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7日訊】驚聞劉賓雁先生去世的消息，一年之前我在訪問美國期間前去拜訪先生的場景尚歷歷在目。那時，劉賓雁先生雖然早已診斷患了癌症並剛剛動完手術，但氣色尚好，精神也頗健忘，與我們聊了幾個小時也不覺疲憊。誰能想到短短一年多時間後，他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賓雁先生是我最早的啟蒙老師。當我還在四川成都旁邊的一個小縣城裏念初中的時候，就開始讀到賓雁先生的一系列報告文學。記得那時候父母最愛讀報告文學作品，他們最尊敬的作家便是賓雁先生，他們最愛不釋手的作品便是賓雁先生的《人妖之間》。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工人，他們都是普通的、善良的勞動者，與文學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一般不會閱讀小說和詩歌，但他們卻被賓雁先生的報告文學所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們從那些熾熱的文字中看到了什麼是良知、什麼是真理。那時，我的中學語文老師也把包括《一個說真話的人》等賓雁先生的作品借給我閱讀。這位老師剛剛從大學中文系畢業，其精神氣質與不久之後在那些天安門廣場上呼喊的青年們是何其的相似，他們也都是在大學中如饑似渴地閱讀賓雁先生作品的青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希望尚存的時代，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便是其中的“星星之火”——儘管他在作品中揭露了一個黑色的、腐敗而專橫的世界，但他本人卻充滿了改變這個世界的激情。這種激情感染了八十年代無數的知識份子，並給予他們巨大的力量。後來，在父親與同事的聊天中，在新聞聯播呆板的播報中，我知道了劉賓雁和方勵之被整肅的消息，知道了胡耀邦突然下臺的消息。那段時間，父親和朋友們眉頭緊鎖，情緒低落，儘管這些消息跟他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父親說，他們都是說真話的人，他們在帶領著中國往好的方向走，這個國家裏為什麼總是好人遭殃呢？

父親的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但民間自有一把與官方截然不同的尺度在：雖然劉賓雁先生遭到了官方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批判和攻擊，但在一般知識份子和民眾心目中他卻是挑戰權貴、呼喚人道的英雄。他每到一地，都會受到人們熱情似火的歡迎——比之今天的明星們、F4和超女們受到的追捧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說，賓雁先生有一次來成都，在成都最大的禮堂——展覽館禮堂——作報告，前去聽報告的聽眾簡直是人山人海，把外邊的廣場也擠得水泄不通，當局出動了數百名員警才維持好秩序。官方對劉賓雁的這種魅力感到嫉妒和恐慌，雖然恨之入骨卻又不敢再度將其逮捕入獄。於是，在鄧小平的授意下，有關部門拼命擠壓劉賓雁在國內的生存空間，並對其採取了前蘇聯政權對待異議知識份子的慣常做法——放逐。

接下來便是那場慘絕人寰的天安門屠殺——那時我正在迎接中考，每天晚上都偷偷地收聽海外電臺的消息。我把聽到的消息告訴同學，卻沒有一個人相信。有一天，我在電臺中聽到了一段對劉賓雁先生的採訪。在採訪中，他對義正詞嚴地譴責屠夫們的暴行，也對學生們表達了父親般的關愛與支持。那天，他說得很動感情，我一邊聽他的訪談，一邊掉下了眼淚。此次此刻，我才將他渾厚的聲音與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聯繫起來。我曾經在書上看到過老人的照片，滿頭的銀髮，臉上刀削一樣的皺紋，眼睛卻是炯炯有神，照人肺腑。這是一張歷盡滄桑的臉龐，漫長的監獄和勞改生涯沒有讓他變得像其他人那樣世故、圓滑和聰明，他還是像孩子那樣單純地信仰真話和真理。賓雁先生的相貌，讓我想起了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也讓我想起了文天祥的《正氣歌》，如今這樣的精神氣質在這個國度已經不多見了。

天安門慘案不僅殺戮了數以千計的市民和學生，而且阻礙了當代中國精神文化走向自由的道路。天安門慘案不僅迫使中國一大批優秀的異議知識份子流亡異邦有家不能歸，而且使得國內的文化氛圍長期處於“萬馬齊喑”的死寂狀態。劉賓雁先生在六四之前去國，本來只是到美國做短期的學術訪問，沒有想到從此再也不能踏上祖國的土地，沒有想到最後竟然客死異鄉、以身殉道。賓雁先生的悲劇乃是當代悲情中國的一個典型縮影，與此前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等老先生一樣，他們的死亡沒有辱沒他們的理想與信念。比起巴金在高級病房當了多年植物人之後屈辱的死亡來，比起巴金所受到的中共的招安與玩弄來，他們是幸運的，他們是清白的。

