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訊】一

「自由主義」一詞最早於1812年以西班牙語出現：「 Liberales」。但絕大多數學者認為，自由主義發源於十七世紀經歷了光榮革命後的英國。洛克則是自由主義的祖師。洛克率先提出了自由主義的主要原則，如社會契約論，人的自然權利論（又稱作天賦權利），並由此引伸出人的生存權利，自由權利，私有財產的擁有權利（財產權），同時還提出了現代三權分立原 則的雛形。這些思想都構成後代自由主義的根本原則。還有人認為，自由主義作為一種人類思想和理論，則有更長的歷史。有些學者把自由主義追溯到古希臘時期。比如說有學者認為蘇格拉底是自由主義的鼻祖，因為他一貫秉承理性主義，以懷疑精神不斷反省批判未經檢驗的概念和信仰，最後還以身殉道，成為捍衛個人思想自由免於侵犯的典範。

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朱學勤定義道：「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後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畫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 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後，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約翰•格雷則對自由主義有比較簡單的解釋。他認為自由主義傳統的基本特點是：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普遍主義、改良主義，而其落實則包括保障消極意義下的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市場經濟、代議制政府。大衛•斯匹茲在 其臨終前，為自由派人士寫下了「信條」，更能反映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理想：尊崇自由甚於其他價值，即使是超過平等及正義；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財產」，但是不能忽略財產在促進人類福祉上的積極角色；勿信任權力，即使權力出自多數亦然；不要相信權威；要寬容；堅信民主政治；尊重真理與理性；接受變革的必然性；不要恥於妥協；最重要的，要保持批判精神。

歷來幾乎所有的認真的社會學者，都不排斥自由主義。無論從歷史的、邏輯的層面看，還是從經驗的、學理的層面看，自由主義的普適性，對於不同思潮的包容性，對任何社會形體的天然親和力，只解釋真相、不局限於固定模式的客觀判斷，都是自由主義的魅力所在。與其說自由主義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信仰或價值觀。自由主義是一張試紙，只有在自由主義可以生存的酸堿適度的土壤上，自由經濟，民主政體，法治意識才有可能生長成熟。無論個體還是社會，拒絕自由主義，將是一個悲劇。

但是自由主義在向東方傳播的過程中，遭遇到強勁阻擋。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如胡適、張君勱、傅斯年、顧准等人，在中國的思想界都不成氣候。至於民間的自由主義萌芽，更是備受權威主義、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打壓，如同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文學影視作品，如鱗毛鳳角，且不被大眾喜愛傳播。本來很有人氣的電影演員劉曉慶，自從寫了具有自由個性的《我的路》以後，就一直走下坡路，甚至進了監獄。要知道，即使是這些滲進中國境內有限的自由主義，也是不夠純正，至少缺乏足夠的獨立精神的自由主義。

中國學者劉軍甯，在《自由主義與中國問題的兩個層面》一文中，也談到這個現象。他說，近一百多年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所牽涉到的重大問題，就是整個社會的形而上層面的價值轉型和形而下層面的制度轉型。雖然一百多年已經過去了，中國在價值層面，以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平等權等基本人權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始終沒有得到本土傳統資源的有力支持。制度的正當性來自於其所依託的價值的正當性。信奉什麼樣的價值觀決定了選擇什 麼樣的制度。

有人把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厄運歸因於強大的專制傳統，但不足以說明全部。專制傳統雖然強大，但是在一百年中，有近一半的時間裏中國是對外開放的，自由主義思潮有很大的傳入機會。以自由主義的溫和中立包容的特性，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比專制主義更得人心。再者，專制主義任其強大，如果沒有足夠的民意支持，僅僅靠武力，不可能維持如此長久。

這是一個死結。不解開這個死結，中國的前途堪憂。中國現在不缺錢，缺的是信仰。只有出現一個讓人心悅誠服的信仰，才能凝聚一個民族的精神，壓倒暴力和頹敗，形成一股潮流勢頭，順利完成上述的轉型。無論是某個階級的意識形態，或是哪一種傳統宗教，還是古代傳統儒學，都不如包容溫和的自由主義更符合全體利益，更少產生傷害。

二

研究「自由主 義」的第一個字「自」，也許可以幫助解開這個死結。自由主義，不論是最初起點還是最終目的，都和一個一個獨立的個體——「自我」密不可分。自由，只是指個人的解放；自由主義只為個人服務，從裏到外找不到片言隻語，可以用來為整體或群體立論。可惜，這種「自我」特點，與中國文化以群體為終極價值的習性相違背相衝突。

