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9日訊】茲歸納袁文要點如下：

袁教授指出改良主義者「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仍然有意願和能力，通過由其主導的漸進的政治改革，最終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之論調，實屬政治庸人之一廂情願的幻想。其實南郭在2005年2 月23日以前也應屬於此種政治庸人，竟對殘暴下流至極的中共仍抱有改良成民主政體的妄想！從鄭恩寵、李柏光、李建強、郭國汀、朱久虎、郭飛熊、高智晟律師的先後被捕判驅停業的無情事實，足以證實在中國連人權律師的基本人權都毫無保障，更遑論一般平民百姓的人權了；而一個沒有人權的政治體制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實質的改良。

袁教授用辛辣的筆調諷刺改良主義道：「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對於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鬱悶，四分失望，五分責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戀，八分憐愛，九分寬容，十分幻想。改良主義者對中共暴政具有棄婦懷舊似的幻想，那種愁腸千回、幽怨萬般的依戀，可以令石人垂淚，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義上毫無憐香惜玉之意。」袁教授不愧為具有強烈詩人氣質的大才子，將枯燥乏味的政治言論化腐朽為神奇，引人入勝，令人歎為觀止。

對改良主義者的立論袁教授明確指出：「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喜歡以台灣民主轉型為例，來論證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在此，他們忘掉了一個基本事實：作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精神價值，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即中華民國從政治理論基礎到法律制度本體，都與民主共和理念一致。」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不顧客觀條件地適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無疑是飽讀詩書但無獨立思想的書獃子之舉。任何比較參照必須有共同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才有意義。

袁教授的洞察力極為敏銳，對問題的實質把握相當準確到位：「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津津樂道的另一個例證就是「戈巴契夫現象」。中共的「戈巴契夫」胡耀邦和趙紫陽，均被中共自己的專制鐵手扼殺。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專制之獸性絕非原蘇東地區的共產黨統治可比。問題的實質在於，東歐和前蘇聯的歷史性變革的主要動力，並非來自共產黨統治集團主動啟動和主導的改良，而是來自經過長期積累並最終爆發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戈巴契夫、謝瓦爾德那澤、葉利欽等人物的出現，使東歐和蘇聯的民主進程比中國少了許多艱難，這是他們偉大的歷史功績。不過，只有共產黨官僚體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才是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政治之父。」大英雄往往是天時地利，充分發揮千千萬萬先驅者們的犧牲與智慧的傑出俊才。抹殺人民反抗起義的功績顯然不厚道。寄希望於中共再出現胡耀邦，趙紫陽式的人物已經如昨日黃花不復存在，因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袁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共流氓暴政的現實情況：「『六四』之後，中共暴政被徹底剝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淪落到只能靠骯髒的物慾收買人心、維持專制的可憐境地。它要全體中國人的良知都在物慾的追求中腐爛， 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卻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中共暴政在這個意義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價是，當它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腐爛時，它自己首先腐爛了，而且腐爛到無可挽救的程度」。中共不但政治理論徹底破產，而且精神道德倫理亦已成破落戶，唯用金錢引誘毒化國民的可憐精神心靈思想，以達到全體國民麻木不仁在瘋狂追逐金錢的貪慾下心靈精神徹底墮落。

袁教授熱情地為革命抗辯：「在現代，革命主要意味著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制。」「革命是憲政民主制的主要鑄造者。沒有革命的狂飆突起，就沒有《獨立宣言》，就沒有《人權宣言》，就沒有封建專制的崩潰， 也沒有東歐和前蘇聯共產專制陣營的土崩瓦解，煙消雲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獄直至今天還會屹立不到，人類可能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戴著專制的鐵鏈蹣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現代史否定，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人民就將仍然在專制鐵幕的陰影中承受苦難的命運。」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革命是摧毀極權專制獨裁罪惡體制的不二法門。

「許多改良主義的苦戀者，忘恩負義地詛咒革命。他們把革命等同於暴力，誣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斷言革命必定導致暴力的無限制使用，導致暴民政治。他們所能舉出的主要例證，便是法國大革命和共產黨的所謂革命。」

袁教授形象地比喻道：「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如同孔雀喜歡炫耀尾巴一樣，喜歡炫耀他們的「理性」，「冷靜」，「非極端化」。然而，在否定革命的問題上，他們卻毫不理性，毫不冷靜，並且非常情緒化，非常極端──他們完全無視《人權宣言》和攻克巴士底獄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無可取代的貢獻，只以過度暴力的名義，就徹底否定了法國大革命；他們還不經任何邏輯的過渡，就進而斷言所有的革命都一定會導致以暴易暴，導致暴民政治。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在徹底否定革命過程中表現出的激烈情緒，頗似假作單純的妓女聲稱自己看見一滴血就會暈倒時的矯揉造作。」相信每位讀者行眼至此都會發出會心的一樂，也會為作者高超的語言運用能力讚賞不已。

