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日訊】十﹑被異化的六四民主運動
六四民主運動﹐與英美法的革命運動不同﹐它是由學生所發起的﹐而且其發展過程﹐是由悼念活動﹐轉為民主運動﹐最後接近革命的訴求時﹐便被立即鎮壓與屠殺。
但是他的民主訴求﹐是人民非常具體的意志與要求﹐但是它的過程﹐卻充滿了各種矛盾與不穩定性﹐它不斷被抹黑與異化﹐整個運動﹐最後導向沒有“具體訴求方案與時間表”的困境﹐造成了中共趁機而入﹐實施血腥的大屠殺。
茲將六四民主運動﹐被逐步發展與異化的過程列出﹕
1﹑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中共中央發佈訃告﹐訃告稱胡耀邦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2﹑1989年4月17日﹐北京大學學生﹐發起3千學生﹐悼胡遊行﹐並向人大常委遞請願信﹐提出七條要求﹐要點為﹕
(1)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
(2)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運動
(3)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
(4)公佈政府部長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的財產
(5)取消北京限制遊行晌十條規定
(6)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如實報導此次悼念活動
筆者意見﹕由於胡耀邦之死﹐是六四民主運動的導火線﹐因此﹐剛開始的六四民運﹐屬於體制內的改革運動﹐但是後來的演變﹐有一部份人已經開始﹐趨向于體制外抗爭的情形。這個運動﹐最早的民主訴求﹐為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但是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它完全沒有提到開放黨禁﹑三權分立﹑制定新憲法﹑全民普選﹑保障人權﹑軍隊獨立之事﹐因為這些是民主理念與制度層次﹐不可分割的實體。
3﹑1989年4月18日﹐北京五大學學生遊行靜坐﹐五千名大學生自發遊行往天安門廣場﹐沿途高呼“打倒獨裁”﹑“民主萬歲”﹑“打倒官倒”﹑“打倒貪污”等口號。至下午﹐廣場人數已超過三萬﹐廣場上武警人數明顯增多
筆者意見﹕本日的民主訴求﹐具有反專制﹑爭民主﹑反官僚﹑反貪污的特點﹐訴求十分明確﹐確立了中國曆史上﹐六四運動的主軸訴求。此時﹐群眾仍然屬於感性的訴求﹐還未上昇到具體理論的層次﹐也沒有具體訴求的方案﹐如開放黨禁﹑三權分立﹑制定新憲法﹑全民普選﹑保障人權﹑軍隊獨立等。
4 ﹑1989年4月21日﹐軍警佈防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追悼會﹐北京十九所高校學生聯合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學生于二十二日凌晨起程往廣場參加追悼會。
5 ﹑1989年4月22日﹐上午五時起廣場四週軍警密佈。陸續到場的學生及部份市民共有二十多萬﹐分區坐下等候開追悼會。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人民大會堂靜坐的學生﹐派出三名代表走上石階要求向李鵬遞請願書﹐但未獲接見。有兩名學生代表即跪于地下﹐頭頂請願書要求李鵬出來。
筆者意見﹕學生下跪﹐使六四民運﹐一開始便蒙受污名﹐也使六四民運﹐降格為人民的請願活動。所謂的民主﹐人民是統治者﹐政府是公仆﹐民主不是靠跪建立的﹐如果人民不以統治者自居﹐那麼民主的形像與信仰本質﹐會受到嚴重侵害。
