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
（1）絕對使命感與相對使命感
民運人士和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共產黨員一樣，有一種比較強烈的使命感，都感覺到自己肩負著在中國要建設成一種事業的歷史任務。就一點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區別，但是仔細地分析，其中的區別也還是可以尋找出來的，後者的使命感是絕對，帶有排除他人而要獨吞事業的那種內容，而前者卻持有一種相對的使命感，也就是說這種使命感不再是排他的，也不具有獨佔性，是一個可以容進開放性因素的使命感。因此這種使命感在除了隨時督促他們自己為認定中的偉大事業而努力奮鬥的同時，也還有一個讓別的人在不改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的前提下來參與這項偉大的事業的可能性。
我們誰都知道在中國共產黨員那裡，他們過去所持的信念是一種非常僵化的東西，那就是認為只有自己才是中國社會上的「優秀分子」，而別人在他們的身邊只可能表現為「灰姑娘」，就是這樣的一種高傲而又狂妄的精神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禁錮了他們，使得他們在一個現代的政治環境中變成了一夥不識時務的活古董。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正是這種「活古董」的人物的集體才使數以千萬記的共產黨隊伍變成了一個廢物堆積站。因此當鄧小平在活著的時候談論共產黨組織為什麼不能夠「阻止」毛澤東「個人犯錯誤」的問題我對此就嗤之以鼻，我的批評是，一個絕對主義的使命感像一根挽著套環的繩子一樣地套在了每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脖子上，誰還敢無視它的存在呢？人的價值——共產黨員個人的價值就這樣地「貼補」給共產黨的「事業」了。
民運人士就不是這樣，他們是站在了「個人」的立場上接受民主的使命，因此使命感在這裡除了可以帶給他們一種無窮無盡的信仰之力量，而這種力量又可以使他們自己變得強大起來之外，對別人並不必然地造成一種政治上的居高臨下的對比態勢。因此，這樣的使命感也就不能不具有「柔性」，和共產黨員的「剛性」就產生了區別。在「剛性」的信念和「剛性」歷史觀中，共產主義的「大廈」是由一種單一的純粹是「剛性」的材料建成的，於是，人到最後變成了「材料」就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借用共產黨的話說）；而在民運人士那裡，情況就不是這樣，使命感是人的東西，它服從於人的需要，而民運人士所認定的人卻又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因此，在有關人的使命感的有、無問題上，就不可能產生出如共產黨員那樣的「剛性」的區分，認為沒有使命感的人就是「事業」的「下腳料」，而有使命感的人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
民運人士是信仰民主的人，而民主的信仰則要求他們對於人類應該採取一種最基本的人的認同，沒有這樣的認同，就不可能避免共產黨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所犯的那些不可饒恕的錯誤。共產黨員過去所持的使命是完全的排他的，就是說，你如果最後不變成為共產黨員，那你就沒有權利進入共產主義的社會。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你必然出示一張門票，而門票上就寫著「共產黨員」4個字。現在就這樣的情況分析一下，共產黨員其所以在過去和今天曾經的殘酷的迫害人（包括自己的領袖們在內），而沒有任何的人類惻隱之心的發動，原因不也是在這裡的嗎？它要把人變成為「好人」，所以它就顧不得正視在使人「變好」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什麼與目的相悖的手段。
正因為從歷史上看，民運人士這樣的團體是繼共產黨員之後而出現的一個政治群體，因此他們必然要從共產黨員跌倒的地方尋找到政治上的教訓，只有這樣，他們才可能最終地不再重犯共產黨員的那種錯誤。若不是這樣的話，他們即就是把共產黨罵上一百遍、一千遍又頂什麼用呢？在今天民主運動勃然待興的情況下，我們如果把6000多萬名普通黨員歸類在政治上「邪惡」的人群之中，那麼共產黨在上一個世紀60年代前所劃的那個「五類分子」的做法不又是在我們的民運人士隊伍中重新地出現了嗎？因此，我認為民運人士的使命感中一定要為那些「使命感不強」或者「沒有」的人留出空間，也就是說，在我們人類的政治生活中，賦有民主的「使命感」的人和「沒有」它的人在價值是一律平等的，這樣以來民主的生活的多元化的局面才可以形成；不然的話，我們以為民主的生活還是象共產主義那樣的具有「剛性」的排他性，那麼民主之對於我們不就是變成了空中樓閣的了嗎？
