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1）道德上的中人
在上面的議論中，我們已經知道了民運人士是時代的產物，就從這一點入手去研究問題，我們似乎可以發現這樣的一個結論，民運人士所極力要完成的民主政治是一個全新意義上的政治，因此與這種政治相關的是政治上的人物也必不可免地要發生變化，如果說變化不是發生在民主政治實現的那一刻，而是在民主政治進程中，那麼我們就會在產生
了民運人士的那個時間上發現變化的源頭。
我們若研究傳統政治，就會發現這樣的一個事實，即實際政治過程的那些人都具有一個道德上的“優勢”，我們且不論這樣的“優勢”是事實上的還是由道德的方式所故意造成的。就抓住了這一點來說，傳統的政治家一定要是一種道德的人這已經是我們常識中的問題了，但是我們卻沒有把這種常識性的知識推進一步，以發現其中的政治進步的軌跡。在這裡，若就這一點，我們要對民主政治中的人做一個新的觀察，那麼就一個看到這樣的問題，即他們都是一些道德上的中人。建立了這樣的一個觀點之後，我們再來研究民運人士的問題，對他們在道德上限並不超越普通公民，道德下限上亦不低於普通公民的現象的分析就可以採用“中人說”。
（2）脫去道德上的偽裝的人
現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最早源頭雖然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鳴放”的運動，但是只因為這個運動是純粹的知識分子的，也因為在這個運動發生的時間不可能形成後來才出現的民運人士們獨立的記憶，運動沒有他們的親身的參與，因此作為一代人來說，他們不是這個運動的產物就非常明顯，所以，在尋找他們產生的時間上，我們正好就找到了66運動（也就是人們說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說這個運動是第一代民運人士親自參與了的運動，又如果說在這個運動中民運人士作為普通參與者其“靈魂深處”也受到了“洗禮”的話，那麼他們是這個偉大運動的“產兒”——就是一樁歷史的事實，不管他們本人對這種“事實”是接受還是不接受。把這個民運人士產生的現象同中國共產黨人產生現象對比地看，後者是“社會大動亂”時代的產物，前者是中國偉大政治運動的產物就形成了明顯的對照。
66運動對中國人的最大的影響之一就是在這個運動中除毛澤東等“一小撮人”外所有中國人都在政治上脫去了偽裝是一個最典型的事件，盡管到今天為止，這個事件的意義還沒有被更多的人解度出來，但是它的意義並沒有因此而不存在。我可以這樣說，運動把每一個人，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靈魂”都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如果說民主政治是一種“公開政治”的話，那麼朋友們，你注意到了嗎？中國政治的“公開化”時期就是1966年！這樣的事情在當時我們是評價不了它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有可能越來越清楚地發現其意義。我們已經知道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公民不需要任何“偽裝”，那麼在1966年的運動中廣大人民撕破共產黨當權派“偽裝”的同時，也拋棄普自己的“偽裝”的行為就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了。因此就這一點去看待問題，民運人士是中國社會中的政治上無偽裝的人士的情形就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了，它的確有一個歷史的淵源。
就上面的問題而言，我們在看待民運人士時，就不應該用舊的道德式的眼光，就不會把他們看成是50——60年代的“共產黨員第二”之類的人物，而應該運用中人的觀點，不對他們作道德的苛求。這樣作的結果若使你發現民運人士同你自己一樣，是生活中的平常的人的話，你的發現就是對的。也就是說你不能夠把他們如共產黨員那樣的看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因此在後來你發現了“特殊材料”不是“特鋼好鐵”，而是“破銅爛鐵”時，你就免不了要產生上當受騙的感覺。與這樣的情況相應的是民運人士在道德方面也隻需要保持一個“中人”的水准而沒有必要非使自己上升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在這樣的意義上“隻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詞句，就可以說明問題的本質。