6 ﹑1989年4月24日﹐抗議武警毆打學生及政府封鎖新聞﹐“北高臨聯”宣佈﹐北京三十五所大學無限期罷課。北師大學生上街宣傳學生運動的目的是“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行動的原則是“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
北大﹑清華貼出中共高乾親戚名單﹐要求政府公佈其財產及清查貪污與官倒。該份名單共列出二十七人﹐其中包括鄧小平之子鄧朴方﹑趙紫陽之長子趙大軍。
筆者意見﹕本日的民主訴求﹐已經指出了民主的主題﹐即民主﹑自由﹑人權﹑法制﹐但是仍然沒有體現民主的具體內涵與理念。這場民主運動的初期﹐具有強烈的反官員腐敗特質﹐有關於趙紫陽的家人﹐也是人民質疑的對象。
7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佈社論﹐即著名的《四‧二六社論》。這個社論﹐將學運定義為動亂。
筆者意見﹕這是中共企圖異化六四民運的動作。事實上﹐中共才是中國社會動亂的根源﹐它竟然將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定義為動亂﹐完全不願意自我反省與改革。這篇社論﹐激化了人民與中共政府的關係﹐使政中共政府裡的開明派﹐十分頭痛。例如﹐針對民運﹐趙紫陽極力地想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篇社論﹐加深了趙紫陽工作的困難度。
8 ﹑1989年4月27日﹐北京發生中共建國後最大規模示威遊行﹐二十萬學生示威﹐百余萬市民夾道鼓掌.u32676群□。此次游行的主要標語有﹕“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打倒官倒”﹑“民主萬歲”﹑“人治下臺﹐法治萬歲”﹑“新聞自由”﹑“人民萬歲”等。
筆者意見﹕本日的遊行﹐雖然規模很大﹐但是缺乏統一性﹐例如﹐它的訴求﹐充滿了矛盾性﹐這是群眾自我異化的開始﹐群眾缺乏完整的民主意識﹐使六四民主運動﹐最終走向了未來失敗的命運。本日的訴求﹐包含了“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種概念﹐無異于否定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自主性﹐它與民主的理念與本質﹐並不兼容。
9 ﹑1989年4月28日﹐北高聯表明與政府對話立場﹐各校有共同的三點要求﹕對話要通過官方新聞機構公開報導﹔保護學生聯委及各高校之領導人﹐不得秋後算賬﹔對學運作出公正的評價和真實的報導。至於對話內容﹐主要有七條﹕
(1)﹑公正肯定胡耀邦政績﹐肯定民主自由﹔
(2)﹑否定反自由化和清污兩個運動﹔
(3)﹑要求公佈國家高干及其家屬的財產狀況﹔
(4)﹑要求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5)﹑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取消對遊行的限制﹔
(7)﹑真實報導今次學運。吾爾開希更希望對話應儘快開始﹐不要拖過“五四”﹐否則會造成學生分裂及對社會不利。北高聯同時聲明在各院校征集簽名以證明該聯會獲得絕大多數學生支持﹐要求政府承認其存在的合法性。
筆者意見﹕本日的訴求﹐雖然仍停留在民主與自由的概念層次﹐但是卻提出了允許民間辦報的具體要求。從民主的理念層次而論﹐它不夠全面性﹐遠比4月24日的民主主題訴求差﹐缺乏強調人權與法制的概念﹔從具體方案而論﹐它提出了新聞自由的議題﹐只可惜後來的運動﹐並沒有繼續提出明確的時間表。
10 ﹑1989年5月3日﹐趙紫陽表示應保護學生他表示要愛護青年﹐但強調必須創造安定的局面﹐如果發生動亂﹐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當日記者會中﹐指出“中國民聯”﹐是學運黑手。又說﹕有人多年來在高校中灌輸錯誤思想給青年學生﹐搞非法串聯。袁木又點名指責方勵之﹐主張外國以人權作為投資條件﹐是對政府施加壓力﹐並謂凡是愛國或堅持改革開放的人﹐都不會作出這樣的判斷。他說方勵之在動亂中扮演甚麼角色﹐歷史會作出結論。