民運人士認為民主可以最終地在中國實現的信念是一個自覺的生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運人士必須為未來的民主生活準備寬闊的空間，即在這個空間中任何人的價值都不會因為其事先沒有參與民主的運動而受到損害，正因為是這樣，民運人士的使命感都必然的要帶有某種可以啟發人的性質。對這樣的性質的認識有助於民運人士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我是要專門談這個問題的，本篇文章中只是涉及到它而已。如果說這樣的使命感對於民運人士來講，也存在著一個被迫的話，就正好說明了推動民運人士進步的力量來源於「天命」，為接受「天命」而不放棄自己的責任。到今天為止，許多中國人對於專制的生活和專制的壓迫消極忍耐而缺乏起而與之鬥爭的精神，就把民運人士勇於為民主衝鋒陷陣的行為比成為英雄了。想一想，如魏京生這樣的人物在70年代末，在首都北京最高專制主義者們居住的鼻子底下，敢於公開站出來用66運動中的大字報的「武器」揭發專制罪行，號召人民起來爭取民主，該有多麼大的勇氣啊！
在這裡若不是有一個崇高的使命感在促使他這麼作，他的行為就不好理解的了。就拿魏京生來講，他的家庭也可以說是一個參加了「統治」的家庭，但是他在為民主呼喚時已經擯棄了自己的家庭而站在了人民這一邊，不就是一個很值得人敬仰的事實嗎？
（2）權力中的人和權利中的人
這雖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它已經把上述的兩類人分別的清清楚楚，容不得半點混淆。如果說我們把共產黨員這樣的一群人也看成是一個新近產生的人物群的話，那麼它與傳統的人物的差別就看得不很明顯。如果說傳統的革命者只是在起義或者推翻現有的政權方面是「革命者」的話，那麼「革命」成功之後他們原原本本地返回到他們要「革」的「命」的人的和事的位置上就是「革命」陷入了惡性循環。就這種「惡性循環」來看，「革命」雖然在社會上也引起了某些變化，但是變化所產生的價值在時間中會消失得無蹤無影！這樣的後果必然就使「革命」重新地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出發點」。就這樣的情況分析問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其所以走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也因為他們是「傳統革命」中的人，而民運人士雖然也可以在理論上被看成是「革命的人士」，但是到底和「傳統」的「革命人士」有區別，民運人士的「革命」可以用這樣的一句話來說明，就是它要把「權力」中的人變成為「權利」中的人。只要成功地實現了這種轉變，那麼「革命」的任務就可以說已經完成；值得指出的是：已經「完成」了的革命，就不再需要續上一個「繼續革命」的尾巴了。
共產黨的「革命」其所以在理論上總是不能夠「結束」，或者說在理論上講永遠不會「完成」，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共產黨員本身就是「權力結構」中的人，在這種「權力結構」中，權力的等級設置排除了民主實現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共產黨的章程中許諾了民主，共產黨員也在主觀上要求民主，但是民主不能夠發達卻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就這樣的問題講，共產黨中的大人物在「黨內生活的不民主」問題上雖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主要的責任還在於「制度」。道理好像也很簡單，在一個「權力結構」的系統中，「權利」是沒有用武之地的，也是不可能發動其效能的。黨的組的維繫是靠紀律的，而紀律這種東西如果不是被民主的方式所堅持的話，那麼它一定會如同軍隊的紀律那樣要求絕對地被遵守。雖然從理論上講，共產黨體制中也存在著「黨員權利」，但是所有專制的共產黨（排除那些非專制的共產黨，如現在的俄羅斯共產黨和「西方」共產黨）哪一個曾經為「黨員權利」的運用開闢了空間呢？而不開闢這樣的空間的黨的崩潰就是不可避免的。
