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9日訊】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一個雇農遺留下的破爛房屋裏，雇農的遺孀與後代坐在我的面前，面無表情，似比雇農更為悲慘。50多年過去了，如此的淒涼畫面竟是如此重疊，我連這調查的標題也不知該以「呼喚」、「憤怒」、「無奈」、「無助」或是「呐喊」為最佳……。在這樣的心情下，我不得不聲嘶力竭地重複搖滾歌手何勇當年的那些歌詞：「有人減肥，有人餓死沒糧！餓死沒糧！……有沒有希望？有沒有希望？有沒有希望？！」
⊙簡介
袁樹輝（母）、周希倫（子），均系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漢東村六組村民。袁樹輝，1920年12月21日出生，現住朱沱鎮漢東村六組，系老年重病患者。周希倫，1956年3月21日出生，現住朱沱鎮漢東村六組，務農。
⊙調查情況
袁樹輝共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女兒叫周希明，已外嫁，現住朱沱鎮四寶村二組；長子周希倫；次子周希佑。85歲的袁樹輝與長子周希倫過日子。次子周希佑與陳守英結婚，有一個孩子，叫周守紅；快滿50歲的周希倫至今未婚。周希佑自己都沒辦法，患有篩氣病、胃病、腎結石，一年到頭也沒有健康過，抬板時尾錐骨曾被嚴重摔傷，從此無法挑抬重物。周守紅在朱沱鎮二郎山初中讀到初三畢業後，就再沒有繼續念書。從2004年3月開始，周守紅開始到貴州、浙江打工，進的都是打火機廠。周希佑、陳守英在家幹莊稼。
這裏最嚴重的問題是農民的土地極其稀少，周家每人就只有0.08畝地。主要負責贍養袁樹輝的周希倫每年的稻穀最多產200斤，一般只有100多斤；玉米僅產100多斤；紅苕最多產200斤。不但土少、莊稼少，而且土地的土質很差，沒有什麼搞頭，都是一些邊角地，做莊稼不好整，泥又淺，每年挖土都要挖到石殼，挖不下去。周希倫勞力太弱，又沒有手藝，做莊稼沒有什麼技術，又沒有出去打過一天工。他走不了，必須在家照顧母親。不好整，家庭窮了。
我走進了他的「家」：一共兩間房屋，總共只有40平米，牆只有2.4米的高度，牆是用磁竹片和紙泥來做的。背後的牆要倒，牆壁不穩，搖來搖去，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下雨時就漏，瓦隨便怎麼撿都撿不住，還是要漏。家中沒有電視，沒有電話，連收音機也沒有，只有一把爛電扇（壞了）。這房屋已有50多年的歷史：上個世紀50年代土改時，周希倫的父親周永章是個雇農（幫人陶金、拉船等），分到了兩間房屋和另一間小偏房（豬圈）。1976年正月，周永章因患支氣管炎而去世。
袁樹輝有常年的病症——心臟病，痛了60多年。還累，一做活路就累，上街都累。雙眼極其模糊，只看得到一個「人樁樁」。她沒錢醫病，只能累死累活地幹——雖然田土分得少。兒女們都沒有辦法，一家人只有這麼多土地，只能是走到哪步算哪步。現在，家中連頭豬都沒有，因為體力差，割不到豬草，也付不起豬的成本，豬的成本太貴，糧食少了，如果全是買著糧食來餵，不划算。
急需用錢的時候，沒有辦法，只能找親戚借，很多時候是人托人地借的。現在他們母子二人的伙食是：稀飯，一天兩頓。袁樹輝說：「只有靠我兒子（周希倫）。他出去打工也走不了，如果走了，我連吃水都吃不了，只能逼著到水井挑水來吃，我們又沒有錢來安裝自來水管子。我跟兒子每天只能吃兩頓，這樣都搞了很多年了，有紅苕就煮點紅苕，現在有米湯喝就很好了。」那麼，多久才能吃上一頓肉呢？她說：「幾個月，最長的是半年多。」
