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9日訊】11月15日，中共重量級改革領導人任仲夷先生在廣州病逝。這是中國現代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極爲重大的事件！然而，這個十分重要的消息因爲輿論聚焦在猜測中共當局如何紀念在中共著名改革開放領導人、前總書記胡耀邦90冥誕的活動，以及北京輿論的“精確導向”，而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任仲夷出生於1914年的河北威縣，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入黨，1943年任冀南五分區專員，1958年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1977年由黑龍江調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1981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1985年，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凡是年過68歲的中央委員，一律辭去中央委員及行政職務，任仲夷從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崗位退居二線，改任“中顧委委員”。 期間因爲保守派元老陳雲的反對，被剝奪了原定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安排。

作爲中國改革開放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之一，任仲夷的成就主要爲：1977年粉碎在遼寧的“毛遠新幫派體系”，讓中央能全力以赴解決“上海幫”；1978年擅自大膽主持了平反張志新冤案，推動批倒“兩個凡是”的“真理標準討論”；主政廣東，創造性地執行中央的政策，使廣東尤其是特區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推動中國今天巨變的“第一節火箭”；晚年徹底認同了現代民主法制的政治理念，堅持反對“新凡是”，呼籲進行“三權分立制約權力的政治體制改革”。

2004年7月《南風窗》發表了：“政治改革需要勇氣與任仲夷對話”，緊接著是年第8期的《炎黃春秋》發表了《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一文。其主旨是任仲夷在高度評價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功績的同時，也十分坦率地指出：鄧在造就一個漸漸富裕起來、相對開放的社會同時，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與腐敗蔓延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的相對滯後”，現在是“市場經濟，計劃政治”。在他眼裏政治改革這一關終究要過，“現在不過，以後說不准更難過。”在具體方法上他更是大膽提出了建立政治特區的主張。他說，“不僅要搞經濟特區，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區。政治改革必須審時度勢，先做試驗，突破一點，再行推廣，就可以穩步前進。可以在某一個地區、謀一個領域先搞試驗，取得經驗，然後推廣。……比如能不能選一個縣、地級市甚至一個省，例如海南省，辦政治特區，搞民主選舉。就是試驗失敗了也不要緊。失敗是成功之母嘛。”

然而，任仲夷的這些公開的政治改革言論觸怒了中南海的龍顔，胡錦濤在去年秋天的四中全會閉幕式上說：一些人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幌子，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我國的國體和政體。……胡錦濤對任仲夷這種上綱上線的抨擊，暴露了中南海當權者的思想僵化和現行政治體制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

可以這麽說，任仲夷晚年那些認同世界文明準則的的政治改革主張，是他一生的亮點！其中包涵著順應民主潮流、促進中國完成政治轉型的戰略抱負，這也是中共領導人公開表達的言論中最接近民主主義的政治理念。中共改革開放前領導人田紀雲，日前在任仲夷的靈堂寫了三句話：“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真正的共產黨員，改革開放的大將”。 杜潤生、於光遠、李銳、李普、曾彥修、朱厚澤、吳江、杜導正等人聯名題寫的挽聯是：“改革開放勇當先鋒，自由民主高舉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這些評價相當中肯。

興許，這就是中共黨內僅存的少數理想主義領導人的“回光返照”。如果把戈巴契夫結束蘇聯共産一党專制作爲一個政治改革的座標，任仲夷在思想理念上無疑是最接近這個座標的一位中共領導人。但是他沒戈巴契夫那樣幸運，不僅自己一直沒有機會掌握決定中國命運的權力中樞，而且兩位最堅定的改革開放盟友胡耀邦、趙紫陽也連遭廢黜，他自己僅有的思想言論還不時的受到批判。……如今任仲夷去世了，中共黨內失去了一位最敢言的開明政治家，中國政治改革的希望也隨之破滅得更加徹底了。隨著任仲夷的去世，人們也結束了對中共黨內出現戈巴契夫所抱持的希望。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