「權力可以腐化人，絕對權力可以使人絕對腐化」的問題在1966年似乎為毛澤東本人所意識到，他在使文化大革命運動由「共產黨運動」轉向為「群眾運動」（時間是1966年8月5日）的動機中，似乎在某種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他對權力腐化共產黨人的擔心，但是毛在而後的設想中，想運用權力系統的「一元化」來解決問題時，情況就發生了他所預料不到的結果。就這樣的教訓來研究問題，民運人士的產生就意味著這個問題的另一條解決之出路，即廣泛地使用民主方式限制政治權力。就此研究問題，古典的權力分立理論在現代條件下非但沒有過時，反而顯示出了自己異常的生命力。民運人士同當年的共產黨一樣，雖然也要求權力，但是這種要求權力的行為的正當性就在於享有權力的人永遠是民主制度中的人，而不是任意權力體制中的人了。在這裡，民運人士對人類權力的看法不同於共產黨人，他們認為雖然在某些條件下，政治上的選舉好像是一種形式，但是對民主的承認和對民主中的形式主義的東西的承認是一致的。因此，在一般的情況下，他們寧可堅持一種形式主義的民主，也不再乞求那種非形式的民主了。
在這里民運人士必須信奉另外的一種哲學，那就是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實用主義的哲學，或者一種可以科學的哲學，這樣的哲學不是象古典哲學（如馬克思主義哲學）那樣的缺乏變化性，從而使生活中的眾多問題沒有辦法進入哲學研究的領域。馬克思主義的哲 學雖然一再地強調理論聯繫實際，但是這樣的「聯繫」在共產黨的歷史上從來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情況有哪一個人認真地研究過呢？民運人士不同，他們的哲學不是指職業哲學家中所持有的特定的某一種哲學，而是廣義上的超越具體哲學的哲學，也是一個無形的哲學。因此，這樣的哲學就沒有理論上的那種統一，也不存在理論上統合，而是與每 一個哲學的攜帶者的個人偏好相一致的東西。正因為這樣，它就不同於共產黨員的那種「統一」哲學，所以民主的多元化才有可能變成為現實。就這樣的哲學思想出發來看待人，人在世界上是生而平等的，如《勸學篇》（福澤諭吉著）開篇所說的：「天不生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那樣。這樣的話，雖然是一種「假設」，但是在民主的科學體系內這樣的「假設」是必須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於是，人與人的權利方面的平等才有可能在民主的體系中以「科學的方式」現實之，否則的話，我們象共產黨員那樣的高唱《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而見了一個又一個的「救世主」後，又爬下來磕頭，還算得了什麼無產階級呢？
（3）信仰的不同：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
以前的共產黨員信仰共產主義，至鄧小平竊取權力時算起，而後的共產黨員則信仰權力主義的了，把這樣的變化和這樣的事情同民運人士信仰民主作一種比較，大家就會發現其中的不同了。在共產黨員那裡，共產主義的東西作為一種烏托邦頂起了一個信仰的框架，如果說這個框架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人類的傳統宗教信仰的一種模仿的話，那麼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共產黨的集體好像是由信仰支撐的，但是，這種政治信仰在經過了1966年人民運動的巨大衝擊之後開始變化得「空虛」起來，在毛澤東死亡的前夕，它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了就不用論證。也正是從這個時刻起，共產黨組織才開始了全面地向權力組織「蛻化」的演變，於是，中國那種古老的「什麼都不信」的制度的復活就成為「必然」的事情了。關於這一點，美國的著名法學家德沃金在訪問中國之後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雖然中國已經放棄了毛澤東時代的那種極端的意識形態的集權主義，但是今天的中國應當擔心的是一種更古老的，也許是更持久的壓迫形式：那就是什麼主義也都不信，但掌握了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治。我補充一句，這種形式的壓迫可以建立在某種所謂的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基礎之上的。事實上，過去它一向就是這樣。」
