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閨女，你過來，以後，娘無法給你梳頭了！你爹給你梳不好，娘給你把頭髮剪了吧！」

8歲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經與其他女孩一樣，有著一頭美麗的長髮。兩年前，躺在自家病床上的媽媽在自己生命最後的日子裡，「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頭烏黑的長髮。從此，甜甜一直留著短髮——如果不是她穿著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個男孩。

與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甜甜的媽媽希望自己的女兒漂亮，可她為什麼要親手剪掉女兒漂亮的秀髮？

這是一個生命接近極限的時刻，一個彌留之際的母親，對於自己留在人世間惟一親骨肉最無奈的關愛！

甜甜的長髮被剪掉不久之後，媽媽永遠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極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媽媽是在34歲生日那天死去的，死於愛滋病併發症。如今，正在村小學三年級讀書的甜甜，也被確診感染了愛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冊井鄉張溝村，這是一個遠離城市的小山村。

2005年11月23日，記者第三次來到甜甜的家裡，看望這個靦腆而可愛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張記錄。

碎磚塊壘起的院牆、七八塊木板釘成的柴門，與兩邊鄰居家整齊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院子中間有兩間紅磚平房，其中的一間裡放著一個雙人大床，佔了屋子面積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媽媽就是在這張床上死去的。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這張床上。

甜甜的爸爸張記錄從箱子裡拿出一張白紙條，上面用紅筆寫著「愛妻，生於1970年10月10日，卒於2003年10月10日上午8時，享年34歲，冤死！」

甜甜的媽媽，一個農村婦女，是怎樣感染上愛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個年僅8歲的小女孩甜甜又怎麼可能成為愛滋病毒攜帶者呢？

甜甜媽媽的死亡之路

與她周圍大多數小朋友一樣，甜甜原本有著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2005年9月初，張記錄曾經給記者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中是這樣說的：

我和我亡妻在1995年結婚。婚後和其他人一樣，男耕女織，雖不富裕，倒也相安。1997年，我女兒出生，這無疑給我們家增添了歡樂和動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務農活，憧憬著未來的好日子。這期間我妻子雖說反覆有感冒、發燒、流鼻涕、體乏等症狀出現，女兒也經常反覆腮腺腫大、發燒，但這些都未能讓我們預感到災難的降臨，只以為是常見病而已。

直到2003年秋忙時節，我妻子口中生瘡，體困力乏，不思飲食，久治不愈。約在公歷9月15日半夜，我夢中被妻子叫醒，她說，確已感冒身體不對，是不是到醫院檢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醫院檢查，化驗結果：可疑。後經介紹趕至邢台市疾控中心，初診為艾滋病，此後省疾控中心確診了。

當邢台市疾控中心的化驗結果告訴我們時，我和妻子都傻了，什麼話都不會說了，相對沉默，我們都明白，將會發生什麼。我的思緒雖然千頭萬緒，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故作鎮定去安慰妻子，告訴她醫生說了，化驗結果不一定準確，並攜妻乘車趕回家中。

根據疾控中心醫生的建議，第二天我攜帶女兒前往化驗，結果禍不單行，女兒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張記錄給記者出示了她們母女倆的兩份《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2003年9月24日，河北省艾滋病監測中心正式做出了這樣的確診報告。)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問我：孩子怎麼樣。我不敢告訴她實情，只說孩子沒事。從妻子那鬱悶的眼神裡我看到她有了一絲安慰，而我的感情卻再也無法克制。不敢面對妻子，自己躲到廁所裡失聲痛哭。

「從確診到離開人世，也就40天。」

張記錄告訴記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間，她曾一度拒絕吃藥，因為她清楚地知道，她沒有生還的可能了——此病是絕症。我也知道她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不想為本不寬裕的家庭再添負擔。但是為了不應失去的生命和沒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勸說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療，也托人在北京地壇醫院詢問療法，但是結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在從邢台檢查回來後的20多天內，「我妻子還能在我的攙扶下上廁所，在院子裡坐一會。只是耳朵的聽力急劇下降，口腔症狀日漸加重。」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對我和前來探望他的內弟說，自己感覺身上一點體力都沒有了。」

張記錄在信中是這樣寫的：

那天晚上，我牽著病床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說：「你與我說會話吧。」她望了我一眼，有氣無力地說，我對不起你，沒給你生個兒子。有機會再成個家，生個或抱個男孩，為了以後有人照應你，好好照顧甜甜。

面對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聲痛哭，告訴她不要顧及我，保佑孩子。如果甜甜日後有什麼不測，你把我也叫走(因為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實情告訴她，增加她的思想負擔)，而孩子的未來又是未知數，我雖然僥倖避過此難，而這個世界上已沒什麼事值得我留戀的了。有的只是生不如死，無絕期的恨。