筆者意見﹕趙紫陽對學生的談話重點﹐以保護學生及社會穩定為主要訴求﹐並不是以要求中共接受學生要求為主要訴求。袁木的談話﹐是以抹黑及強調動亂的方式﹐企圖異化六四民主運動的高貴理念與嚴肅議題。事實上﹐中共是中國社會不公不義﹑貪污腐敗﹑壓迫剝削的真正黑手。
11 ﹑1989年5月4日﹐北京十餘萬學生遊行﹐遊行口號要求對話﹐主要有“要對話不要訓話”﹑“平等對話﹐不要空話”﹑“開放報禁”﹑ “不是動亂﹐不是文革”等。北高聯委員發表演講﹐指出國內官員貪污成風﹐不反貪污就不能搞好四化。同時強調學生運動不是與政府對抗﹐而是愛國行動。北高聯並在會上宣讀一份《新五四宣言》﹐呼籲苜先在校園內建立民主體制﹐再逐步推廣民主政制。
趙紫陽當日談及這次運動時﹐強調學生﹕“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改革”﹐學生只是希望共產黨□正失誤﹑改進工作﹐所以只要善加疏導及認真清除腐敗貪污﹐中國就不會出現大動亂。
筆者意見﹕趙紫陽將六四民主運動﹐定義成擁護共產黨的行為﹐這是徹底否定六四民主運動﹐反專制的行為﹐也是充份異化六四民主運動﹐爭人權的做法。當時並沒有人﹐起來提出嚴正抗議﹐造成了日後中共鎮壓與屠殺的主動性與合法性。
12 ﹑1989年5月13日﹐北京十多間院校二千多名學生﹐到天安門靜坐﹐開始無限期絕食﹐要求政府與學生真正對話。北大學生在出發前宣讀《絕食宣言》﹐誓達目的。《絕食宣言》指出﹐“民主是人生最榮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絕食學生頭纏“絕食”布條﹐身穿寫上“不民主寧死”口號的外衣。
筆者意見﹕本日的宣言﹐充滿了偉大的激情與高貴的氣概﹐充份體現了反專制的不妥協意志﹐但是由於宣言產生的程序﹐僅限於學生族群﹐不具有民意的代表性﹔宣言內容﹐缺乏具體的方案與時間表。它在最高層的理念方面﹐與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相同﹐但是在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方面﹐與公民權利的訴求上﹐卻不如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那麼具體與全面。
13 ﹑1989年5月17日﹐知識分子發佈《五﹒一七宣言》。中國著名知識分子嚴家其﹑包遵信﹑李南友等發表宣言﹐指責中共中央不理睬學生的正義要求﹐使絕食不能停止﹐政府喪失人情﹐掌握無限權力﹐更明確指出“中國還有一個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故此要靠人民肯定學運而非政府。
《五﹒一七宣言》指出﹐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推倒四﹒二六社論﹗老人政府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筆者意見﹕《五﹒一七宣言》﹐將訴求民主體制改革的運動﹐轉化為打倒個人獨裁﹐提出打倒老朽的獨裁者的概念﹐直接針對鄧小平﹐迫使鄧小平作出戒嚴的決定。本來當日趙紫陽﹐已經打開了﹐政府與民眾和平協商的機製﹐但是這篇宣言﹐卻將這個和平協商的機製破壞了﹐堵死了溝通的機製﹐也毀滅了趙紫陽居中協調的機會﹐使趙紫陽陷入兩難的困境﹐例如﹐他應該支持學生﹐或支持鄧小平﹖
14 ﹑1989年5月18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北京高校聯吾爾開希﹑王丹等十多名學生代表﹐李鵬一開首就表示只談一個題目﹕“如何使絕食人員解除目前困境”。王丹重提兩點要求﹕ “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動亂﹐否定《四﹒二六社論》 ﹔儘快對話﹐現場直播。”,李鵬一再提出要學生停止絕食﹐但他並不答復學生的要求﹐學生代表表示不滿﹐會談無結果結束。
