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 自10月18日抵達重慶至今，我走訪了大量農民、民工、幹部、教育工作者，無論老中青少、貧富貴賤，均已一一涉獵。這當中的滋味，確實不是一句話、兩句話就能夠說得清楚的。我畢竟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回故鄉了，這段時間裡所發生的種種人事變化，以及那些被多年沉默和冷漠所封閉的「舊聞」，都在我所瞭解的範疇之外。對比起外省所遭遇和體會的種種狀況，此次回到故鄉也能感受到很多地方都是大同小異，確實是天下黎民終歸還是相似的太多。在這裡，我想談一些切身的感受。
第一，重慶邊緣地區的交通是個難題。
面對同樣的交通問題，各人都表露出了自己的擔憂。有的人擔憂出了錢被腐敗官員吞吃，有的人擔憂出力者都已外出打工沒人來幹，有的人擔憂村與村、組與組、人與人之間意見不統一……。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算盤，都在琢磨對自己的利益有多大的侵害，受益者又有怎樣的回收。那麼，為什麼要修路？這個問題的答案卻是驚人地統一：「路太爛了，不方便。」另一個問題是，難道這麼多年以來，就真的一直沒有人關注過這種事？究竟是出不起錢呢，還是沒有辦法去安排統籌？
我到民眾中去尋找答案。從大方向看，我認為修路是有資金基礎的，還是有人掙到了錢，也有人願意出部分資金。然而，這些年政府財政對鄉村公路中的小支路幾乎沒有什麼投入，有投入的也要看利益回收。招商投資的，還沒有考慮到這方面來。但是，據我觀察，從各個村、各個組的地形情況和日常需要出發，似乎每一條支路都有修的必要。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目前農村已經刮起一股不可忽視的「修房風」，但在運輸上民眾抱怨非常，因為路爛、高低不平，運輸起來既耗財力，又耗時間。沙、火磚、水泥、石灰、鋼筋、瓷磚、瓦等，以及買菜、賣貨、出行等，都成困難。一位村民把話說得很激動：「銀波，看到這些爛路，我的心都傷透了。」
交通困難，實質問題在「路」，由「路」又引出其它一系列現象，比如黑車橫行。民眾離不開車，公車數量少，黑車大量出現，政府又在打擊黑車，而黑車自身的存在又有其合理性。這是個利益權橫的問題。根據《道路運輸管理條例》的規定：開黑車，重者將被處以3 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但是，有些路太爛，公交車去不了，它本身的數量也滿足不了民眾的需求，只好由黑車來代替。黑車需要的資金很少，二手市場很容易拿到，即使是一輛大客車，三四千元也搞得定，摩托車就更便宜。
關鍵還是「路」，有路才能四通八達，投資、辦廠、辦事、出行都方便。從成本來講，它也高不到哪裡去。農村有「義務工」的規定，出不起錢就出力，完全可以根據未來的「利益佔有」的不同，來進行分攤。在外面打工的、辦廠的，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就做個表率，只要能夠用盡辦法監督資金的合法、合理運用，那麼這些路就一定能夠在最短時間之內修好。有一個村民，離我不遠，他在雲南開了一個公司，這次投入300 萬元人民幣，把路修好了。這種大手筆，與一般的村、組情形不一樣，所以還是需要群策群力，盡量從公共利益出發，這樣才可能圓滿解決普遍性的大眾問題。
第二，政府應該投入的卻投入得太少。
一個地方的發展，是需要硬件設備的，尤其是基礎性質的硬件。
把時間拉開來看，第一就是要大量增加對教育的投入。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學校在實質上充當著一種「棄兒」的角色，甚至比「棄兒」還要「棄兒」。也就是說，政府雖然把你拋棄了，但是你還是要供養政府。大家知道，辦學校必須注入資金，擴建設施很花錢，但是這些錢從哪裡來？從學生那裡來嗎？這樣做會得罪很多人。小學、初中更不應該收費，我們過去強烈批判這種中國義務教育的虛假乃至詐騙，然而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的，恰恰是政府。
學校被逼在這樣一條死路上：如果對學生不收費或低收費，那麼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了，除非尋求到社會援助；如果對學生高收費，學校還是沒有辦法辦了，民眾會抨擊你，政策會打壓你。唯一不受影響的是政府，最安全地受益的也是政府，每年這些地方官員都要從每個學校當中提去幾十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的資金，其它問題就由學校自己解決，不管你的死活。這種局面相當有害，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最有可能被加害的就是學生，尤其是貧困學生。