袁教授精闢地指出了共產專制罪惡的根源：「凡是企圖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決價值觀念和思想領域問題的地方，一定會有超過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們能夠用包括「革命」在內的任何神聖的名義，對思想進行強制的時候，就是獸性戰勝人性之日。」此段論述可謂經典之論，點出了一切共產專制罪惡的根源。以革命的名義群體滅絕，殺人放火搶劫謀財害命，不正是中共流氓起家當時及奪權後大量干的惡事？！

袁教授指出共產主義「革命」乃偽革命真專制：「從文藝復興開始，直到現代，人類命運的政治主題一直是革命──由專制，通過民主革命，進入民主法治時代。這個歷史進程的前一時期革命的對象，是中世紀的封建專制；而後一時期的革命對像則是共產極權專制。就民主革命的範疇而言，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專制主義的借屍還魂，是對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是專制主義的復辟。理由很簡單，共產主義運動在眾多國家內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類歷史上最暴虐的極端專制主義統治。所以，歷史已經作出結論：「共產主義革命」乃是偽革命，真專制；是反革命。」中共不但是偽革命，真專制；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反動派，逆歷史潮流而動謂之反動，中共正是極端自私自利逆勢不可擋的全球自由民主大潮而動的最頑固不化的反動派。

袁教授深刻地指出共產主義的本質乃「階級鬥爭階級專政血腥和暴力仇恨恐怖」：「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靈魂，即它的理論所決定的。共產主義理論斷言，階級仇恨，以及由這種仇恨催生的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共產主義偽革命要實現的第一個政治目標，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且共產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於暴力和仇恨這兩個概念在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互相激發，才創造出了恐怖的歷史。」共產主義理論之邪之惡之偽無以復加，全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實踐無一例外地證實了其是罪惡的理論，結出的全是毒果。共產黨在全世界的豐功偉績便是製造大規模殺人、奴役、專制、謊言、恐怖。

對於改良主義的危害性袁教授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層層深入的演譯最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在中國沒有改良可能的情況下，散佈改良主義幻想；在中國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艱難時刻，侮辱並否定革命──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運在內的中國民主運動思想混亂的根源。混亂的思想，無法熔鑄出明確而堅定的政治意志。沒有明確、堅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運 動就不可能形成強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戰，去震撼中共暴政。」

此外，袁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獨到但令人信服的見解：「政治意志是政治組織的靈魂；政治組織是體現政治意志實效性的機構。」

「最經典地表現出改良主義思潮毒害的政治組織觀念，莫過於聲稱要把民運組織構建成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或者要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政治組織。」中國民主黨及黃金秋先生的網絡中華愛國民主黨的遇難皆證明此路不通。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為海外民運組織內亂烽起、內鬥不止、軟弱渙散的狀態辯解曰：追求民主的組織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樣講統一的政治意志，講鐵的紀律，講嚴密的組織結構，就必然導致奪權後的獨裁專制。」這當然屬於政治弱智者的斷言。

袁教授不但是個有思想有理論的思想理論家，也是個有頭腦有見地的政治家： 「政治命運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馬，只服從強者的駕馭。具備堅硬的政治意志、嚴密的組織結構、嚴明的政治紀律、迅速決策和果斷行動能力的民主革命組織，才是駕馭政治命運的強者。」

「就現代中國而言，革命的涵義應當明確表述如下：通過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實施政治大變革，否定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否定中央極權的國家結構，實現以『主權在民』為理論原則，以多黨制為政治基礎的憲政民主，建立聯邦中國。」革命的概念確實被不少半桶水政論者弄得似是而非，不知所云。

袁教授強調指出：「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表現為三項原則：

第一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於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體現為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質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敵，是政治暴力的徹底否定者。

第二原則，民主政治革命將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許的一切方式，結束中共暴政的專制統治。這些方式包括前蘇聯東歐地區人民反抗共產專制的各種運作方式，也包括中國人民抗爭暴政過程已經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種方式。革命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之一，就是如何採取有效措施，將孤立、分散而又廣泛發生的維權抗暴的活動組織起來，最終形成統一意志指導下的全民大抗爭和全民大起義。

第三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絕不崇拜暴力，絕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專制暴力鎮壓時，人民擁有採用適度政治和法律強制力，維護自己天賦人權的權利。」

袁教授毫不留情地痛斥偽善在特定時期甚至危害革命遠甚於中共本身：「改良主義苦戀者們不經過任何邏輯的推演，就將人民革命等同於暴民政治，並以此為由聲討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設計，而中共極權專制已經將國家恐怖主義運用到極致之時；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國家暴力，貪婪地攫取社會財富，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之日； 值此權利被剝奪的民眾可憐到只能用跳樓、服毒、自爆、自焚、無望的上訪等方式，表現一腔悲憤之際，不去譴責中共暴政──這個暴力的根源，卻以反暴力的名義，唾液四濺地誣衊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發生的人民革命，這是多麼無恥的偽善！有文人曰：偽善也可能是善意的開始；我說，偽善比公開的罪惡更接近罪惡，因為，偽善除了罪惡之外，還有無恥的欺騙。」