筆者意見﹕本日學生與李鵬的對話﹐代表人民與中共政府的正式談判﹐它是六四運動最重要的日子﹐但是學生代表﹐在會談之中﹐卻無法掌握本次運動的重大主題訴求﹐例如﹐要求開放黨禁﹑三權分立﹑制定新憲法﹑全民普選﹑保障人權﹑軍隊獨立等具體問題﹐也沒有提出要求實行的時間表﹐反而不斷地要求中共﹐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動亂﹐並且要求儘快對話。這種談判﹐實在缺乏掌握重點﹐延誤了運動訴求的主體性與重點。
事實上﹐當天的會面﹐就已經是對話了﹐學生代表應該表明具體立場與訴求﹐並且要求政府同意﹐否則群眾將有具體的制約活動﹐例如﹐號召全民罷工罷市等。但是﹐學生在當天並沒有這麼做﹐使運動的週期延長了﹐也使運動的主題﹐逐漸模糊與淡化了。
15 ﹑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含淚向學生說“對不起”﹐並勸學生停止絕食﹐謂學生的問題複雜﹐需要一個過程解決。
趙紫陽深深地感到無力回天﹐意識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將告一段落﹐並作好了下臺的準備。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趙紫陽對學生說﹐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晚上九時學生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
筆者意見﹕這是趙紫陽想要化解﹐學生與政府激烈關係的嘗試﹐學生的絕食﹐已經七天了﹐但是學生絕食的目的﹐例如﹐對政府要求的具體實施方案與時間表﹐卻不明確。這種絕食活動﹐具有絕食的影響力量﹐但卻沒有明確範疇的訴求﹐例如﹐政府到底具體要怎麼做﹐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由於訴求範疇的不明確﹐絕食行為﹐反而激化了群眾與政府的緊張關係。
16 ﹑1989年5月20日﹐李鵬發表講話﹐定學運為動亂﹐他指出學運的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他併發佈北京戒嚴令。
筆者意見﹕由於中共無法採取有效的措施﹐滿足群眾的要求﹐例如﹐以中共組織的倫理﹐要鄧小平下臺﹐如何可能﹖中共在群眾與組織之間﹐無法平衡﹐因此只好將群眾運動﹐摸黑成動亂。六四運動的參與者﹐很難理解中共上層決策者的心理狀況﹐無法針對該心理狀態﹐作出明智的抉擇﹐反而用各種做法﹐不斷地激化群眾與政府的緊張關係。
例如﹐如果六四運動的參與者﹐能夠把運動的訴求範疇﹐集中在民主憲政的改革﹐不要涉及到任何個人或當權者﹐那麼有可能﹐透過群眾的意志﹐逼迫中共放棄一黨專政﹐實施民主憲政。六四運動的參與者﹐應該善用中共黨內開明者的力量﹐來促成實現運動的訴求﹐而不是激化群眾與政府的關係﹐堵死了中共黨內開明者﹐參與推動改革的機會。
17 ﹑1989年5月22日﹐北京高校大學生《告全國人民書》﹐指出:
(1) 時局發展至今﹐完全是中央領導人錯誤決策的結果。他們在處理大學生絕食請願事件中表現出的非人道的冷漠和殘酷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
(2)學生建議﹐中共中央罷免楊尚昆﹑李□與鄧小平等人﹐黨內一切職務﹐將他們開除出黨﹐並向中國人民最高檢察院控告﹐請求最高檢察院提起公訴。
(3) 學生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民主愛國運動﹐十幾萬大學生的唯一目的是要求民主立國﹐除了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
筆者意見﹕六四運動的參與者﹐又再次將運動的訴求﹐轉化為攻擊鄧小平的活動。再者﹐學生不是共產黨的代表﹐他們無權提出開除黨籍的要求﹐學生搞不清楚立場﹐這場運動的本質﹐是人民對政府的訴求﹐並不是群眾黨員對黨中央幹部的建議。
18 ﹑1989年5月27日﹐北京市高聯﹑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外地高聯廣場總指揮部﹑工人自治會﹑市民自治會﹐發表《十點聯合聲明》。