周希倫身上一分錢也沒有，袁樹輝翻遍自己的全身，好不容易在裏面的衣服裏找到了1.6元人民幣，這是目前這個家庭所有的現金。這1.6元，是周希倫背著「冬寒菜」到朱沱鎮集場上賣才得來的。這家中的電燈沒有錢來安裝，用的是次子周希佑的電。周希倫、袁樹輝的衣服是人們施捨的，有村民吳顯明、陳學明施捨過。
2004年，袁樹輝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天，她在家中煮飯，因為眼睛看不清楚，摸東西時，碰著了磨子（舊時碾豆花、玉米等的石器），摔倒了，受了傷。好不容易走到街上，又摔傷了。她爬起來後，到藥店拿了點藥，是三塊錢一盒的藥，她拿了1.8元的藥，但吃了藥後沒有好，必須到大醫院治療。經家人籌措，老人家被送到朱沱鎮朱家灣醫院去檢查，照光照片，打針吃藥，總共花了600元醫療費。半年多以後，袁樹輝才能走路，但也只能在屋裏摸著牆壁走。當時，周希佑、陳守英在貴州省鴨溪市打工，搞建築打雜，他們去借錢來為母親治病。
周希倫曾經被人打過，頭上被縫了八針，當時只有13歲，至今已有37年，頭腦一直不好使。他體力又差，身體一直就不好，只能做點小小的雜務，所謂的「工資」也只是隨便別人拿點，一天兩塊、三塊，就是這樣的情況。周希佑也好不到哪里去，分家時沒有什麼房屋可分，只能靠欠債來修了兩間主房，此後慢慢地掙錢來還債。周守紅生下來以後，周希佑常常生病，又常常拖延病情，毛病越拖越多。
面對如此的窘迫，周希倫說：「我們臉皮薄，沒有人理我們。原來說有五斤米的救濟，但連那五斤米都沒有拿來。我們沒有人緣，沒有什麼親戚朋友說得起話、管得了事，又是雇農的家庭底子，沒有辦法。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什麼政府救濟，也從來沒有申請過。哎，寫了申請也沒用，沒有人理我們，根本不會過問我們。反而會說，人家有吃你沒吃，你這個家的情況嘛，是你不會整啊。可是我們的土地只有那麼一點點，能夠怎麼辦呢？」
袁樹輝接著說：「漲洪水那一年，我們只得到了一點爛衣服。從來就沒有什麼救濟款，沒有人來過問過我們，我們也怕笑人。要救濟要得到嗎？怕我們哭窮啊。聽人說，政府的錢被捏了，我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們對政策也不懂，幹部說一下也沒用，理都不理我。再說，要經過哪些步驟，我們懂都懂不倒。可是，狀況在這裏明擺起的啊。你看，現在我們家有什麼呢？連個雞、鴨也沒有。周永章以前是雇農，經濟那麼困難，必須要人幫助，但是又無法，誰會幫助我們呢？那時候，落著雪都要到外面幹。現在，大多數人出去打工了，沒有多少人在家真真正正地幹莊稼了。土地拋荒很嚴重，可是很多土地都被人搶去做了，我們想做也沒那個勞力，更沒那個本錢。做莊稼要肥料，肥料錢到哪兒去弄呢？」
老人家說著說著，情緒越來越激動，我擔心出事，讓她平靜心情，娓娓道來。她說：「我確實有很多話想說，但有的事年頭久了，想不起了，有的話不知道該怎麼說，怕說出來沒用。我們現在連吃飯都吃不起，其他家庭再怎麼說吃飯沒問題吧，就是缺錢，而我們是既沒錢又沒米，真的是一無所知。土地，我們也是撿些來做，如果不撿來做，恐怕連稀飯都舀不起。明年，‘吳五’（外號，村民）要回來，我們是撿他的土地來做的，他一回來，土地要拿回去，那麼我們就簡直沒辦法了。」