沒想到這段話竟是我與妻子的生死話別，在剩下的日子裡，她已經臥床不起，而且已聽不到常人講話了，喉嚨也發不清音了，縱然有時看到她嘴裡在吶吶地說，但是什麼話我已聽不清了。大約農曆十月七、八、九這三天裡，也就是她離開的最後三天裡，我妻進食已相當困難，我熬製的草藥送到她嘴邊，她卻難以喝下。買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湯匙從嘴邊慢慢送下。而且呼吸困難，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讓她咳出，然而失敗了。

農曆十月初十這個令我終生難忘的黑色日子，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清晨，我正為女兒做飯，忽然聽到妻子微弱的呼叫聲，我的心一下繃緊了，急忙趕到她身邊，發現她已奄奄一息：從喉嚨裡斷斷續續傳出似是「甜甜」聲，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邊，告訴她，孩子在這，你放心，我不會讓孩子受到任何委屈。面對慢慢合上眼睛的妻子，我哭著叫著，你回來，你回來，你不要走，你不該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善良的妻子和母親，一個有著許多未了心願的人，卻帶著對丈夫和孩子的眷戀，帶著滿腔的怨恨，離開了人世，終年僅三十四歲。

我淒涼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淚水無休止地流。抬頭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蒼蒼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該呀不該，我兒生來無辜，心底無罪。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卻生不如死。我叩地，我犯了何種天條地規，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難道去醫院生孩子錯了嗎？那可是救死扶傷的地方啊！」

甜甜的媽媽被愛滋病奪走了年輕的生命。那麼，甜甜的媽媽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媽媽是冤死的！」

「是醫院殺了我的妻子與孩子！」

軍人出身的張記錄，從櫃子裡取出一把匕首，這是他當年參加對越戰爭時從前線帶回來的紀念品。「如果不是答應了妻子臨終的托付，不是考慮我死後孩子沒人管，我早跟他們拼了！」

記者先後三次見到張記錄，這個漢子每次都淚眼汪汪，激動時拳頭捏得嘎嘎作響，感覺他快要爆炸了。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們太冤枉了！」

「愛滋病傳播主要有三個途徑，性、血液、母嬰，已經確診我沒有這個病，從小生長在這山溝的妻子沒有可能接觸到有這個病的人，妻子的作風與為人在村裡是人人稱道的。」

「那麼，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這一輩子就輸過一次血，生孩子時輸的！是醫院把愛滋病毒輸給了她，吃娘奶長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對此，張記錄提供給記者的材料上是這樣寫的：

1997年9月18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進沙河市康泰醫院2樓16號病房，第一次交付藥費1000元，其間醫院進行了常規化驗，而後開始輸液。

血常規化驗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應出現貧血，需要補充血液，於是醫院在農曆18日為我妻輸血800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時間太久，名字記不清)。我們交付現金920元。

9月26日，農曆8月25日傍晚，我妻子出現分娩症狀，因難產，需做剖腹產。我在手術書上簽字後，於晚9點左右進手術室(手術醫生有王順英，主治醫師小馬——名字不詳，護士長韓仙梅，供氧師——姓名不詳，麻醉師——醫院臨時聘請，姓名不詳)。

23時30分左右，護士長韓仙梅抱著我女兒找到我，告訴我女兒於23時15分出生，並一同到一樓接生室稱重。

次日凌晨1點左右，我妻子從手術室推出，待常用藥輸完後，即輸上血液400毫升，交付現金460元(供血者為徐，名字記不清)。

七天恢復觀察期後，即農曆9月3日(公歷10月4日)出院，並補交醫藥費1000元。其間我女兒曾一度高燒，後經治療，方轉正常。

在生下女兒後，我妻子經常身體欠佳，易發燒，隨時間推移，逐漸飲食減少，身體虛弱，四肢無力、失眠。女兒身體也一直反覆感冒發燒，腮腺腫大，經多方治療，效果不佳。

2003年9月，張記錄的妻子與孩子被判了「死刑」！

為此，張記錄寫了四條理由陳述自己的意見：

那麼病源從哪裡來？本人認為，只有在康泰醫院住院期間輸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間，醫院曾為家妻輸血1200毫升(分兩次，前800毫升，後400毫升)，且供血來源為私人輸血(王順英曾說過，咱有自己的輸血隊，都領有健康證的)。第二，我妻子身體自生下女兒後，一直欠佳，近期尤為嚴重，且症狀和發病規律、年限符合HIV。第三，醫院在輸血來源上屬違法採血和輸血，有此隱患，不得不疑。第四，我女兒身染此病，完全是由當時其母輸血或哺乳所致，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綜合上述理由，本人認為，造成如此嚴重的人為傷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醫院在採血、輸血過程中不經檢驗、違規採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兒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無情地剝奪了她們的生存權，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變得支離破碎，而我本人也面臨著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與死的恐怖之中。