（1）今次學運已發展成為全面自發性愛國民族運動﹐並掀起一場內部政治鬥爭﹐民主力量不會因此而受到阻攔。
（2）即使哪一位領導人上臺都要順應人民﹐以民主為出發點﹐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進程。
（3）對今後民主愛國運動的態度﹐可以作為領導人分水嶺﹐肯定者得民心﹐否定者則不得民心。
（4）李鵬﹑何東昌﹑袁木﹑李錫銘採取否定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亦不可能帶領中國推動改革﹐李鵬在任﹐對曾經表態支持學生的工人﹑市民﹑幹部和黨員的安全都有危險。
（5）總書記趙紫陽對於今次運動持較肯定態度﹐應繼續留任。
（6）任何一位倒臺領導人應取決于對今次的學運的態度﹐不應持有對立的態度。
（7）今次學運是一場學生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而非黨內政治鬥爭。
（8）無論黨內鬥爭結果如何﹐必須要撤消戒嚴令﹐撤退軍隊﹐否定《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李鵬《五﹒二○》講話﹐以及人大常委會馬上召開緊急會議﹐提出罷免李鵬議案。
（9）在北京市宣佈戒嚴第十天（五月三十日）將整個運動告一段落﹐撤離天安門廣場﹐並且舉行大規模遊行和集會。
（10）將四月二十七日定為中國民主自由節。
筆者意見﹕本次聲明﹐參與的單位擴大了﹐這是值得可喜的部份。此外﹐也提出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進程”﹐回歸了本次運動訴求的主題﹐並且提出了要求“撤消戒嚴令﹐撤退軍隊”﹐這個訴求很好。但是本次聲明的缺點﹐仍然提出罷免李鵬的議案﹐激化了李鵬與群眾的對立關係。
19 ﹑1989年6月2日﹐劉曉波﹑周舵﹑侯德健﹑高新等人﹐發表《六二絕食宣言》﹐宣言指出﹕
(1) 此次民主運動﹐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求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李鵬政府居然以幾十萬軍隊來壓制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各界民眾。為此﹐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
(2) 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民主建設。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
(3) 我們呼籲﹐全社會應該逐步建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首先是政治權利平等的意識﹐每個公民都應該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權利與總理是平等的。公民意識不只是正義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參與意識﹐也就是政治責任感。公民意識是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
(4)民主的精髓是制衡。建立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
(5) 此次運動中﹐政府和學生都有失誤。