「老人家，假如你真的走到了‘簡直沒辦法’的那一步，你準備怎麼辦？」袁樹輝深深沈默，良久，她說：「沒考慮過，真的沒考慮過。要是兒子不理我了，他們自己也無法了，那我80多歲了，還能做些啥子呢？只有去討口（乞討）！人家要給我一點就給我一點，不給我的話，就讓我餓死！」那麼，進不進得了敬老院呢？她說：「我有兒有女，怎麼去得了呢？別人還會笑我。而且我聽說，進去要繳錢，聽說手續費就要繳500塊錢。還聽說，有侄兒侄女都不行，都進去不了。我沒有辦法，活一天算一天，兒子拿一頓稀飯給我，我就吃一頓。」
經調查，袁樹輝的前夫叫鄭炳清，鄭炳清去世的時候袁樹輝還沒滿20歲，留下兩個兒子。長子叫鄭有才，如今已經癱瘓了；次子鄭樹才當過兵，已經去世五年了。在我的調查過程中，有一位70多歲的老婦插進言來：「袁樹輝可真不容易，她一輩子勤勞苦幹，對兒女很負責任，一天堅持吃兩頓，一年365天都是這樣，連乾飯都很少吃，很可憐。但是象我這種人又能幫些啥子呢？只能到她這裏來耍一下，陪她說說話。楊先生，你要幫幫這位老人家，她心地善良，對人很好，從來都不說哪個半句。」
確實，袁樹輝就從小就苦，也沒有進過學堂，「那個年代的姑娘哪個讀過書？」她信仰佛教，心慈。她說：「小時候，在神廟裏，聽別人說書，我就聽得眼淚長流。我這麼多年一直都在跟菩薩燒香，自從眼睛看不見了，就沒有再去燒了。今年過年，我還要跟菩薩燒香。以前的時候，我燒一年到頭的香，觀音會只拿給我10塊錢。這怎麼夠呢？我寧願不吃，也要敬菩薩，所以就自己準備燈草、紙錢、燭、香。」周希倫也頗有感慨：「我媽心好，她命苦。哎，她的苦講不得，一講就要流眼淚，三天三夜都講不完。從小到大，她把我們辛辛苦苦地拉扯大，真的不容易。現在我們想維持生活，可是借錢又借不到，借了也還不起。」
我調查的當天，漢東村登記稻穀種子，周希倫沒去登記。他說：「不敢登記，種子錢都成問題啊。楊先生，沒錢艱難啊！這些事情，心子談起都痛，一氣就更嚴重。在我們這個生產隊裏，我母親是這裏最年老的，她也氣不得，一想到這些，就不想活了，真是生不如死。最痛苦的是我，我是有心無力。你問我為什麼會窮到這個地步，我能說些什麼呢？根本發不起言了，說話都打顫。想的辦法都想了，都沒用，我又不偷不搶。現在想也白想，想都不敢想了，只能苦做苦吃，然後等死！」袁樹輝面露難色，她唯有拿起掃帚，掃一掃地。據說，這麼冷的天氣，她還要在冷水池塘裏洗衣服。
⊙調查後記
眼看要到2006年了，周希倫領我看了看他家僅剩的一點糧食，說：「這點糧只吃得起半年的稀飯。必須借錢來喂豬，才能夠買下半年的糧。」過一會兒又歎氣說，「現在豬的本錢太貴，買不起豬。怎麼辦呢？怎麼辦呢？……」臨走的時候，因我身上的盤纏已在沿途的調查過程中施捨完盡，只剩下五毛錢，我把這僅剩的五毛錢也給了袁樹輝。天上下著雨，本想回家，可走著走著，還是不放心，非常難受，遂走到朋友處，要了二斤四兩豬肉，又把這肉送給了袁樹輝。同行的村民說：「楊先生，在我們這個地方，要找到你這樣的人，恐怕一個也沒有。」我苦笑了一聲，沒有再作聲。我真的已經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只感到一片陰沈的天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唯有默默地行走在泥濘的道路上。一路寒風刺骨，冷入了我的背脊與心臟。
附：聯繫方式
郵編：402191。地址：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漢東村六組 周希倫（收）。
電話：023-49602056（譚明春 轉 周希倫。注：譚明春系周希倫的同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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