如果說在這裡民運人士同共產黨人一樣，認為自己就站在了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上，那麼他們在這樣的時刻中要能夠保持自己的謙虛謹慎就非得使自己“超人化”不可，而正是在這個“超人化”的過程中，由一個政治上的“特殊階級”到發展成為一個法律上的“特權階級”就隻有一步之遙了。因此民運人士中的個別人如果可以達到道德上的“至上”境地，這樣的事情同民運人士作為一個群體要達到如此的境地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由此而引出的一個問題是，民運人士也絕不能夠因為自己的群體中有道德上的模範者而宣布自己在道德上處於一個“至上”境地。
在社會生活中，政治的事情和道德的事情應該是分開來的，這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點，如果搞民主運動的人脫離了這個基本點而行為那就是非常錯誤的，是對民主的背離。民運人士在這裡隻能是政治的人士，而不能夠同時又是道德上楷模，因此在評論和看待他們的行為以及作為時，人們若還是象在共產黨時代一樣，政治、道德“一把抓”那就是非常的錯誤的。就這樣的意思去思考問題，如果在政治的生活中，所有的人都脫去了“偽裝”，那麼誰還能夠比誰優越呢？“我們都是同一把刷子粉飾出來的人”（甘地語）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棵葡萄藤上的枝蔓”（布爾加科夫）的話就是對民主的此意的最深刻的腳注。對於他們，我們應該這樣的看，就是說在未來的時間裡，他們掌握了政權，變成了“執政者”，也是不會以此而認為自己是“另外一把刷子粉飾出來的人”，或者說自己是“另一根葡萄藤上的枝蔓”。在這裡，當年共產黨人栽跤的地方恰恰是他們吸取教訓的地方。研究一下那些不可一世的共產黨人，他們其所以在歷史的道路上載了大跤，認為自己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樣，高人一等，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前毛澤東時代，有一句話很流行，那就是“放下包袱，輕裝前進”，但是共產黨員到底是沒有“放下包袱”，並且“包袱”越背越大，到今天為止他們已經被“包袱”壓得腰彎背馱了，其原因在哪裡呢？依我個人的見解就是他們在搞政治的時候背了個道德的“大包袱”——這就是問題的實質。經我這麼一說，有的讀者就會問：“放了那個大包袱不就是好了嗎？”問題就在於這個“大包袱”是一個他們不能夠放下的“歷史的東西”，過去的和現在的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全都是為了“充實”它，因此如果放棄了，就等於同時地放棄了共產黨的“歷史”和他們所鼓吹的“歷史地位”。讀者們可以作這樣的想象，那就是如果他們真的“放下”了它，那麼他們同普通人又有什麼兩樣呢？既然是一樣的，那麼他們要“執政”就得通過人民的選舉，而選舉制度的實行也就是民運人士所要求的民主化。現在的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原來他們放不下的這個“大包袱”裡包裹的是他們的“專政”的理由，因此在這些“理由”還存在的情況下，拒絕民主的行為就同“保”住“大包袱”的行為一致了。為什麼江澤民專政時，不放棄“鄧小平理論”？為什麼胡錦濤專政時又不放棄江澤民的“3個代表”？是他們喜歡那些“玩藝”嗎？不，站在人性的觀點上他們在“內心深處”討厭那些“玩藝”可能和我武振榮一樣，甚至可能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些家夥們誰不驕傲），但是在政治上，他們必須要表一個“完全擁護”的虛偽態度，因此江不放鄧，胡不放江，同鄧批毛而不敢放毛的道理是出入一轍的。
民運人士是“抖”開了“大包袱”的人，因此他們在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有一個主要的任務，那就是使政治徹底地同道德與宗教分開，獨立地開創出中國社會的“政治界”﹔而民運人士自己就是這個“政治界”的人。因此你在把他們看成是道德上的人就是你的錯誤了。如果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發現了“革命”的話，那麼這一場“革命”的意義就同“共產黨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那漫無邊際的情況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即“革命”的目標僅僅是建立一個“公共”的、“開放”的政治社會。如果實現了這一點，“革命”就告完結，不會象共產黨“革命”一樣地要深入到“精神的領域”，其成果又必須被維系在人類的“終極目標”上。