就上述的情況看，一個政黨如果喪失了政治上的信仰或信念，它的「解體」就是一個時間上的先後問題，若說這樣的問題在我們民運人士的隊伍中也有著對比的存在的話，那麼民運人士信仰民主就決定了他們是政治上有前途的人。「信」如果象保羅所說的那樣「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那麼民運人士在民主還沒有實現的情況下信仰民主，就真正的符合信仰的要求了。在中國社會出現了大面積的「信仰滑坡」的情形中民運人士對民主的信仰就好像是樹立了我們民族的中流砥柱。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共產黨產生了信仰的那個時期是共產黨的特殊階段，這樣的階段我們絕不能夠認為是正常的階段，因此當它像行雲流水一樣地過去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從中尋找出許多的經驗與教訓，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用幸災樂禍的方式去對待它（這樣的方式正在被某些人認為是正常的），我們就失去了一個寶貴的機會。普通共產黨員在過去的時間裡，的確也抱著一種「理想」，雖然說這種「理想」缺乏健康的因素，但是它在很大意義上助長了他們在政治上的進步，所以對於那個時代的普通黨員來講，它卻有著一個道德上的意義。問題又在於，當現代社會中的道德和政治已經各自有了自己的領域的時候，一個合政治、道德與一爐的行為就明顯地違背了事物進步的法則，就這樣的意義講，我們給共產黨人戴上「反動派」的帽子，就一點兒也不「虧待」他們。
進一步的分析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在共產黨當年的信仰裡的確存在著許多與政治的行為不相干的諸多因素，而正是這些因素在政治的過程中，才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同我們現在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並不認為在共產黨的體系中「災難」只是由某些個人造成的，事實上是這種「雜質」的信仰往往會把類似於宗教文化的或者哲學的因素引入到政治信仰的過程中去（譬如，信不信馬克思主義、真假馬克思主義等問題），從而造成了信仰的混亂，也許正是為了制止這樣的「混亂」，用政治上的「整人」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就是一種當然的選擇。在「整人」的過程中，誰能夠分清楚到底是哲學的問題或者是宗教的問題攪亂了局面呢？在我青年的時代，中國共產黨就陷入了上述的「整人」的「怪圈」而走不出來，好歹後來出了鄧小平的不再「整」自己人的政策，但是這樣的行為又等於打開了共產黨腐敗的「潘多拉盒子」，黨內所有隱藏著的在前毛澤東時代還不敢公開露面的「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都統統地跑了出來，誰拿他有什麼辦法呢？
80年代初，新上任的胡耀邦對這樣的現象極為不滿，他藉著「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宣布「3年實現黨風根本好轉，5年實現社會風氣徹底好轉」，可是，朋友們你們看見了什麼，黨風和社會風氣非但未見任何的「好轉」，而朝不可扭轉的腐敗方向愈刮愈烈，此時，我們的那個胡總書記不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地告別了人世嗎？
這樣的事情告訴我們：一個政治的信仰如果不排除掉哲學的、宗教的或者文化的因素的話，那麼它就必然會產生出「信仰的滑坡」，正是在這樣的教訓的啟發下，民運人士的信仰才淨化為一種真正的政治信仰。也就是說，民運人士對民主的信仰是一種政治的行為，因此這種行為就不再包容宗教的、文化的和哲學的內容了，這樣的意思可以用我們常常所說的「我信仰自由和民主」的話來表示。進一步的分析若是發現，被信仰的自由有一個法律上的落腳點，被信仰的民主事實上也變成了一種公民可以自由參與的政治秩序的話，那麼就不可能引起在此範圍之內的如共產黨那樣的「信仰戰爭」了。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會把民運人士信仰民主與自由的事情擴大範圍了。不論是別的人是怎麼想的，一個名副其實的民運人士是相信民主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事情僅僅如此，如果說這種「相信」需要補充的話，那麼它不是70%或者80%，而應當是100%！
