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9日訊】由於物質生活的貧困和生存資源的國家壟斷，知識的購買者主要是國家而不是社會。國家購買知識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知識爲自己的”産權單一制”作合法性辯護，也期望這種辯護可以消解被搶劫的風險。國家的目的和知識份子的道德職業化偏好有共識，也有衝突。這種衝突和共識導致了中國知識份子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悲劇性命運。經濟依附性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原罪。知識份子作爲”社會良心”的代表，卻因爲”毛附于皮”的生存背景而被迫發生了很多畸變，抗拒畸變的爲民請命者紛紛被活埋，其中精明者流亡爲”顛僧”。更多的知識份子進入廟堂，幫忙的”忠臣”，幫兇的幕僚和幫閒的戲子是這種畸變典型的三種表現。

　　災亂和産權單一制同樣導致了士人的”普遍貧困化”或相對貧困化，爲了生存他必需找人”踢他的屁股”，爲了生存得更好，他必需去”踢別人的屁股”。中國文人爲權力”打工”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幕僚情節，而且是世界上最認真的’打工族’，爲了糊口，這本也無可厚非。但他比一般的”打工仔”要辛苦得多，因爲他不是生産一般的物質産品供’老闆’享受，而是要練就一種只用語言就能讓老闆開心就能混到飯吃的本事；否則就得”失業”。同時，因爲自持有這種本事，他們總是自命不凡或爲了表演與衆不同，他們與社會主動疏遠，這進一步使他們靠近各種權力資源。

　　由於這個就業市場也存在著競爭，因而，文人之間也存在著”內戰”。魯迅說，凡知識份子，性質不好的居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爲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至出賣朋友。中國文人的內戰–想想文革，想想周揚們與胡風們吧–一直是這個災變之國最著名的風景線之一，也是這個文明古國最大的道德醜聞之一。

　　爲了改變經濟依附地位，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在作努力。但這種努力不是在權力體系以外建立生存空間–我承認這樣的空間很小或幾乎不存在，但我的問題是，這種窘境與知識份子爭取獨立的方向應該是互爲因果的–而是拼命地在權力體系內鑽營自己的位子。中國的統治者們深味此理，以産權單一制爲基礎的科舉制度便玩弄文人們于股掌之中。毛的一段話集中展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可悲的饑民地位：

　　”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你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

　　當然我們沒有必要一味地譴責中國知識份子缺乏獨立的人格，因爲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所謂人格之完整是談不上的，非要裝出聖人的樣子，也很虛僞。在沒有所有權的條件下，爲五鬥米折腰是普遍事實，而采薇南山下是特殊情況。中國知識份子的知識從來不是一種産品，沒有價值，它與社會和權力之間不是一種等價交換的關係；它一直是貢品或犧牲，權力或社會採取扔給賞錢的方式對他們的勞動表示讚賞。這在中國現代社會，還表現爲對知識産權的嚴重侵犯。但是，不能把中國知識份子人格的喪失完全歸因於産權單一制的剝奪，我們必須同時在人性的普遍弱點和知識份子自身的弱點中去尋找原因，特別是在知識份子的災民理性中尋找原因。在文革中，當我們的朋友受批判而即使我們沈默也不會倒楣的時候，爲什麽要落井下石？知識份子必須進行自我反省。依附性傳統對我們心理是否影響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獨立的時候，我們仍然熱衷於作權力的諂媚者和幫忙者？即使缺乏反抗的條件，面對政治上的不人道和不公正，我們至少還有沈默的權利，也不會有什麽損失。但總有一些文人，珍惜一切機會向權力跪拜。如果他們這樣做不是爲了生活得更好，就是奴性太深了。這已經不是什麽生存權的問題，而是知識份子自身的素質問題。每當有”運動”，社會學家、科學家紛紛起來”爲中國”聲辨，簡直形成了中國的”權藝復興”運動。郭沫若先生這樣做有誰逼他嗎？　
　　　　　
我向你高呼萬歲　
史達林元帥，　
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壽辰，　　　
我向你高呼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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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協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爲暖流　　　　
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爲沃土　　　　
…………

　　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力量崇拜”和”災民迷信”。這種諂媚沒有人逼他們作，也與經濟利益沒有直接關係，他們是驕傲地自甘墮落的。或者，郭沫若式的墮落起源於更深刻的饑餓恐懼，以及因此産生了的更高的”利益崇拜”。

──轉自《右派網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