（3）民運人士不是道德上的完人
在中國過去的道德的教育和政治宣傳中，最給中國共產黨臉上貼金的事情就是所謂的共產黨“立黨為公”，與此相應的是共產黨也要求共產黨員要“大公無私”，“徹底地克服”自己的“私心雜念”。在最紅火的年代裡，他們還號召共產黨員要“狠鬥私字一閃念”，要使共產黨員的“內心世界”徹底“共產主義化”……也正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出現過這樣的事情，所以，在一個短時間內，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專制、專政的本質就看得不是太清楚的，一個道德上的障眼法防止了人民對共產黨制度和共產黨員的進一步的認識就是可以理解中的事情了，對這樣的事情的論述也就順便地解釋了在那特定的時間中廣大人民也在這樣的一種道德感動下去追求政治上的“至高”境界的錯誤行為。也正是有著這樣的一段中國人民政治生活的特殊的經歷和由這種特殊的經歷所帶來的特殊的記憶和特殊的感受，所以當民運人士這類完全新的人物出現於中國社會時，必然產生了這樣的情況，即人們會自覺或不自覺的運用他們看待共產黨員的那種眼光和方式去看待他們，所以這就引出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誤解。
目前海外有一種很普遍的說法是，民運人士道德水準偏底，許多人也迎合這種說法對民運人士中的許多知名的人物進行有關道德方面的責備，好象他們應該是和尚、牧師或者阿訇，完全地不顧他們是政治中的人這樣的非常明顯的政治事實。如果說這樣的看法和說法流到國內去的話，那麼國內人民現在正處在觀念變革的時間中，還不能夠成功地運用新的民主概念去分析新出現的人物的話，那麼事情的出現就是很嚴重的問題了。如果我們說民運人士是中國政治上的“鹽”，現在人們感覺到“鹽不鹹”，問題就很復雜了。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澄清本文中的問題就不是無的放失的發表議論了。
我在以前寫作的論文中曾經說過，古今中外所有的專制政治無不建立在所謂的“道德基礎”之上，沒有任何的一種例外，中國共產黨政治也是一樣。因此，我們在同中國的專制主義者所作的鬥爭中也有一個“道德的陣地”需要佔領﹔在這個“陣地”上所展開來的“戰鬥”，我的理解是，我們不應該簡單的把共產黨人描述成為政治上的一貫的“惡人”，而是要對他們的錯誤給出一個科學的合乎事實的批評和批判，指出他們到底錯誤在了什麼地方，為何會錯？這樣以來，我們也就順便地總結出了我們普通人自己的教訓了。因此我的主張是民運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和批判應該始終地同時貫穿和堅持一條自我批評和自我批判的線索。如果說共產黨在道德上的失敗可以告訴我們：現代的政治人物不可能變成為古代的聖徒的話，那麼我們在政治上也就不必要使自己上升到“聖徒”的高度了﹔反過來說，我們若無視於這樣的教訓，那麼“升得高，摔得狠”的共產黨的悲劇就有可能在我們的身上重演。
現在我們民運人士面對上述的指責的最好的回答應該是：“我是政治上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我同平常人一樣，也是父母精血合成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別人不要用“聖人“的卡尺來衡量我”！在海外，我們看見就有那些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專門地給民運人士的臉上摸黑，他們在這樣作時，拿不出來任何政治方面的“缺點”，唯一可以拿出的就是“生活作風”上的問題了，這些問題如果又有著低級趣味的性質的話，那些傳揚這樣的東西就就是惡意的批評者完全變成了追求低級趣味的人了。在今天這個多元化的時代中，如果說低級趣味的東西也不不缺乏市場的話，那麼他們就有了用武之地。就在我們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兩個著名的民運人士正在遭受惡毒的攻擊的事情就很使人寒心，說其中的一個強姦幼女，說另一個人奪人之妻，是不是事實？誰顧得了，反正輿論已經吵得紛紛揚揚的了。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懷疑有共產黨的間諜在興風作浪，但是我認為這樣的“風浪”其所以可能“興”起，與我們把民運人士當成道德上的超人看待的傳統觀念有關，退一步說，如果說因為民運人士生活上或者道德上有不檢點的事情出現，而以此就認為他們不是政治上的人，在政治上應該“靠邊站”，那就是很錯誤的了。
