還得一起混。他三番五次地央求我代他寫上訴，我也就答應了。終有一天，他的一位與他已經沒來往的親戚送來了一千塊錢。他高興壞了，說：“有救了，有救了。”於是，他補欠了我們的人情－－平時他和我們一起吃炒菜、包子、餃子總不拿錢――來了錢猛花一氣。有經驗的老犯人悄悄告訴我：“大哥，沒戲了。他親戚知道要槍斃，才給他最後送錢。”

這麽一點，讓我恍然大悟。小徐子連闖兩關——元旦沒被槍斃，中國新年也過了。但，五一前他卻“上了道”。

2000年4月27日清晨，我們的號門打開了，警員說了一聲：“徐×，上道吧！”，小徐子扯了一大把衛生紙，墊進褲襠，他怕一聽：“立即槍決”四個字時，尿了褲。門外兩個武警士兵架住了他，他無可奈何地對武警說：“我不鬧，別架我。”

號門仍然開著，警員開始按名單叫參加公捕公判的在押犯。我們號裏有一個姓閆的小夥子（偷過一輛摩托車，入室偷過一些小物件）被點名去參加公捕公判大會。（後來被判了一年）。

按正常人看，他有些“缺火”－－智力不健全。所以，我總設法照顧他，並勸他別害怕，判不長。他知道我年紀大他十幾歲，就喊我“伯伯”（即叔叔）。

當聽到點自己的名字時，他一下子蒙了。抱住暖氣管子說：“綦伯伯，你救救我！我犯了這麽點兒事兒，怎麽能槍斃呢！？”整號轟堂大笑。我勸他說：“沒事兒，你還沒下一審判決，怎麽會槍斃？再說，你這回聽到判決，說不定就放了。”

他半信半疑。我跟警員說：“我也想參加公判大會，不怕丟人，爲得看看外面的風光。”“你想得倒美！”警員半玩笑半諷刺地回了我一句。

有了這句話，閆姓小夥子似乎有了譜兒，鬆開手跟了出去。

九點多，他被押回號兒，有人給他用熱水沖了涼粥（――押出去時，還沒吃飯），我扔給他兩包速食麵。沒等速食麵全泡開，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他渾身還在發抖。又冷又餓是一方面，精神緊張是主要原因。“綦伯伯，說真格的，押著小徐子的那輛車和押我們的這輛車岔開道兒，我才知道不槍斃我。”

我沒回答他，拽過被子蒙上了頭。我想：小閆子經歷了公捕公判大會，可能一輩子不再犯法了，但可以肯定那個場面將是他終生的惡夢，會反復出現在他的夢裏。服完刑後，他或許獲得所謂的“新生”，但社會又多了一個有嚴重心理疾病的人。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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