張記錄曾經多次到這個醫院討說法。他告訴記者：「他們要我出示輸血單，我說這些都在你們這裡。後來我明白了，我們出院時連病歷都沒有。於是我一直向他們要病歷，但到現在也沒有要上。我們農民打官司怎麼能打過他們呀！」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記者曾經兩次專程前往位於沙河市顯德旺鎮的康泰醫院求證，均被告知「領導不在」。後來記者曾經打電話給這個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我們醫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規，不存在任何問題。」

父女活著之痛

「千般苦難集於一家，千古奇冤降於一身，天地不公枉為天地！」這是張記錄寫在自己家惟一的一張全家合影照片背後的文字。

愛滋病不僅奪走了張記錄妻子的生命，剝奪了小甜甜的生存權，而且也隨時威脅著他的生命健康。

與此同時，「愛滋病綜合症」如同生化衝擊波一樣，在甜甜與她爸爸的周圍全面爆發了：

「人們像躲瘟神一樣的躲著我們。」張記錄說。

自從甜甜及媽媽的病情確診以後，「我們再怎麼捂也摀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裡傳開，人們看我們的眼神都怪怪的！」

埋葬了妻子後，這個曾經在老山前線榮立過集體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選礦廠的工作。「我再解釋都沒有用，他們也在懷疑我，誰也不願意與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掙的800元錢，本來是家裡最核心的收入來源，現在一分錢的來頭都沒有了。連孩子上學的學雜費都是賣了糧食才交上的。」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現在連去邢台幾塊錢的車費都拿不出來！」

「想過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誰來管？」

如今的張記錄是既當爹來又當娘。「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讓她餓著呀！咱沒什麼好吃的，但要讓孩子吃飽飯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帶這個孩子。自從甜甜娘去世後，連她姥爺、舅舅一家都很少來往了，甭說別人！」

張記錄每天除了操持家裡那3畝薄田，便只能一門心思做甜甜的「保姆」。他說，「也不好到別人家裡去串門，不好讓人家難堪啊！」自從妻子離開人世之後，他從來不在別人家裡喝一口水。其他的，就更不用談了。

「雖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與任何人接觸，都感覺低人一等。」

「人人都懷疑我。」

「別人家都是高高興興的過日子，自己卻搞得家破人亡的！」

「自己正值年富力強的時候，生活卻沒有著落了。」

「真是生不如亡啊！」

「想到這些真不想活了！」

他給記者的來信中說：

尤其嚴重的是，妻子離開之後，我和孩子成了村裡的新聞廣角、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女兒在學校常常受到其他學生的奚落。每當孩子回家告訴我說，「爸，他們都說俺有愛滋病」的時候，我的心猶如刀割，與女兒抱頭痛哭，然後違心地告訴她，甜，別聽他們胡說，不要理他們，好好學習。

孩子是單純的，我哄一陣子以後，她不再說什麼，但我心裡清楚，這都是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議論我的反射而已，雖說他們表面上見到我不說什麼，有的還安慰幾句，然而從他們異樣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他們對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鄉親，我理解你們的心情，可誰能理解我呢？

面對流言蜚語，我只能採取無奈的沉默，因為任何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沒人會相信你。只有隨他去說，做一個不是賊，卻像賊一樣過日子的人。什麼人格、尊嚴，丟掉吧，為了女兒，夾著尾巴做人，實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關上門，對著亡妻的照片哭訴一番，然後告誡自己要忍耐，擦乾淚，不要說為什麼。因為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有時我真的想抽刀與康泰了斷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女兒惟一的親人，惟一不嫌棄他的只有她的父親，她不能再失去我。

「沒娘的孩子像棵草啊！」

張記錄說：「最近電視上在演《大長今》，孩子愛看電視，看著看著就哭起來了，嘴裡喊著「媽媽，媽媽，我要媽媽！」我的心啊，說有多疼就有多疼！這樣的情況下，我只能抱著孩子一起哭。」

在講述這些時，記者看到他的淚水已經浸透了整個衣袖。

張記錄說，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對孩子說：「甜，要記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好人。爹報不了這個仇，你一定要報！」

張記錄說：「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後的那段日子裡，她還時時為別人著想，每次醫生來輸完液，她都不讓醫生把輸液器帶走，要當著她的面銷毀，看著她這麼做，讓我心碎！」

張記錄曾經在甜甜媽媽的墳頭發下重誓：「我現在活著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按你的囑托，帶好我們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來，為你們母女討回公道！」

責任編輯:劉家昌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