我們若對於人類的政治現象有一個很好的理解，我們就會明白所有從事政治的人都很難以變成為道德上的超人，因此，我們就不應該在理論上相信有超人的存在。反對的人可以拿出甘地的例子，但是我是這樣認為的，象甘地這樣的人物在現代政治史上是一個例外，關於他，我們是很難以在全世界那麼多的政治家中尋找到第二人的，因此我可以說他是一個“天生”、“天降”的人，不是我們在普通政治上可以求得的人。如果我們認為民主政治可以產生出如甘地一樣的“聖人”的話，那麼，我們就是對民主的誤解。“聖人”這一類人物，在從古到今的歷史中都是存在著的，因此在最專制、最黑暗的時代，“聖人”們的產生的歷史也從來都沒有中斷過的，所以在未來，他們的產生也是可能的，只是與民主沒有更多的關系。
如果說上述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我們中國人過去的教訓聯系在一起的，那麼我們曾經在一個時間內把那些共產黨內的大人物當成了“神”來看的事情才過去了幾天啊！可是現在，我們不就是看得很清楚的了嗎？他們這些人誰個不是披著人皮的人面獸心的家夥呢？分析這樣的問題，他們這些人的個人品德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是比這個問題更大的是他們是政治中的人物，而政治事物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有著一種道德的因素所不能夠衡量的性質也是一個問題。因此在批評和批判共產黨人道德腐化的問題上，民運人士也應該持一種和普通群眾不同的觀點，應該在這種批評與批判中發現更多的東西。
（4）關於政治的私
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沒有分界的中古時期，政治上的道德的最高點就是大公無私。但是在現代當社會已經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公共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時候，傳統的大公無私的道德觀就必然地要失去意義，由此而形成的問題是，人們對於“公共”的東西就不用傳統的“私”去解釋的了。也就是說，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一個實際從事著政治工作的人的“私心雜念”不再是被社會上的其他的人看成是一個道德上的“壞”或“惡”了，這裡不是他們沒有這樣的“私心雜念”，而是“私心雜念”已經不被歸類於道德的“私”那一欄了。譬如在美國最近的一次大選中，克裡參加了總統競選，並且在競選中發表了自己是最適合擔當美國人民的總統的言論，在競選失敗後誰個又認為這是他在政治上“吹牛”呢？誰個又會認為這是政治上克裡“私心”的大暴露呢？沒有，沒有，完全地沒有！在這裡事情的變化在於人們在公共的事情上不去再計較政治家的“私”，也不對這種“私”作出道德的評價，而不是說參加總統競選的克裡沒有“私”。
明白了上述的問題，我們在中國政治的過渡和轉型時期對於民運人士作一個民主的批評和評價，用民主政治的標准去衡量他們就是一個原則的問題，否則我們在其他的人批評民運人士道德水平不高的那種風氣中，就不可能挺身而出地為民運人士辯護。因此如果象共產黨宣傳的那樣，民運人士是一批“動亂分子”，他們的目的是要“亂中奪權”的話，那麼民運人士豈不是以“私”來亂“公”嗎？在這裡民運人士要建立這樣的一個信念，就是民運人士為之奮斗的事業中也有著一個他們本人出頭露面的機會和機遇。在這裡他們且不可做謙謙君子，和共產黨員一樣地說在自己為之奮斗的東西沒有半點自己的東西摻雜於其內。因此民運人士和異議人士的一個重要的區別也在這裡：前者聲張在民主政治中自己是參與民主選舉的人，並且也同他人一樣地希望在選舉中受益﹔而後者認
自己在民主政治中不是從政的人，沒有一種政治上的“私”。
民運人士是要在我們中國竭力地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而這個制度在民運人士的理解中也應該有一個相對於普通人的突破，那就是民主政治之於政治上的個人來講，與其說是“為公”的，不如說是“為私”，在這裡如果政治家的個人的“私”沒有一個合法的、公開的表現機會和因著這樣的機會政治家的“私”可以實現其表演意義上的合法性，試想民主政治與專制、獨裁政治的區別又在哪裡呢？如果我們認為民主政治和共產主義政治一樣，也不給“共產主義者”留下半點“私”的東西，那麼所有從政的人都不過是“為他人家做嫁衣裳”嗎？這樣以來，人們好象是在表面上限制了政治上的人的有關“私”，實質上卻是在另外的意義上，特別是在道德上為政治家走向“神壇”——這是人類最大的私——而埔平了道路。