關於貧困學生，最近我又見到了幾個，細緻瞭解之後發現這裡面涉及的面也是廣得要命。農民、民工、殘疾人，甚至還包括一些退伍軍人，他們本來應當享有一定政策優惠和經濟補助的，但是結果怎麼樣呢？上面早就批下來的款沒有到達他們手中，國家剛剛頒布的一些律令被忽視。有的政府在這些過程當中扮演了相當不光彩的角色，有錢來的時候，本來應該去落實到基層甚至個人，但是這些錢被卡了，換成百姓的話就是被「吃」了；沒錢來的時候，民眾辦事情必須托熟人，大家都不注重程序，都去走後門，這時程序失效了。那麼，在沒有後門走的情況下，民眾怎麼辦？這種特色不是個好特色。
更直接的問題是，民眾與政府或者說政府與民眾之間，缺少實質性的溝通。我為一些村民辦事，被稱為「做夢都沒有想到會有這一天」，我聽起來很辛酸。有的村長拉著我的手說：「銀波啊，這裡的官跟走馬觀燈一樣，混個過場，連人都會不到。」我想問大家：行政是什麼？是行官僚之政，還是行眾人之政？若是後者，那麼任何行政除了透明化之外，就應當是具體化、深入化。很多時候，你不能等問題來找你，而是必須由你去首先發現問題。退一萬步說，即使是做個秀，也比不做好，只要不是到處觀光旅遊、層層設防，而是表面化或深層化地深入民眾，共商大計。跟底層民眾打交道，大家要看能為他們做什麼，彼此之間有沒有什麼共同合作的契機。不要忽視他們，因為你的一個普普通通的失職或者行政不作為，就很有可能使他們更加絕望，一旦這種絕望成為普遍性的認識，那麼這個地方就要完蛋。
第三，警惕計劃生育與土葬的實質異化。
這兩個問題是此次我回到重慶聽到的反映最強烈的問題，被指為「政府敲錢」。「敲」，是敲詐的意思。我知道的幾起案件，聽起來有些殘酷，看起來就更殘酷，不知道大家心裡是什麼感想。其中一家，生了一個「二胎」，被罰20880 元人民幣，這一家人交不起，被起訴，法院下達強制執行書，最後，執行沒有起作用，因為這家人的處境確實很艱難。於是，這一家的男人被拘留15天，每一天家中的老婆都要交8 元錢，這樣才能保證男人在看守所裡不餓肚子。15天過後，這家人東借西借，湊了幾千元交了上去，剩下的錢必須一個月之內交清，否則又將拘留15天。如果達到三次拘留，那麼這個男人就將被判處勞教，刑期是三年或三年以下。有一位村民親口對我講：「這樣的案子，在我們這個地方不下100 起！」
與政府針對公民大相逕庭的，是公民針對政府以及公民針對公民的案件。政府針對公民，可以倚仗國家強制政策，可以倚仗各級機關、機構、單位、組織，可以動用專政手段，然而公民針對政府或者公民針對公民，卻明顯處於弱勢，這在「法律意義上的平等」這一點上是說不過去的，尤為凸現專制的本色。一般的民事訴訟或者行政、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如果確實執行不了，只能執行到哪種程度就算哪種程度，如果對對方有涉嫌綁架、拘禁、威脅等，那都是違法犯罪，要被刑事處罰。計劃生育的罰款數額、執行手段、震懾程度，演變到今天這樣一個地步，我認為是政府首先背離法律原則，以政策代替了法律的規則，過度地侵害甚至迫害公民，這種打著政策與法律的幌子來攬取百姓金錢的手段，極其有害。這種傾向就更應糾正，相關受害者還應反過來控訴行政者，要求相應的國家賠償。計劃生育的罰款和其它迫害手段，在國際上被指為詬病，今後的數額和相應處理方式，絕不能如此野蠻和貪婪。其是非對錯，需要一個立法式的重新表決。
土葬也是如此。本來「移風易俗」，實行火葬，拿骨灰盒代替墳墓是為土地著想。但是很多村民說：「深挖深埋，沒有影響。」現在的火葬費和火葬前後的冰凍費、紅包費等，確實昂貴，農村荒地也多，如果深挖深埋，花費的錢不多，那又會有多大影響呢？我注意到有的地方收6000元，有的地方收4000元，有的地方收3000元，這是明顯在賺死人的錢，搞得一般的家庭連人也不敢死，就算死了也要偷偷埋，他們不敢拿去火化，也交不起土葬費。如果深挖深埋還不行，那麼能不能想想其它辦法來阻止收費，或者說阻止收如此高的土葬費？如果一切有利益可占的機會都被政府控制，且被合法化，那麼這種行政就是維護政府利益的行政，而不是為民眾行政，它是苛政。這種實質異變是恐怖的，看似道貌岸然的政策法律，卻唯獨違背了國家根本倫常和真正的道德高度，也不利社會穩定。風可移，俗可易，但這種曠古未有的成本不能由民眾來100%地承受。而且，這種骨子裡「政府即國家」的規則，必須被拋棄。
──原載《北京之春》(//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