記得二零零五年夏天，我與鄭義及蔡楚夫婦一起去看望賓雁先生，我們代表獨立中文筆會在國內外的一百多位會友去去看望這位筆會的創立者和首任會長。一個下午的交談輕鬆而愉快。賓雁先生身材魁梧，面色紅潤，一點也不像癌症病人。他告訴我們，手術之後感覺不錯，還要堅持寫作。經過長期的努力，女兒終於得以赴美照看父親。三口之家溫馨而美滿。賓雁先生仔細向我詢問國內的情況，當我介紹到國內的一些新動態，如維權運動的興起、律師群體的“護法運動”、網路自由寫作的發展等情況的時候，他趕緊讓我慢慢說，並立即拿起一本筆記本和一支筆，認認真真地做起記錄來。這一細節讓我非常感動，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居然還這樣求知若渴、不恥下問。我以前也接觸過其他一些老先生，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裏，“老”就意味著權威和尊嚴，“老”就意味著天然地有了盛氣淩人的資格，“老”就意味著可以隨心所欲地教育年輕人，因此他們根本不願意聽取青年一代的意見和想法。但賓雁先生與這樣的老人恰恰相反，他像一個小學生一樣筆直地坐在椅子上記筆記，這既是他長期做記者形成的一種生活習慣，也是他謙卑品格的自然而然的流露，更是因為他對那片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人民的摯愛。

那一天，我也與賓雁先生有一些小小的爭論。賓雁先生始終未能超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例如對美國社會的看法，對伊拉克戰爭的看法，都受馬列主義分析方法所囿而與我有所不同。“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儘管賓雁先生是我最為尊敬的啟蒙老師，但我仍然不忌諱向他表達不同的意見。於是，我們友好地爭論起來。賓雁先生認為，美國媒體已經處於政府和共和黨的控制之下，普遍都比較右傾，近年來反對政府的意見經常難以表達出來。而據我的觀察，美國的主流傳媒基本上持偏向民主黨的左傾立場，他們對布希政府和伊戰以批評態度居多。雖然我沒有像賓雁先生那樣在美國長期生活，但據我與諸多美國朋友的深入討論和交往，印證了這一印象。後來，告辭的時候，賓雁先生表示，他會再考慮我的看法。當老人夫婦兩人一起站在門口送我們的時候，當他們消失在晚霞的餘暉之中的時候，突然一種淡淡的傷感湧上心頭：也許這就是我第一次與最後一次與老先生見面了。

在我看來，賓雁先生，包括已經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先生，在海外的蘇紹智、郭羅基先生以及國內的李銳、胡績偉、朱厚澤等先生，他們是同代人中走得最遠的少數佼佼者。在經歷了血雨腥風的政治運動和堂而皇之的屠殺之後，他們對中共政權的本質逐漸有了清醒的認識，對自己早年的錯誤選擇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反省和懺悔。在進入晚年之後，他們的生命之光沒有黯淡，反而大放異彩，他們盡可能多地說真話，求真理。但是，他們其實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反思和突破，他們所經歷的苦難應當轉化成更為豐厚的精神資源。換言之，他們具備了成為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條件，卻未能成為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他們具備了寫出《新階級》、《一九八四》和《古拉格群島》的條件，卻未能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政權”寫下擲地有聲的悼詞。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局限，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中國極權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為邪惡和黑暗。它具備了無與倫比的同化能力和腐蝕能力，它傷害了任何自由思想的萌芽和努力，而將奴性深深地根植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血液裏——包括年老的賓雁先生和年輕的我。去國之後的近二十年間，由於離開了母語土壤，賓雁先生未能繼續他的報告文學創作——我相信，如果他繼續在國內，並擁有一定的調查和研究的自由，能夠接觸到像《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所接觸到的那些材料，他一定可以寫出比《中國農民調查》更為優秀的作品來。更讓人遺憾的是，賓雁先生未能完成一部如同《懺悔錄》那樣驚心動魄的“思想自傳”，為後人留下一代知識份子否定舊我和尋找新我的心路歷程。我絲毫沒有苛求先賢的意思，只是出於對賓雁先生和他的同代人的愛和尊敬，希望他們能發出更多的亮光來罷了。

不久前巴金的逝世成為沉寂已久的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成為謊言帝國中對謊言的一次最絢爛的裝飾——以真話的名義。那麼多靠謊言生活的文化名人們裝模作樣地讚美“一輩子說真話”的巴金，這真是一個不把廉恥當作廉恥的時代。與之相反，真正堅持說真話的劉賓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卻不可能在任何中共控制的媒體上報導。因為巴金早已對中共的統治“無害”了，而劉賓雁先生依然是“有害”的，所以中共當局冷酷拒絕了老人葉落歸根的願望。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共當局也成全了老人。這說明一個八十一歲的、身患癌症的老人，卻能夠讓一個擁有上千萬軍警憲特的暴力機器的政權感到害怕——這是何等的光榮啊。這就是真話的力量，這種力量也在林昭、遇羅克、王維林、喻東嶽、丁子霖、蔣彥永、劉曉波、焦國標、師濤、高智晟、陳光誠、盧雪松等優秀的中國公民那裏體現出來過，並正在體現之中。

那殺死身體卻不能殺死靈魂的力量，我們為什麼要害怕呢？讓我們與劉賓雁先生同在，與所有說真話的同胞們同在——劉賓雁先生並不孤單，因為有那麼多渴求真理和正義的心靈與他同在。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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