民運人士在這個時刻的出世的意義就在於他們應該大聲地宣布：政治上的“走向神壇之路”應該立即地給予“封死”，所有在政治上出頭露面的人物都是人，正因為都是人，所有的執政者都應當經過選舉。而在選舉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就是具體個人所批的那一張“人皮”。在民主的政治選舉中情況同我們想象得又不同，那就是民主的選舉非但不破除我們所常常說的“個人崇拜”，反而為它走向極端推波助瀾。因此我們發現，在選舉的白熱化時期，一個政黨的形象必然要完全地套在一個候選人的身上，也就是說到最後，黨與黨的競爭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候選人“個人”之間的競爭，在美國第55屆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和民主黨之爭，實際上已經是布什和克裡之爭了。明白了這個意思，我們翻過頭去研究許多人對於民運人士的批評，我們就可以發現某些以前我們往往忽視了的那些價值﹔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忽視，所以我們在聽到民運人士的道德水平不高的話的時候，感覺到好象言之有理，卻沒有同時地想一想，那個“理”到底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
如果要對我們民運人士為之而奮斗的民主政治說出一個同專制政治的最根本的區別的話，那麼我們以為可以這樣的說，就是專制政治不給人的“私”一個合法的表現空間的設置迫使人的“私”走向了法律和政治都不能夠控制的那一種渠道，於是，就形成了人的“私”對制度和社會侵犯的惡果﹔對比之下，民主政治就不是這樣，民主政治的“公共”性質在這裡可以作這樣的理解，那就是政治向所有人的“私”“開放”，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政治市場”上“出售”或者“販賣”自己的“私貨”，這樣的行為不但沒有一個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過錯，而且還被法律所保護，為道德所贊許。就從這個意義去理解某些人對民運人士的指責，說什麼他們“滿腦子裡的私心雜念”，什麼“利欲熏心”，這豈不是錯怪了他們。
在分析這樣的問題時，我們應該首先的看到民運人士所持的政治意見是一種“私人”性質的東西，因此發表和堅持這樣的意見的行為其所以被認為是民主的，原因就在於政治在這裡發生了帶有根本性質的變化，而民運人士就是這種變化過程中出現的新人物。此若沒有認識的話，把他們歸類在舊人物的行列裡就完全的沒有道理。民主政治允許“私”在“公共場合”表現使傳統的“私”轉化為政治上的“公”了。正是這樣的變化使人們才徹底拋棄了傳統的道德式評價和看待政治人士的觀點，不再認為政治上“最棒”的人就是道德上“最好”的人了。一句話，“私”也不再構成道德上的惡了。
（5）關於政治野心的問題
在對民運人士的最有力的反對性質的言論中，要算是說民運人士有野心這樣的話了，因此在議論民運人士時，這個問題我不能夠回避。有鑒於此，在涉及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先簡單地說一下古典民主理論是怎樣的解釋這個問題的，然後再說一說這個問題的現代情況。在古典理論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要數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第10篇中所發表的議論。我是這樣理解它的，那就是如果把野心看成是上帝造物時所賦予人的東西的話，就不可能指望在人之為人的時候去掉它，因此就有必要作出這樣的一個假設：每一個人都有野心，於是，民主政治的問題就不是要去除人的野心（這一點是人絕對作不到的），而隻能夠是“以野心制衡野心”。就此而言，我們在要搞中國的民主的時候對於這樣的古典民主理論，也得要有一種很好的“消化”才是。