袁教授揭示了鄧小平的「貓論」實質：「『六四』之後，鄧小平以及官僚集團基於掩埋反人類罪行的陰暗心理，指令專制權力教唆整個社會去瘋狂追求物慾，以使中國人的心靈在物慾中腐爛，從而忘卻道德和良知，忘卻『六四』之血的精神價值。陰險的中共官僚集團把兩個最具社會能量的群體──商人和知識份子納入官僚特權階層的範疇，從而形成了由腐敗的官權、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共同構成的政治黑手黨。」中共的一切作為僅是為其一黨之私，完全不顧民眾的死活，不顧民族整體的根本長遠利益。毀壞中國人的心靈良知，毀滅中華大地的生態環境，正是中共極端自私自利的愚民政策帶來的惡果。

袁教授論證中共不存在政治改良的前提與基礎相當到位：「政治改良需要以執政集團具有崇高的政治意志為基礎。中共，這個犯有重重反人類罪行的政治黑手黨，它尚存的唯一政治意志，就在於利用國家恐怖主義、謊言和利益收買，毫不妥協地維持極權專制。因為，唯有依靠專制的國家權力，中共官僚集團才能繼續壟斷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唯有躲藏在專制的國家權力之後，中共官僚集團才可能規避人民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

袁教授論證了中共日益加速黑社會流氓化的根源：「人類的歷史是由心靈，由意志走向現實物性世界的。人類歷史本質上是心靈史，意志史。雖然在現實物性世界中，中共目前還表現出強勢存在，但是，在心靈和意志範疇內，中共早已一敗千里，潰不成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和「六四」血案，使中共變成政治道德的破落戶；蘇東地區社會主義陣營頹然崩潰，又使中共變成思想理論的破落戶。當今之中共既無能力重建政治道德，也無能力再創思想理論之基礎，唯有靠「既得利益」來換取黨的凝聚力。然而，當利益成為唯一的價值取向時，政治組織必然黑社會化。黑社會化的結果又必然是政治組織內部以私利為驅動力的組織幫派化，以及各幫派之間的權力和利益搏戰。當今中共不斷懲罰貪官，無非是在權力爭奪中取得強勢的幫派，對弱勢幫派的清洗。從清洗的殘酷性可以發現，黑手黨化的中共內部權力和利益的爭奪，正在血淋淋地撕裂中共自身。」

袁教授令人信服地得出結論：「中共致命的危機並非來自物資力量的匱乏，而是源於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腐爛。」「中共已經是魂銷魄散之黨，而建立在私利基礎上的黨的統一性，正由於遍佈黨內各級組織的殘酷的權力鬥爭趨向瓦解。因此，一旦出現重大社會事變，處於精神分裂和組織瓦解狀態下的中共，很難有效地使用名義上被它掌握的軍隊和其他政治社會資源，來體現統一的政治意志。而喪失了統一意志 的物質力量的強大，乃是泥足巨人。」

袁教授熱情洋溢地指出：「革命黨就是斬斷歷史慣性的銳利的政治意志；革命黨就是以雷霆萬鈞之勢，對中共暴政作最後震撼，並使之驟然崩塌的政治能量。革命黨不起，共產黨不銷；革命黨興，共產黨亡──這必將是歷史的結論。」

「革命黨的基本政治目標，就是通過全民的政治大革命，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的現代憲政民主政治；徹底否定與極權專制意志一致的現行國家結構，組建聯邦中國。」

「革命黨運用革命的方式所要達到的基本政治目標，首先在於否定極權專制制度，實現憲政民主，而決不運用革命方式，謀求執掌國家權力──這是革命黨為自己設定的首要的政治紀律。任何政黨執政的權力，都必須在憲政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後，由全體公民通過公開、公正、自由的定期選舉來決定。而革命黨在憲政民主實現之後，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便是使自己由革命黨轉化為按照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運作的議會黨。」

袁教授正確地提出應當展開與中共的心戰：「精神和意志是現實世界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因此，革命黨在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革命過程中，將首先把精神和意志的領域作為戰場，以具有創造性的有效方式，同中共暴政開展心戰。心戰的作戰目標有三：1.徹底摧毀中共軍隊、官員、員警、御用文人、奸商惡賈殘存的專制意志，以及對專制政治生命力的信心；2.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民主革命的大啟蒙，讓全體人民毫無疑義地明白，中共暴政是萬惡之源，是人民苦難的根源，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唯有全民的抗爭和人民大起義──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徹底否定中共暴政；3.在全民範圍內，特別是被中共暴政肆意摧殘和踐踏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工人、復員轉業軍人中，廣泛傳播憲政民主的理念，聯邦中國的理念，使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成為中國人民共同的政治理想。」

認真讀畢袁紅冰教授的雄文勁論，我彷彿看到了新中國黎明前曙光初露噴溥欲出的一輪朝日。中國民運有袁紅冰、陳泱潮、魏京生，王炳章、楊建立、清水君、胡石根、何德普、陳西、劉賢斌、胡平、陳德奎、徐水良、徐文立、張偉國、倪育賢、王希哲、王有才、楊天水、李國濤、許萬平、王金波、任自元、劉曉波、余樟法、王丹、唐伯橋、余傑……一大批有名或無名德才兼備的才智之士引領和犧牲及千千萬萬後來者的共同奮鬥奉獻精神，應當是大有希望的。

──原載《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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