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7日訊】轉眼2005年“聖誕”將至。這個紀念耶穌基督的日子，正日漸變成爲一個全球性“節日”。然而作爲生活在非西方基督教文化語境下的大多數中國人，在迎接這個節日時難免有時會生出某種“錯位感”來。近日，不少媒體上便在討論中國人該不該過耶誕節。在筆者看來，作爲非信徒的我們，仍可以使這個即將到來的“洋節”變得富有意義——當信念而非信仰成爲節日的主題時。

　　法國歷史學家曼諾尼（Octave Mannoni）將信仰與信念區分了開來。任何一種信仰，均建立在某種超越當下現實社會的神聖存在這一宇宙論預設上。而信念則避開了這一預設，它並不與彼岸的神聖世界發生關係，而是一種符號性的約定，一個隻在現實世界內部具有效應的承諾與擔當。一個人可以相信（信仰）各種鬼怪，卻並不對之持有信念。同樣地，一個符號性信念也並不需要絕對性信仰的支援。在這個我們所處身的當下這個現實世界中，我們可以對很多事情懷有信念，但同時並不信仰它們。以作爲啓蒙時代的一個符號性造物的人的權利爲例，我們可以充滿對權利的信念，儘管它在根本的存在論層面上是個虛構。在歷史中得到創造並被不斷實踐的權利，從來不是一個絕對（天賦人權），相反實質上十分的脆弱，隨時隨地可能被各種現實中的社會力量所削弱乃至取消。

　　故此，我們並不是必須先信仰X——即預設它的神聖和全能，然後才可以對X持有信念，即將其作爲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性承擔，一種無條件的、真誠的、言行一致的倫理投入與擔當。基督教所包含的那些崇高理念，如作爲慈善的愛、憐憫、犧牲等，正是由作爲凡人的耶穌基督、以及代代基督徒們拒絕各種機會主義、犬儒主義、自我中心與實用考量，以虔心、真誠而堅決的不竭實踐，使它們在現實中不斷播散。也正因此，這些崇高理念實際上並非由一個被定義爲全能的上帝來終極性地給予保障的（否則就不需要人類實踐而萬古長存了），它們始終是很脆弱的，需要人們不斷地爲之奮鬥、並會不斷反復地失而復得。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論信仰》一書中，根據曼諾尼的這一對立，提出了“沒有信仰的信念”之主張，即人們知道那些崇高理念並非來自一個全能的絕對，仍然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對其持有信念。在這個意義上，齊澤克呼喚繼承基督教中的“唯物主義遺産”。

　　而問題是，和多數宗教一樣，基督教具有著一個普遍主義的內在目標，即形成一個普遍信徒的信仰共同體——“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然而任何“普遍性”，恰恰是由“例外”所構成，因此，一個自我宣稱的“普遍”的共同體，必然存在著其自身的週邊構造，即德裏達（Jacques Derrida）所說的那種恰恰作爲這一共同體的存在條件的外在物。“所有的人都是兄弟”這句陳述，本身在邏輯上便同時意味著：“那些不是兄弟的，便不是人”。

　　因此，只有成爲一個非信徒後，一個人才可能展開對信仰本身的反思。正如當代批判性神學家們所指出的，當然總會有一些很好的理據來信仰耶酥基督，但這些理據只有對那些已經信仰他的人們才能夠完全說得通。第一個回溯性地提出信仰基督之理據的人，便是作爲聖使徒的保羅。他給出了從基督受難到上帝之愛這個信仰通道：“爲義人死是少有的，爲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爲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5:7-8）。即使激進如二十世紀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者，信仰的最根本理據，也基於保羅在《羅馬書》中所提出的，上帝之愛因基督爲罪人而死的事件而得到“顯明”（所以根據尼采[Nietzsche]，保羅實際上是基督教的創始者）。然而這個理據，只是對於已經是基督徒的人才能完全說得通。換言之，只有在一個特定的符號性視平線內，那些回溯性作出的理據（如最爲關鍵性的由處女降生的作爲上帝之子的基督），才能産生意義。信仰釋迦牟尼或信仰真主安拉的各種理據，也均是已經信仰的人們所回溯性地作出的，並只在那個信仰共同體內才被完全承認。“文明的衝突”，正是只有在不同信徒們的諸種信仰共同體之間，才會成爲不可避免。只要這種信仰的方式不改變，那些通過文明對話來尋求全球倫理的方案，都注定徒勞無功。

　　晚近以來，由當代神學家漢斯•昆（Hans Küng）發起並由世界各主要宗教代表一起參與的《世界倫理宣言》被起草了出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的“普遍倫理計劃”也被大力推動，聯合國甚至把2001年直接命名爲“世界文明對話年”。然而，極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就在這個“文明對話年”，發生了改變世界的“9•11”事件。當策劃襲擊的“基地組織”竭力把對世貿中心的恐怖攻擊渲染爲一場伊斯蘭教對基督教的“聖戰”之同時，小布希政府也立即將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定義爲所謂的“新十字軍東征”，並隨後提出著名的“邪惡軸心”說。文明對話的實踐與普遍倫理的計劃，便在新世紀初那一起又一起恐怖襲擊與在“反恐”名義下發起的一場接一場聯合戰爭中夭折於無形。

　　現在的問題便在於，信仰轉化爲信念是否可能？答案是：可能的。這個可能性本身，是由不竭的實踐來開啓。在現實世界中，非基督教背景（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的人們接觸到基督教，往往起初並非深深感動於那些對他/她來說完全陌生的故事（處女生子、十字架受難、死後複生等），他/她的感動（如果有的話），恰恰是來自於其所直接遭遇到的面前這個（些）真誠實踐著愛與友善的基督徒。聖使徒彼得所說的“被聖靈感動”（《彼得後書》1:21），對於信徒共同體之外的人們來說，這份感動並不是來自於和那位全能的上帝的“神聖”遭逢，甚至也不是直接來自於基督教故事中基督的崇高實踐，而是他們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真誠友善的基督徒們。正如一位牧師所言，“世界上的人眼睛看不到基督徒的信有多少，但是基督徒的愛有多少卻無一不在世人眼前。”在這份人與人交往的最直接的感動中，那理應是全能的上帝並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上帝之愛從來不是理論或教義，而是行動與實踐。於是，生活在非西方宗教文化語境下的我們，完全可以不必帶著對某個全能絕對（上帝）的信仰，而充滿著信念地去積極實踐作爲慈善之愛的崇高理念。

　　也許，在這個後“9•11”時代，我們首先要努力嘗試的，是通過自我反思性的批判，將宗教上的信仰轉化爲實踐上的信念，即對並非全能也非絕對更非神聖的符號性造物，作出倫理承諾與實踐，這個時刻，他/她便不再是信徒，但仍舊甚至更激進地實踐著那些當初感動自己的崇高理念。在這個信念的意義上，我們中國人何嘗不能來一起紀念在二千年前率先實踐著那些崇高理念並最終爲之付出自己生命的耶穌基督之誕生呢？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轉自《世紀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