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我們若說到某某人有政治野心，不就等於了說笑話嗎？因此如果說民主的政治對於傳統的政治有一種淘汰的功能的話，那豈不是說它淘汰了“政治野心”這樣的東西。而現在我們面臨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民運人士受到的那種批評卻完全是“專制主義”的東西的遺留物。因此對這樣的批評，民運人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予理睬！可是，民運人士中，就是有人對這一點特別的小心。去年，我在一個網站上看見了一個“民主”政黨的“中央常委”們的聲明，說在中國民主化實現後，他們這些人都不參加政治的角逐，而一心隻作普通的公民。當然我不是反對這樣的表態，也並不認為這樣的表態是故做姿態，隻是說，在這樣的表態中如果包含著對外界的有關他們的“野心”的批評的回應的話，就大可不必！
在傳統的政治中，政治上的最大的惡莫過於人的“野心”，因此反對野心也是傳統的政治的一個最為重要和主要的內容之一。但是如果我們對於傳統的政治有著一種現代的認識的話，傳統的政治反對人的野心的事情失敗的時候多於成功的時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了。值得說明的是，在共產黨建立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之後，情況為之一變，好象一個新的共產主義的政治就可以解決傳統政治中的所有問題，包括人的政治野心的問題。50多年過去了，現在的一切証明了共產黨在這方面非但沒有任何的建樹，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敗壞了中國人的德行。“6、4”之後，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壞死的時代這就是對共產黨要在道德上徹底改造中國人的報應。明白了這樣的道理之後，我們翻過頭來認識民運人士的道德問題，就不能不給出一些新的意義。
如果我上面所說的民運人士不是一個繼續披著“偽善”的政治外衣的人，那麼他們的這一行為就表現在他們亮出了自己的“野心”，又如果說這樣的“亮野心”的事情同1966年那種一次比較起來，少了一張毛的“外衣”的話，那麼人民進步的指數就是一個可以讀出來的東西了。在1966年的那一次，人民怕已經“亮”了出來的自己的“活思想”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所以，給自己的“活思想”穿上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就具有了時代的內容。也就是從這個時刻開始，一個“活思想”到底應該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問題到今天才有了個結論。就這個結論來看，民運人士在中國出示了自己政治意見的行為有著一種可以追究的歷史。所以把他們放到這個歷史中去看，他們使自己的意見自立門戶的情形就表明了民主在中國的一個進程。
如果就這樣的事情你說他們的“野心的大暴露”的話，他們有什麼可在乎的呢？在民主的秩序中，你如果表明你自己是一個沒有政治野心的人，你是討不到香餑餑吃的。因為在這裡發生了變化的是“野心”這個詞的內涵，“什麼叫野心”，一個現代哲學家說：“現狀之外別有所圖就叫野心。聽著，我說野心就是想將你的現狀改變成為另外的情況，這就是野心。你想要什麼東西？想要權力、地位、聲望，這就是野心。野心就是寫了一本書，希望賣上100萬本”（見《克裡希拉穆提作品集》）。就這個意思去說，野心是想當總統，想當議長、省長、市長、議員，它想當體育明星、影視明星不都是一理的嗎，可見，野心這個東西同一個人應該具有的“雄心壯志”是不好區別的。韓國的第一任民選總統金泳三在上中學的時候，在宿舍的床頭寫了一副“未來韓國大總統金泳三”的條幅，這不就是野心的大暴露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的是，正是韓國的民主（它很年輕）才“獎勵”了他的行為，把他推到了總統的寶座上！對比地看一下我們中國的事情，我們會產生許多的感觸的。譬如說在趙紫陽接替胡耀邦剛剛坐上了中共中央的“第一把交椅”的時候，他面對中外媒體謙虛地說：“我不是當總書記的合格人才，我是被推上潮流的”，這麼說應該是很謙虛的了，但是就這樣的“謙虛”的表態也沒有能夠挽救他自己在1989年的“政變”中被鄧小平為首的復辟派人物拉下馬的危機。在專制政治中，你不“謙虛”，那是當不了官的，包括超級大官在內也是一樣，毛澤東說“我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鄧小平說“我是人民的兒子”，江青說“我是佛堂裡的老鼠”，陳伯達說“我是小小老百姓”，但是“謙虛”制止了他們曾經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撒尿的行為了嗎？