(6) 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 我們首先是公民﹔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筆者意見﹕本日宣言﹐在理念方面﹐非常好﹐例如﹐提出了以“和平方式求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概念﹔提出了公民意識與政治權利﹔也提出了“民主的精髓是制衡”的觀點。但是有幾項缺點﹐例如﹐本宣言屬於少數人的主張﹐並不代表多數民意﹔仍然要求李鵬引咎辭職﹐激化政治人物的問題﹔也沒有具體要求﹐中共制度改革的方案與時間表。
20 ﹑1989年6月4日﹐凌晨二時開始﹐第27軍將廣場的數萬人﹐完全圍住。四時左右﹐機槍﹑衝鋒槍﹑步槍﹑手槍﹑坦克和裝甲車﹐進行大屠殺。（按﹕至六月五日統計﹐死者超過五千﹐傷者三萬多人﹔六月六日再統計﹐死者超過七千。而這些數字並不包括失蹤者。）
筆者意見﹕本日的大屠殺﹐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當時中共大軍壓境前﹐學生領袖﹐有人主張運動需要流血﹐如此才能喚起民眾的團結。這種做法﹐很缺乏人性﹐也不符合民主的精神。甚至學生領袖﹐並沒有要求學生或民眾離開﹐造成大量死傷的情形。
如果學生領袖﹐希望學生與民眾流血﹐那麼必須把這種想法﹐事先告訴所有學生或民眾﹐並且與所有學生或民眾商量﹐不可以用隱瞞性的做法﹐導致學生或民眾﹐在不明白狀況的情形下﹐無辜受死。這種學生領袖的私下與擅自決議﹐與中共屠夫何異﹖
最後那些學生領袖﹐紛紛離開了現場﹐這就是為什麼學生領袖﹐沒有傷亡的原因。為什麼那些廣場上的學生或民眾﹐必須犧牲﹐而那些學生領袖﹐卻可以活下來﹖
21 ﹑1989年6月5日﹐李鵬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將六四民運定位為“反革命暴動”﹐暗示中共大屠殺的合法性。
筆者意見﹕六四運動﹐自始至終﹐學生的立場﹐不斷地強調屬於愛國行為﹑擁護共產黨領導﹐然而這兩種立場﹐卻不是爭取民主的合理方式。因為愛國主義﹐會模糊了民主莊嚴的訴求﹔擁護共產黨領導﹐會毀滅與專制政權不妥協的意識﹐這兩種立場﹐是這場民主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既然學生愛國又擁共﹐那麼中共鎮壓與大屠殺﹐就沒有什麼錯誤可言了。
十一﹑論對趙紫陽悲情的意識
六四大屠殺﹐已經結束了﹐但是六四的民主運動﹐還沒有完成。
最近有許多人評論趙紫陽﹐我覺得有必要對趙紫陽﹐有一個公正的看法﹐因為這種評論﹐關係到中國未來民主運動的本質與方向﹐絕對不能等閑視之。
趙紫陽是中共的良心﹐不是中國人的良心﹔趙紫陽是中共改革開放的精神領袖﹐不是中國民主憲政的精神領袖。他就像張志新一樣﹐雖然是那麼樣的富有正義感與善心﹐但是別忘了﹐張志新在死之前﹐仍然高喊共產黨萬歲。
趙紫陽與張志新一樣﹐至死都是共產黨員﹐他們並沒有對迫害他們的政權﹐公然表達徹底決裂﹑唾棄﹑人道譴責的言論﹐也沒有在靈魂之中﹐徹底否定中共專制政權的合法性。
那說明瞭他們奴性的特質﹐也說明瞭他們歷史貧困的局限﹐這是我永遠無法認同與接受他們的原因﹐我認為共產黨是洪水猛獸﹐如果不退黨﹐那麼就無法洗脫恥辱的罪名﹐也無法擺脫成為專制一部分的事實。我認為他們兩人的消極妥協意識﹐會影響未來中國人民對專制的看法﹐也會縱容人民對專制的妥協意識﹐它具有潛在的危害性﹐我不得不說。
有人說﹐趙紫陽曾兩次向江澤民申請退黨﹐我認為以趙紫陽的歷史限制﹐他不可能有退黨的思想。這可從其家人﹐不斷地與中共中央﹐週旋辦理公祭之事可知﹐我認為趙紫陽並沒有與中共政權﹐有徹底決裂的意識。
在《九評共產黨》文章出現後﹐我非常支持海外要求﹐共產黨員宣佈退黨的做法。我主張中國人﹐必須徹底與共產黨決裂﹐也必須徹底唾棄共產黨﹐我認為所有的人﹐都不可以例外。不論是基層黨員﹐或是高層黨員﹐都必須要宣佈退黨﹐因為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線。
做人的標準﹐中外古今皆然﹐如果人對人的基本定義與道德底線﹐有模糊的情形﹐那麼世界公理的客觀標準﹐就會被破壞。中國人絕對不能因為對趙紫陽的同情﹐或者對他有一份深厚的感情﹐而忽略了譴責他沒有退黨的行為。否則中國人﹐如何能有立場﹐要求其他中共黨員退黨﹐如何能夠安慰﹐那些被中共暴行所殘害的人﹐例如﹐超過8千萬非正常死亡的人﹑無數被迫害的人﹑六四死難者等。