（4）特權與平等：奴隸與自由
共產黨員在其政治生命最旺盛的那個時期，宣佈他們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因此，這樣的一種意識如果說是對於他們有積極作用的話，那無非是說他們用一種超越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從而使自己在各方面「高人一等」，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樣，這樣的思想和行為也同時地包含著一個很有害的東西，那就是它的另一面同時是特權思想和特權意識所賴以產生的溫床。就這樣的觀點去分析問題，儘管普通黨員也許沒有多少把自己「凌駕」於別人之上的那種心態，但是他們按照共產黨的章法要求自己的行為就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放到「特權的架板」上了，因此在他們已經就位於特權人物的等級序列的時候，還以為自己身在「人民群眾」當中哩。對比地看來，民運人士就不是這樣，他們雖然在政治上也是一心要作頂尖級人物，但是這樣的人物只可能是政治競爭意義上的人，亦是完全地產生於政治競爭過程之中的人，和政治上的特權的事情是絕對不沾邊的。
前面我已經說了，民主秩序對於任何人來講都是平等的，這樣的平等如果沒有一個民主制度之前社會上固有的不平等的事實作為比較的話，那麼民主就永遠只可能是理論上的東西。民主這東西其所以和馬克思主義不一樣，它在人類近200多年的歷史中已經由理論變成了現實就在於民主有一個操作上的可行性，民運人士在這裡的任務就是實現這種可行性。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民運人士的身份就必然地要剷除產生共產黨員特權的溫床。也就是說，民運人士如果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佼佼者，那麼他們應該意識到這僅僅是一種「假設」，而是不是真正的「佼佼者」就取決於政治競爭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民運人士就可以同社會中的體育運動員、畫家、藝術家歸為一類的了，社會為他們準備的「舞台」是完全地開放的，在它之上活動的某個人的頭上不能不戴上「桂冠」，就全憑他們個人的本事了。與這個現象相關的是，在沒有正式展開比賽的情況下，民運人士到今天為止都表現為一般的普通人，這在某種意義上符合民主的本性。民主的東西說到底也不過是普通人競賽的政治而已，在民主的政治中，沒有人間的「神」這樣的角色，但是民主政治卻鼓勵每一個人為自己蹬上「神」的「寶座」而修建「蹬天的梯子」。
共產黨其所以陷入腐敗而不能夠自拔，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共產黨制度陷入了權力結構的泥潭，因此在它之中雖然出現了想要把人從腐敗的境地中拉出來的人，如毛澤東那樣，卻也不能不以失敗而告終。明白了這個道理鄧小平摸索出在腐敗中掌握權力的那種「經濟主義」的統治方式的確不失為一大「發明」。如果說共產黨無視毛澤東的「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告誡而直接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話，那麼他們在共產主義信仰垮台之後，仍然能夠保持共產黨的政權不至於丟失的現實，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共產黨統治還沒有完結，但是統治的基礎卻是徹底地瓦解了。也只有在這個時刻，共產黨才變成了赤裸裸的特權者的烏合之眾了，此時此刻，這種特權的壓迫不僅僅是針對人民的，而且也針對數以千萬記的共產黨員。就這一點講，共產黨員不是自由中的人，而對比的來看，民運人士是自由中的。自由的獲得也就在於他們已經衝破了共產黨現有的權力結構，在民主還是一個奮鬥的目標時，民運人士自己是自由中的人——這樣的事情就具有非凡的意義了。
在早期的共產黨員那裡，他們也許是要服從於一種自己心中的「共產主義利益」，但是諸位，我的看法是，如果這樣的存在於「心中」的「共產主義利益」是一種沒有形態的完全模糊的東西的話，那麼民運人士所得到的自由，則與此不同，這種自由雖然和「共產主義利益」一樣也有其抽像性，但是它卻是法律意義上的一種可以求取的具體權利，在今天這個權利可以用「清單」的方式列舉。因此它是公民可以「抓住」的東西，和無邊無際的「共產主義利益」是完全不一樣的。誰都知道，在法律的體繫上，沒有一個可以用法律方式判斷的「共產主義利益」，但是自由就不是這樣的了，法律的天平上，稱量的不就是人的自由的重量嗎？