英國人也許最早觀察到中國人的整體特性。最早出使中國的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在筆記裏寫道：「中國人在個人與集體之間有一種反差：一個貪吃、撒謊、不講道德的個人使英國清教徒式的個人主義者反感；但英國人感到吃驚的是，組成集體的中國人則守紀律，有力量。」像是巨大的「螞蟻窩」和反常的「螞蟻」，特寫鏡頭中的中國人引起英國人略帶蔑視的微笑，但在全景鏡頭中，英國人所看到的中國人必然是一個集體，一個極端有秩序的集體。如同佛洛德對群居天性的定義：「人在孤獨一人時覺得自己是不完整的；但一個群體則排斥一切新的、不尋常的事物。」

不論作為領袖、精英還是普通平民，中國人抱持著幾千年之久的概念：個人是渺小的，卑微的，不可依賴的。人多勢眾，眾人拾柴火焰高。必須放棄個人欲望，壓抑自我個性，和群體保持同步，個人才有前途出路。凡是不合群的念頭，都必須毫不猶豫地打消。無條件地服從集體，讓集體決定自己個人的整個命運。放棄原則的「顧全大局」，被幾乎所有的中國人視為無尚崇高的準則。從過去的國防部長、國家主席一直到現在的失地農民，都堅定不移地遵守。

群體觀念或個體觀念都不可一概而論。人類在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由於生產力的低下和環境惡劣，有必要依賴群體。但是進入現代社會，也就是契約社會，就需要相對地提升個體地位，漸漸淡化群體觀念。現代社會需要法治，法的本質是在兩個獨立個體（法人）之間作裁判，群體概念對此無能為力。現代社會需要科技，科技的發明創新需要個體的獨立突破，群體的因循守舊只能予其拖累。現代社會的福祉以個人為單位衡量，社會整體的幸福感只是每一個個體幸福感的總和。現代社會的群體，是許多有自我意識的個體協商妥協後的集合體，不是古羅馬軍團，排斥個體利益的集體利益是不存在的。因此，個體地位的上升，隨著時代的進步，應該越來越名正言順。這個道理，西方的近代文明史，已經說得很明白。

但中國人一直認為，「自我」是萬惡之源。一切醜惡骯髒的社會現象，都是因為人的自私而出現的。淡化、打壓「自我」，讀經誦典，膜拜偶像，淨化靈魂的辦法，才是最好的推動社會進步的辦法。「一般散沙」之說，就是希望用一種強力膠水，把分散的沙粒黏合起來。必須要問，貶低「自我」，不為「自我」正名，不給「自我」以應有的地位，自私就會減少嗎？這是一個可愛的錯誤。

「自我」意識和價值，是人的天然本性，天經地義地自然存在，永遠不可抹煞不可否認。「自我」原本一點也不醜惡，之所以變得醜惡，是人們違背自然規律設立的制度和去「修理」它的結果。這就像壓制人的性欲，並不減少反而增加性犯罪一樣。嚴格修煉的宗教僧侶，性侵犯的比率往往比常人高。貪官現象也同樣可以說明。貪官最初是被一層層嚴格篩選提拔上去的，在上級人事部門眼裏，他們「改造」得較好，「私心」較少，然後才被委以重任。其實呢，沒有一個人是神仙，一旦制度有漏洞，再先進的個人最後也要貪。

但是傳統習慣上中國人喜歡「修理」。比如違反天性的纏足、閹割。連藝術也以變態為美，比如像盆景、男性的旦角等。對自然天成，抱有一種本能的恐懼感。所以當開放初始，就有各種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保持先進的教育襲來，名目繁多，不一而足。非常遺憾的是，當中國社會向西方開放，引進了西方的部分「自我」價值以後，最先展露頭角的「自我」，都是負面形象。比如嫖娼、賣淫、揮霍、腐敗……這些都給上述的運動和教育提供合理依據，加重民意對「自我」的敵對情緒。真正的「自我」，原本意義上的「自我」，反而被淹沒了。殊不知，那些大量的負面形象，原來是長期束縛以後，因剛開始鬆綁而產生的反跳。

真正具有「自我」的個人主義者的形像，應該是英國清教徒的形像。他具備通過適當的教育得來的內視的能力，看得清楚「我」是誰，我的利益和需求是什麼，什麼樣的行為才真正對滿足這些利益和需求有利，什麼樣的行為看起來一時滿足了這些利益，但是實際上從長遠是損壞了這些利益。也許並沒有為全人類解放獻身的偉大目標，但是他很清楚，用適當的手段調整不同利益之間的關係，平和地與不同利益的他人共同相處，才是人的最終需要，也是社會的最終需要。除此之外的所謂崇高目標，都是虛幻。

恢復「自我」原來應有的地位，顛倒對「自我」如臨大敵的社會意識，自由主義的真髓才有希望被華夏文化所理解接受，自由主義的種子才有可能在華夏土地上生根發芽。

(12/2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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