近日內﹐有人忙於公祭趙紫陽的事宜﹐但是卻沒有人提出公祭六四死難者﹐也沒有人悼念文化大革命死難者。在一片讚美趙紫陽的聲浪之中﹐不要忘了還有許多被關押的良心政治犯與宗教人士﹐還有許多貧苦無依的窮人﹐他們還在等待中國人來拯救。
中國知識分子﹐怎麼可以參與﹐任何一位共產黨員的公祭活動﹖這些小義與大非的做法﹐令我擔懮﹗中國人在六四大屠殺之後﹐並沒有太多的人﹐站起來嚴厲挑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或者徹底否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反而是一種肯定優良共產黨員﹐並且期待體制內改革的意識。
如果中國知識分子﹐這種徹底決裂意識不鮮明﹐那麼中國人民﹐如何能夠清楚該怎麼做﹖那麼世界各國的政府與人民﹐又怎麼可能對中共﹐表現出徹底決裂的意識﹖
如果有一天﹐知識分子站起來呼籲中國人民﹐推翻中共專制政權時﹐請問人民如何能夠立即響應﹖如果平常時﹐知識分子不表現出﹐鮮明的反共意識﹐那麼一旦有狀況﹐人民怎麼會立即站起來反共呢﹖
中國知識分子﹐千萬不要輕忽了﹐這種鮮明的反共意識﹐因為它是未來中共專制政權﹐大崩潰的主要信仰與力量。
事實上﹐中國人悼念趙紫陽的悲情﹐背後隱藏着體制內改革的期望。這種期望﹐我認為在六四之後﹐應該被否定。但事實上﹐這種體制內改革的期望﹐並沒有被大多數中國人否認﹐他們仍在等待另外一位明君﹐如同富有正義的趙紫陽一樣﹐但是歷史證明﹐他並不存在﹗
中國人太習慣于將自己的命運﹐放在一兩個領袖人的身上﹐而忘記了自己的命運﹐只有自己才能夠拯救。前者是專制時代普遍的思維﹐後者是民主時代通俗的看法﹐很不幸的﹐中國人一直屬於前者﹐包括那些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
不論是蔣介石之死﹐當時台灣人民萬人哭泣﹐或是毛澤東之死﹐當時中國人億人哭泣﹐還有後來的周恩來與胡耀邦﹐現在是趙紫陽。為什麼中國人不了解﹐為別人而哭﹐並不能解決問題。中國人不應該哭﹐哭是一種宣泄壓力的方式﹐也是一種廉價的逃避社會道德責任做法﹐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國人應該勇敢地站起來﹐推翻中共專制政權﹐那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我建議中國的知識分子﹐收起悲傷的心情﹐擦干眼淚。然後﹐拿起筆來﹐張開口來﹐站起腳來﹐要求所有的人﹐立刻推翻共專制政權。
決定中共滅亡的關鍵﹐在於人民的決心與勇氣﹐不在於知識分子的悲情﹐也不在於人民的期待。只要中國人﹐放棄悲情與期待﹐今天就可以推翻共專制政權。
十二﹑結論﹕推翻中共專制政權﹐重建新中國
在人類紀念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60週年的今天﹐我感到十分的悲痛﹐因為世界上最大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在中國。中國人仍然還沒有被解放﹐大多數的人民﹐依然生活在貧窮與苦難之中。
為了中國人未來的命運﹐為了中國人未來的前途﹐中國人除了儘快﹐推翻中共專制政權之外﹐還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嗎﹖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公祭趙紫陽或罵共產黨﹐而是拿起筆來﹐呼籲中國人民推翻共產專制﹗現在中國人﹐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抱怨共產黨或期待美好明天﹐而是拿起《九評共產黨》文章﹐傳給每一個中國人。
現在還有什麼﹐比推翻共產專制﹐更迫切的工作﹖
20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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