就上述意思來看，民運人士必須是一個新的人物群體，他們必須對自己的存在做出不同於專制人物的那種解讀，因此，人們在看待他們的時候，就不能夠用傳統的看待共產黨人的方式了。這樣以來我們面臨的就不是一般的如何看待人物的問題，而是對政治上這個新的人物群體的如何看待問題，因此我們把他們看成是傳統的道德的人就是非常錯誤的。政治上的道德在這裡所要表現得是另外的一套，而這一套和傳統的那種一套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對一個具體的人講，追求政治權力當然是一種野心，那麼政治上表現自己也能夠看成是野心嗎？如果說這樣的野心是人人都有，那麼野心也就無所謂野心了。在這裡，政治表現是一種公民權利，而不應該用權利之外的東西去解讀它。就這樣的意思去看，你說民運人士想使天下大亂，以便自己亂中奪權的話就沒有特別的意義了。權力如果是“公共”的，任何人都想著要奪取它的情形不就是如同乒乓球世界冠軍的頭銜是為所有人准備的隻要你能夠摘取它就盡管地去摘的情形一樣嗎？這裡，政治競賽的意義一定要和體育上的競賽和經濟市場上的競爭一樣享有價值。
（6）民運人士不是清教徒
民運人士中不乏清教徒式的人物，但是這樣的事情絲毫都不能夠把民運人士看成是由清教徒式的人物組成的團體。於這樣的現象有關的是，民運人士中即使有個別的道德上的很有缺陷的人，也不能夠因此而把民運人士團體看成是一個“缺德者”的群體。正確的看法是，作為一個群體它應該和社會其他的群體一樣，如果說和其它的社會團體比較，這個團體中的人特別熱衷於政治的話，就完全地擺平了他們的地位。這樣的事情如果又牽扯到人們對政治的看法的話，在這裡我就必須作這樣的一種排除，即所有視政治為人類最骯臟的交易的人都不配談論政治。如果說這些人的存在是民主社會的一個特征的話，那麼民主就不能夠拒絕所有討厭它的人的批評。現在我們中國還沒有民主化時，但是與這樣的事情不相稱的是我們一些中國人對政治的看法卻已經可以同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那些討厭政治、認為政治不過是政治家欺騙公民的人的看法非常相似，因此，由這樣的看法引導出來的對民運人士的誤解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問題。
不管是在今天、昨天，或者不管是在外國、中國，把政治家看得很卑鄙和底下這好象是一種普遍的風氣，也許是為了矯正它，所以所有國家的最盛大的慶典也就莫過於政治慶典。在涉及到民運人士的問題，我們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抓住問題的要害和實質。因此在這裡，對那些並非惡意的民運人士的批評者，我不想給以反批評，隻是對惡意的攻擊我認為有必要給以反擊。前一向，我的一篇名叫《目前中國社會學生運動為什麼缺位》的文章被一個所謂的左派網站轉載，出於好奇心，我瀏覽了這家網站，但是我發現了這完全是一個專門罵人的網站，網站上的許多“高人”竟然把我的文章叫作是“民運豬的文章”，並且左一個“豬”，右一個“豬”地罵了個不停。我以為這些不肯報上自己真實姓名的“高人”們的智慧也許很高，隻是從他們寫作出來的東西我卻發現不了他們到底高在哪裡？把漫罵當成了智慧，這就是他們的本事。在其它的幾個“自由”論壇上用“豬狗”罵人的事情也不少，以至於好象“民運豬”已經變成了“民運人士”的代名詞。
除了上述惡意攻擊而外，值得說明的是許多人其所以對民運人士看不上眼的原因還在於他們認為民運人士應該是清教徒式的人物的觀點沒有被放棄，而完全不顧現代政治對政治家的一般要求，刻意地要把政治家抬高到政治家所不能夠達到的境地。他們要求政治家或者搞政治的人要聖人一般的清潔，要求他們要清心寡欲，蔽絕六塵，心如枯井，情不外動，如果他們發現對象不是這樣的話，他們就看不慣，甚至以為他們所討厭的人的鼻子和耳朵都沒有長在位置上。在這裡，我作如下的一個小結很有必要：隻要是我們對民運人士作道德上的中人的定位，其它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的了。因此，如果你發現民運人士們目之好色，口之好味，足之好動，耳朵又喜歡聽順耳的話，那麼你會捫心自問：“我何嘗不是如此呢？”於是，一個民主的“戥子”就把我們大家給“稱”平了—— 對於那些善意的民運人士的批評者，我能說的話就這麼多。
2005-12-1(//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