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0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秦越採訪報導）2004年的最後一天，全國十佳律師之一的高智晟律師公開上書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及吳邦國委員長，以石家莊法輪功學員黃偉案為例，反映中國司法系統存在的知法違法問題及嚴重剝奪法輪功學員人權的行為，呼籲人大關注和改變這一狀況。多名海內外華人在公民維權網上聲援高律師，呼籲維護法輪功學員的公民權利。上海戴學武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大紀元特約記者秦越為此採訪了戴學武先生。
戴學武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的法律已經成為中共手裏一張隨意的牌，認為它所謂的法律也是和整個人類社會進步的文明不能同拍的，應該說它制定的法律就是反人類的法律。中國共產黨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想讓法輪功在中國社會迅速的壯大，於1999年用人大名義制定了所謂反邪教法來鎮壓法輪功。戴學武也是廢除勞教制度的發起人之一，他自己深受中國勞教制度的迫害，他認為中國勞教制度它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蠻最不人道的一種制度，和聯合國人權公約是相抵觸的。
戴學武是中國民主黨上海籌委會的1999年到2000年的對外發言人，因組織六四十一周年紀念活動，警察誣陷他，2000年7月把他送進大豐勞教所關押了三年，其間跟關押在一起的多名法輪功學員有接觸並親眼目睹了警察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肉體和精神的折磨。2003年釋放。
記者：我在公民維權網上看到您聲援高律師的簽名，請問您為什麼聲援高律師？
戴：我2000年的時候，被它們無理關押在上海的大豐勞動教養管理所，我親眼目睹了許多法輪功朋友受到殘酷的迫害。高律師他這個行動，以我對法輪功的瞭解我認為他是正確的，是維護人權的一個具體步驟，所以我認為作為中國的公民，作為一個民運人士，我有義務簽上名，聲援高律師。
記者：您在勞教所看到法輪功學員遭到殘酷的對待，請問您能具體描述一下他們遭到怎樣的對待？
戴：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叫劉鵬，他被它們關在禁閉間，有十幾個月，那時我也關在禁閉間，我看到它們把這個學員捆綁起來，把他捆綁在房子的中間，邊上用幾根繩子把他帶在邊上，就是不讓他動不讓他打坐不讓他煉功，因為他關在我隔壁，我經常聽到他的慘叫聲，這就是我親身體會到的。當然我看到它們怎麼給他們（法輪功學員）洗腦啊強化學習啊怎麼的，相比較而言，就是和劉鵬那個法輪功學員比較起來精神上可能還要痛苦。我親眼看到的，把法輪功學員從江蘇大豐農場全部轉移到上海了，以後的情況我不太瞭解，但是我從網上，從我接觸的人當中，我知道法輪功並沒有暴力傾向，他們僅僅是一種修煉，鍛煉身體的行為，作為政府，是不應該禁止的，更不應該把他們投入監獄。
記者：您認為在中國，法輪功學員為什麼會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戴：這是中國共產黨它們維護一黨私利所採取的行為。因為它們在中國的政治社會裏面，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也不允許反對派組織存在，像法輪功，也不能說是反對黨也不是反對派組織，但是它們看到法輪功提倡真善忍，組織迅速龐大，所以它們就是心裏有點恐懼，所以它們就要採取這樣的行為吧，這是共產黨的邪教本質所決定的，就如大紀元的《九評》裏面所說的，共產黨它本來就是一個邪教組織。
記者：您跟法輪功學員有過接觸嗎？
戴：我母親生病的時候，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她也住院，我和她有一點接觸，這個法輪功學員是上海一家醫院的，我感覺她是挺善良的，但是她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就是去年11月份的時候，她堅持在看病之餘煉功啊打坐啊什麼的，她向我介紹了法輪功是怎樣強壯身體啊。
記者：那您覺得像政府宣傳的那樣嗎？
戴：不不不，共產黨才是反人類的邪教，而法輪功是提倡真善忍的，是人類向文明的積極向上的恢復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煉功組織吧。因為共產黨它反人類，所以它要對一些真的，善的東西，它都要進行打壓。
記者：您覺得法輪功被勞教被判刑有法律依據嗎？
戴：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的法律已經成為中共手裏一張隨意的牌，我認為它所謂的法律也是和整個人類社會進步的文明不能同拍的，應該說它制定的法律就是反人類的法律。
記者：在中國有沒有規定律師不得受理法輪功的案件？
戴：依我知道好像沒有這回事，但是它法律上沒有但實際操作上不允許律師接這樣問題，如果律師接了法輪功的問題，也是它們制定和認可的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說，有一些有正義感的律師，比如說高律師，郭國汀律師啊，他們想接，它們總是想辦法不讓它們接，或者說即使接了，它也不採納，就是說它們自己制定的一些遊戲規則吧。
