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1日訊】前天（12月27日）晚上，下班後，一個人躲在辦公室裏給《新京報》寫長長的書評。在偶爾檢索資料、確認資料的當兒，就有些消息陸續傳了進來，我感到有些動搖。但還是寫了下去。

深夜，一個人在燈火通明的偌大辦公室裏寫作，是非常奇怪的。四周靜得出奇，從中央空調的送風口裏發出的沉悶聲響因為是連續不斷的，分貝也是固定的，所以幾乎不被察覺，跟窗外的夜色、霓虹一起完全融入到巨大背景之中。能聽見並意識到的，只有手指在電腦鍵盤上鍵字的聲音，啪嗒、啪嗒、啪噠……腦子裏的「弦」有時松了一下，就會想到整座寫字樓，除了樓下的保安外，也許只剩我一個人了，突然內心一陣發緊。雖然我知道不會有問題，這是地處首都CBD核心地帶的涉外寫字樓，在這裏開公司的都是世界100強；窗外霓虹閃爍，三環路上車流如織；我隨時結束工作，只要走出大廳，就會有「的哥」載我回家……但我依然有種不安。

寫著寫著，怪異的感覺開始升級，人愈發坐立不安。於是，我決定回家，文章明天再寫。立馬合上電腦，收拾資料，關閉所有的燈光，走出公司的電子鎖大門。在出租車裏，給編輯打了個電話，被告知「談判」還在繼續，今天不會有結論。應無大礙，先寫吧。好吧，那就先寫吧。回家沖杯茶，在電腦前與朋友簡單交換了對「《新京報》事件」的意見，睡了。

第二天（12月29日）。白天劇忙。當終於有時間坐在電腦前接著爬格子的時候，又到了下班的時間。好歹寫完，用電郵給編輯傳上，交卷，走人。在回家的計程車上，手機短信不斷，回家打開電腦，「新京報罷工」的消息已經掛滿了朋友的MSN。罷工？這可是違憲行為呀……無論如何難以相信。想馬上打電話向報社的編輯、記者求證，但轉念一想，現在正在風頭浪尖上，不應該給人家添麻煩——筆者是厚道人。

整個晚上，電話不斷。學者、記者，中國人，外國人，有的朋友知道我為《新京報》寫稿，認識他們的編輯，特意向我詢問有關情況。可我問誰去呢？各種各樣的消息，在電話線上、MSN上傳播（網際網路上則出奇的「乾淨」，什麼都看不到）。有的說評論版被撤銷，有的說報紙要被停刊，有的說已經與《光明》方面達成妥協，條件是接受一個沒有評論版的《新京報》。但對讀者來說，這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因為人家自費訂閱的，是一份完整的報紙，而不是沒有評論版的報紙。對筆者這樣的讀者兼作者來說，我乾脆就是為了兩三個版的評論才日復一日地買和讀。因為在我看來，《新京報》的報導內容本身其實乏善可陳。國際新聞也基本上沒有獨家採訪，而是大量引用新華社「通稿」，再冠以「本報綜合報導」的名義配發，坦白地說，我很少讀。只有小小的評論版，才真正是她的靈魂。從她創刊以來，我就是從這個平臺上，聆聽那些我尊敬的公共知識份子的聲音，見證我們的社會所有的暗部、疼痛、傷疤、榮光和進步。

30日，一大早起床，一邊淋浴一邊想，今天到底還能不能看到《新京報》？上班途中，特意繞一下報攤，一問，30日的報紙出來了。買兩份。看到「書評週刊」（每週五出版的《新京報》書評專版）上，居然看到了餘世存的照片和《非常道》的封面，被評為「2005年度好書」。內心一陣感動。此事其實早就聽編輯說過，但在這種「非常時期」，居然坦坦地「登堂入室」，多少超乎我的想像。但翻看版權頁，報紙編輯部高層名單不見了。就是說，總編輯楊斌等3名社委被免職已成事實。

在辦公室，不顧周圍白領們怪異的表情，兇狠地打電話，向編輯、記者們打聽消息。據我所知，昨天，《新京報》的編輯、記者們除了一些校對、美編及少數幾個娛樂記者之外，基本上沒有上班。平時，大約有200名編輯、記者的辦公樓只有至多20人在「上班」。一些編輯人去了編輯部，但在那靜坐，拒絕做版。《光明》系的高層在講話時，說「現在到了命運攸關的時候」，但依然沒人去工作。一些女編輯、女記者哭了。在翌日上午，筆者打電話的時候，依然能聽到她們在電話中抽泣。余世存來信說，「我很矛盾，答應給他們（《新京報》）的助學公益廣告獲獎作品做點評，不過……還是罷工了」。筆者也想回應，但決定在寫完這篇文章之後。因為我有責任讓更過的人聽到和知道。聽到和知道在2005年12月29日，在罷工已經不再是憲法權利的今天，有一家叫做《新京報》的報紙，她的編輯、記者們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實現了事實上的罷工。他們的訴求是，要求《光明》方面撤銷對楊斌等3名社委的撤職決定。一位記者在MSN上這樣寫道：「有‘光明’，就會有黑暗」。

明天，我們還能看到《新京報》麼，還能看到一份有時政銳評的《新京報》麼？明天，我還能再為她寫專欄，寫書評麼？那些文字的篇幅不大，稿酬菲薄，卻讓我們感到如此榮光。

我內心有種依稀的感覺，我們似乎在見證著什麼。見證什麼呢，歷史麼？我也不知道。
2005年12月30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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