關於共產黨員的奴隸性問題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問題，我就不再多說，但是關於民運人士的自由的問題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經瞭解的，因此，我就不得不多說幾句。中國民運人士都有一個「出身」意義上的共產黨「背景」，這一點不是他們的選擇，是歷史形成的東西，因此民運人士的自由的第一個意義就是從「背景」中解放出來，如果說這樣的解放的行為有一個時間可以讀出來的話，那麼1966年、1979年和1989年就是其中的典型年份，誰都知道在這些年份裡發生了在世界上很出名的政治運動，而他們就是這些政治運動的產物。如果說上述的政治運動都有一種人民脫離共產黨而要求解放的意義，那麼他 們身上的自由就是出於這樣的解放。到目前為止上述不同時期中的解放運動雖然都以失敗而告終，但是解放行為改變了民運人士的內心世界卻是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因此我如果在這裡把民運人士的自由首先地定義為「內心世界的自由」，聖安布洛斯的教導就可以支持我的論點：「一個聰明人即使身為奴隸，也是自由的，據此而論，一個傻瓜雖然統有天下，但也仍然是個奴隸。」
其次，自由的又個一意義是他們運用投身於民主運動的行為來實踐自由。這樣以來「內心世界的自由」就有了一個「外部世界」的表現了。就此來看民運人士的隊伍中雖然有「專家學者」之類的人，但是他們並不一定就都是「專家學者」；同「專家學者」比較起，他們是運動中的人，是行為中的人，而不是坐而論道的人。我因為不是「專家」所以不敢對「專家」妄下定義，因此最好還是引用一個真正的「專家」的話來說吧，羅家倫在《歷史的先見》一文中說：「我對專家所下的定義是：對於一個很小範圍以內知道最多事實的是專家。專家有時候和冬天的螞蟻一樣，只知道堆食成山，藏身其中，而不問外界的危險。」既然是這樣，我在民運人士當中不主張中國民運走「專家學者」的路線就不是對「專家學者」的排除了！在我的看法中，民運只能夠走「人民路線」，所有想在這條「路線」上開闢小徑的人都必然地應該受到抵制。就此而論，民運人士的自由，就並不包含任意的自由，它是人類生活中的高級的自由，和意義濫觴的那種「異議者個人自由」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再則，民運人士的自由之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一種「樣板式的自由」，這和共產黨員的那一種僵化的認為只有到了共產主義才會有人類自由的觀點是格格不入的。在共產黨員的世界觀裡，不錯，共產主義社會被認為是自由的，但是那樣的自由要能夠得著，誰人又不都是上了「天堂」哩！民運人士在一個專制的社會中爭取自由的行為本身就是自由的「示範」，這樣的行為要最終地把中國人民吸引到民主制度中去，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問的，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發現的事實，只要他們願意正視這個事實的話。
（5）英雄主義與非英雄主義
民運人士雖然反對共產黨，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戰爭年代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被英雄主義精神成功地武裝起來的隊伍。正因為這樣，在短短的28年的時間內，他們就奪取了大陸的政權，變成了中國的新統治者。如果說在共產黨所賴以「勃興」的時間裡，中國社會陷入了真正的「大動亂」，那麼「亂世出英雄」的話，就可以為中國共產黨的「興」作背書。我還在中國生活的時候，我們陝西省新近發現的一本毛澤東最早傳記中，有關毛澤東身世的文字就寫著「亂世英雄」的字樣。因此如果說現在的共產黨已經是像一個蘋果一樣地爛掉了話，那麼我們民運人士面對的就是一出「英雄變狗熊」的故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真老虎、活老虎、鐵老虎」變成為「紙老虎」的故事。其實，我們的民運人士最早也是這一出故事中的人，因此你如果用石猴出世的那種方式來看待自己的身世，就是完全錯誤的和非科學的。
