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1日訊】這裡我要談的是兩位不同時代﹑國家和種族的西方人﹕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和馬克思(Kail Marx,1818─1883)。從他們的生卒年代﹐我們一望而知相差一百年。史密斯是十八世紀英國蘇格蘭人﹐而馬克思則是十九世紀德國猶太人。

我為什麼現在要把“兩斯”拉在一起呢﹖我以為他倆對今天亞洲國家所走的道路和所遭受的命運都非常重要。在時間流裡﹐道路和命運都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階段。

如果中國人的前輩在過去犯了錯﹐而現在我們仍不能接受歷史慘痛的教訓﹕痛定思痛﹑承認錯誤﹑而決心痛改前非﹑改弦易轍﹑改邪歸正﹐那麼“前車之鑒”這句美好的成語﹐為我們又有什麼益處呢﹖我們又怎能脫離錯誤的道路和不幸的命運呢﹖

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之後﹐滿清政府固然是“當局者迷”﹐而當時官員的頭腦﹐其實也不很清明﹐且不夠新穎。即使在知識分子群中﹐也是少數中的少數﹐敢做敢當﹐開始提倡變法維新運動﹐如康有為﹑梁啟超以及被捕並被西太后指令處死的六君子。

但在同時代隔岸觀火的日本﹐欲為自身提出了警惕﹐一定要防止西方的侵略。為此﹐要尋求自救之路﹐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日本的有識之士均積極吶喊並極力主張政治革新﹐軍務西化和現代化。日本當時向西方兩大強國看齊﹕第一是英吉利﹐第二是德意志。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掌握大權﹐一面擴大開放門戶政策﹐一面鼓吹併發展自由企業。我們知道﹐當時被西方各國所公認的自由企業的守護神就是史密斯。他的名著《國富論》早被視為國家發展與社會建設必備的讀物和最正確的指南。當時日本留學生大多是史密斯的崇拜者﹐而中國留學生卻幾乎對他不聞不問﹐甚至一無所知。這樣遂造成了中日近代史上的弱強與貧富的分野。

在英國﹐史密斯本是一個最常見的姓氏﹐仿彿中國的張王李趙。我在比利時魯汶大學讀書時﹐在圖書館常看見同名同姓的作者﹐多得數不勝數﹐所以並沒把《國富論》當成一本重要讀物﹐何況一看年代便覺得老舊。直到有一天﹐我的老教授推薦我務必去讀一讀這本書。他開玩笑似的說﹕“根據我的經驗和我所看到今天中國方興未艾的巨變﹐中國人似乎只知道西方有馬克思﹐而不知道西方有史密斯。而我們西方人﹐包括歐洲人﹑美洲人﹑澳洲人﹐我們之所以不擁抱馬克思﹐不獨尊馬克思為權威﹐因為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礎是十八世紀打好的﹐那時有史密斯而無馬克思﹐後來無業游民兼流氓的馬克思異想天開﹐在法京和英京著書立說﹐企圖破壞或動搖我們的文明基礎﹐幸而為時已晚﹐知識份子不聽他的謊言﹐因為我們不只有一位勝過馬克思而酷愛真理﹑實事求是的史密斯﹐還有其他人﹐都比馬克思偉大﹐並且可靠。”

我的老教授半個世紀前的一席話﹐令我終生不忘。也讓我認清了史密斯和馬克思各自的為人與為學的特點和理想。之後我不僅詳讀了《國富論》﹐得益匪淺﹐也明白了馬克思為什麼不見容與歐洲和為什麼窮困潦倒。原來他的父親是德國很富有的律師﹐但他受德國人的歧視而反猶太﹐也因此而與父親脫離關係﹐遂遠走巴黎並在那裡結交了另一德國人恩克思。這是大部份歐洲人都知道的歷史事實。

如果說馬克斯的“斯”可寫成“思”﹐那麼史密斯又如何不能呢﹖如果史密斯的思想在於求得社會建設﹐那麼馬克思的思想則恰好縈繞于對社會的破壞。“兩斯”是水火不相容的﹐一定要撕開﹑一分為二。我們到底是要建設還是要破壞﹖當然任隨每個國家自己的便。十九世紀日本人聽信了史密斯﹐因而國富民強﹔二十世紀中國人完全接受了馬克思﹐現在只好掛羊頭賣狗肉﹐因為他那一套是行不通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