記者：您怎麼看待人大1999年制定的反邪教法？
戴：這個法律和共產黨歷來的做法都是一致的。它們先是在黨內達成一定的共識或達成一定妥協以後，它們強制的讓全國人大通過這樣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我個人認為上無效的，為什麼呢？法律的制定是根據在社會中發生問題了，這個問題是危害社會、公民或者其他組織利益的時候，大家認為共同的價值的時候，才有必要制定法律，而中國共產黨它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它不想讓法輪功在中國社會迅速的壯大，它就制定了這個法律，這個法律我認為是反人類的法律，也是江澤民集團它們心理變態的一種結果。
記者：您怎麼看待中國的勞教制度？
戴：我深受中國勞教制度的迫害，我知道中國勞教制度它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蠻最不人道的一種制度，所以這個制度和聯合國人權公約是相抵觸的。我也是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發起人之一，所以我感覺這個制度早晚會被清理出去的。
記者：高律師的公開信反應了中國司法黑暗現狀，那您認為怎麼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司法黑暗的問題？
戴：我個人認為，在中國首先必須開放報界，進行權力的相互制約，現在中國共產黨它進行一黨的一元化領導，也就是獨裁，所以要在中國實行司法公正的話，我認為必須進行權力相互制約，進行分權。
記者：怎樣達到這一點呢？
戴：這就靠我們民運人士和法輪功朋友，還有全國覺悟的知識份子和民眾，還有海外國際力量，大家一起努力，儘快的從政治和經濟上對中共施加壓力，使其順應歷史的發展潮流。
記者：高律師在公開信中說，中國的法官法院對國家法律的價值法制的精神已經沒有了一絲的責任和道德，它們向狗一樣撲向任何企圖張揚國家法律價值者，那袁紅冰先生在寫的《高智晟律師的孤獨》一文中說，中國的律師只是一條向腐敗的司法權搖尾乞食的狗，您認為中國法律界腐敗墮落的根源是什麼？
戴：中國法律界腐敗墮落的根源是中國共產黨反傳統文化反人類邪教本性決定的。
記者：您看《九評共產黨》後的感受是什麼？
戴：我感覺《九評共產黨》寫的非常非常好，因為他比較直觀的讓大家能夠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共產黨反人類種種的方法，還有維持這個末路政權的手段。我認為《九評共產黨》寫的很好，而且揭露的還是有一些深度的，因為像我四十多歲的人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所以共產黨作的那些事情我感受的太深了，所以我感覺寫的非常好，非常了不起。
記者：您覺得《九評共產黨》對中國的現實會產生什麼影響？
戴：這個影響可大了，現在胡錦濤提出了要向古巴和北朝鮮學習，他說要開歷史的倒車，就是在言論啊思想啊這方面回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也就是《九評共產黨》出來以後它們感覺非常恐慌，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開歷史的倒車，它必然是中國廣大民眾不可能接受，也就是說它們自己走向墳墓的步伐走的更快了。還有前一段時間它們懷疑這個《九評共產黨》有可能國內的朋友參與了撰寫，曾經關押了劉曉波、余杰啊等等，現在它們又逮捕了師濤和楊天水啊，還有其他的一些獨立筆會的作家，這些都是因為《九評共產黨》出來以後對言論的一種挾制和對言論自由的一種恐慌的反應。我認為共產黨它如果不能正視自己的罪行，一味的要搞一黨專制我想它一定會被人民和歷史所拋棄。
記者：在您周圍有多少人看到了《九評共產黨》？
戴：因為《九評共產黨》出來以後中國政府封鎖的非常嚴密，但是我會盡我所能讓我周圍的朋友盡可能的看到《九評共產黨》，我們民運的一些朋友大家基本上都看到了。我也教朋友怎麼看《九評共產黨》，怎麼上網啊突破封鎖，我感覺一個人他必須要有思想，社會的進步也就是靠我們大眾思想的進步才可能實現。
記者：您能談一下您的主要經歷嗎？
戴：我是中國民主黨上海籌委會的1999年到2000年的對外發言人，我是組織六四十一周年紀念活動，它們比較恐慌，以後就誣陷我，把我送進勞教所關押了三年，2003年放我出來以後我工作啊生活啊什麼的它們都給我製造麻煩，所以我現在幾乎沒有分文收入，但是我從事中國民主運動我無怨無悔。
記者：您在勞教所裏有什麼經歷？
戴：我在勞教所裏邊和李國濤，郭全保，還有一些法輪功學員關在一起，我們在勞教所裏邊，它們要求我們做皮球，這個皮球就是阿迪達斯公司那個皮球，做了以後主要用於出口的，要求我們完成指標，如果我們完成不了，它們就各方面對我們進行懲罰，我進行了反抗，進行反抗以後最後就把我關進了禁閉室。
記者：最近中國政府大肆抓捕異議人士，您覺得這個原因是什麼？
戴：原因就是和《九評共產黨》有關，因為《九評共產黨》揭露了共產黨的本質，共產黨就是靠騙哄來愚弄人民，所以《九評共產黨》把這個問題揭示出來了，哪個人喜歡被人家騙被人家哄呢？所以它們非常恐慌，我剛才講了胡錦濤有個講話，要向古巴北韓學習，對言論進行管制，那麼知識份子在這方面當然是首當其衝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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