在這裡，我們必須要作出這樣的一個判斷，那就是當中國共產黨陷入了「興亡週期」（「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而不能夠自拔的時候，民運人士用建立民主制度的這一種訴求跳出了「興亡週期」——這就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個新的希望和新的前景。在這個意義上民運人士也算是英雄人物，但是這卻不是用傳統的英雄主義能夠解釋得了的事情。
在傳統的英雄主義者的心目中，「人民群眾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只有他們這些人才是「創造歷史」的人物，因此，在英雄的事業取得勝利之後，由英雄們行使權力，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與這樣的事情不同的是，民運人士雖然已經作出了或者將要作出英雄的事業，但是他們認為這樣的事業的成功與失敗完全地取決於人民的參與卻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與這個因素對應的是民運人士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後，以自覺地服從民主選舉的方式欲獲得政權又是一個關鍵的環節。因此這樣的英雄服從的是人類進步的法則，也就是說當阻礙人類進步的力量在被克服之後，民主就是人類進步的唯一的所得之物。而民運人士，他們所乞求的東西也無非就是它。
在傳統的英雄人物那裡，他們要作的事業是改天換地式的，因此這樣的事業別說對於外人不可捉摸，就是對於他們自己來講，在許多場合內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的。就拿戰爭年代的共產黨員來說吧，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對於他們來說「是不是最後的勝利」，他們完全是不清楚的，因此當毛澤東用「這等於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後的路程更長更遠」的話來說它時，此話是沒有人能夠聽懂的，所以，當中國共產黨的「路程」走到了1966年的時間段上，英雄們幾乎99%的變成為「狗熊」的現象就最好不過地說明了英雄救中國故事的完全破產。正因為是這樣的故事發生在前面，所以民運人士在我們中國重新地提出了人民創造歷史的觀點，並且要在民主的運動中實踐這種觀點的行為就不再具有「古老」而傳統的意義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這個時候才有可能指望被揭開！
不可否認，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是雄心勃勃地要揭開中國歷史的「新篇章」的（所有的民運人士都是在這一種教育中長大的），但是當他們已經就位於傳統的英雄角色，而自己又甘願充當這樣的角色時，他們就已經變成了「舊歷史」中的人了，因此，到1966年，當毛澤東發現已經搞了「17年」的共產黨社會還是一個「4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社會」時，他的發現是沒有錯的，到他臨死的時候，他又從「工資制度」上發現共產黨社會和「舊社會差不多」也是符合事實的，可見當鄧小平把毛澤東的「發現」一筆抹殺時，他是在一個最壞的點上開始了所謂的「改革」，這樣的「改革」如果不失敗的話，那麼人間就沒有可以失敗的事情了。我的觀點是：共產黨人的主觀願望是要開創一個「新社會」，而這樣的行為總是處處碰壁而不能夠如願以嘗的原因是他們本身就是「舊人物」。在20世紀以降，如果說中國社會的人物和事物的區分存在著一個標準的話，那就是民主。民運人士對民主的認同，就首先使自己變成了「新人物」，由「新人物」去作「新事業」——這就符合了歷史進步的法則。
在這裡，如果有人要被迫我拿出一個所謂的「歷史的辯證法」的話，那麼，我就只好說，共產黨人在政治上的「失」，就是民運人士在政治上的「得」，也就是說在中國共產主義「翻車」的地方，我們民運人士看出了「門道」，原來共產黨人所修建的那種一條中國人民革命的「道路」是崎嶇不平的，現在我們的任務不是重新再修另外的一條，而是把它「修平」。一個聲音在天上說「修平主的道！」這個聲音在人間的回應是：「修平民主的道！」就這個意義講，民運人士「授命於天」，當真如此！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人才是歷史上的一個匆匆過客。
200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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