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2005年12月5日淩晨，劉賓雁先生在美國普林斯頓與世長辭，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發表訃告稱，劉賓雁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實、揭示真實、堅持真實和捍衛真實的一生。由於屢次申請回國而遭到當局無人道的拒絕，劉賓雁先生曾痛苦地感慨：“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腳踏一踏那片土地，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害怕一位年過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答案顯而易見，那就是這位老人太真實了，真實得象個孩子，他們害怕他直接告訴那些被蒙蔽的民眾，“皇帝其實什麼也沒穿”。在網上跟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時，一個朋友驚訝地說，共產黨不應該害怕他啊，因為他一直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的所做的都是為了共產黨好的。可是，共產黨能好嗎？這一點，劉賓雁先生是已經心裏有數的，以致在《尋找共產黨》一文中不無悲涼地指出，無論從組織上或思想上說，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已不復存在了。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是已經出局（很多人在八十年間已被殘害），就是心存異見，已經或正在另覓他途。中共對中高層離退休幹部的收買政策和整個社會的腐爛、衰頹氣氛，使一些本可有所作為的人也退縮不前了。對他而言，尋找共產黨等於尋死。

2004年年初，正當大批民眾一相情願地指望中南海的“新主”能給這腐靡的社會帶來新的氣象之際，劉賓雁先生對比了鄧小平上臺時的處境與作為，敏銳地發現新人上臺之後，有些人的寫作自由非但沒有擴大，反而更加縮小了。比如前中組部部長李銳，本來是能夠在國內出書的，據說現在連發表文章都不准許了。至於另一些老人，北京的胡績偉、何家棟，上海的馮英子等等，也屬於名字不能在報刊上出現的。對此，他非常不解地質問道：胡溫新政新在哪里？時隔一年，針對中共指趙紫陽在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犯了嚴重錯誤”的歪曲和污蔑。劉賓雁先生接受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時再次表示，有一系列的跡象證明這個領導班子不想往前走，而是打算往後退。因為他及其他一些異議作家所寫的作品在80年代的中國大部份都可以發表，沒有遭到太多的干涉，或者受到打擊。然而，如果他們當年寫的那些東西拿到胡錦濤領導下的21世紀的中國卻絕對不能發。這不是很滑稽嗎？他憤怒地說：“當時我們是覺得自由不夠，所以拼命地爭取這個自由能夠有所擴大。怎麼改革搞了20年，回過頭來自由反而更小了，這不是豈有此理嗎？”

我沒有讀過劉賓雁先生早期那些名動天下的作品，對他的瞭解完全來自於網絡。若不是網絡不可逆轉的發展，我幾乎很難知道當前除了口是心非的喧囂外還有著義正詞嚴的異議。而把持異議的文化英雄從公眾的視線和記憶中抹去卻是共產政權欺世盜名的豐功偉績。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大批的文化人或是被利益收買而自覺地接受閹割淪為黨奴，助紂為虐；或是懾於淫威，對所謂的敏感話題退避三舍，噤若寒蟬。一時間，有的作家以流氓自詡，許多記者也被讀者罵做了妓者，整個社會黑白顛倒、寡廉鮮恥，竟有論客斷然宣告：現在已經到了非英雄化的時代。他們全然無視這個國家仍到處充斥著前現代的暴戾和血腥，故作優雅地玩弄著後現代的玄虛，甚至還堂而皇之地搬出了一套躲避崇高的謬論。就是在如此烏煙瘴氣的環境下，劉賓雁先生和其他一些異議知識分子，以無比艱苦、永不停歇的工作和鬥爭，為了民族的尊嚴和國人的福祉不遺餘力。正如魯迅先生所曾指出的那樣，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自欺”現在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劉賓雁先生就是這樣的中國脊樑。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前後，他因旗幟鮮明地支持學生和市民的爭取人權和民主的運動，譴責當局鎮壓學生和民眾的暴行，遂被當局取消歸國權利，被迫開始流亡生活。勃蘭兌斯在論及19實際初法國的流亡文學時指出：“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屬於反對派。但反對什麼卻因人而異，有的反對恐怖統治，有的反對帝國專制，要看他們是從哪一個暴政下逃出來的。”由於對自由和民主的信仰，他寧願擔受流亡的厄運，在輾轉流徙之中，始終保持著心的反抗，即使葉落不能歸根，也寧折不彎，與邪惡政權決無妥協。這樣的英雄風范，縱有成排的刺刀和大棒的驅逐，縱有上萬的黨奴操持筆墨篡改歷史，也是無論如何抹煞不了的。英雄必定受難，如他少年時懷救國救民的理想和熱情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七年因發表批評中共官僚體制的作品而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長期下放農村勞動。平反後，他又發表了大量揭露社會問題的報告文學作品，觸怒中共各級保守勢力，一九八七年再度被開除黨籍。他沒有像巴金那樣以說真話自我標榜，最後竟喑啞無聲，成為一尊專制的玩偶；也沒有像王蒙那樣，在大學的講臺上侃侃而談中國偉大的作家不多是因為自殺的太少之類的奇談怪論。總之，他從沒有在文字當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貴和聰明。

中共對待批評者和反對派的橫蠻和殘酷是舉世皆知，不可理喻的。作為流亡者，劉賓雁先生與祖國大地的隔絕使他獲得一種特殊的生存狀態，這種狀態，反過來使他更加迫切地關注這塊土地上的事件和民眾。如《中國有塊殖民地》、《人在中國，價值幾何？》、《 大餅越來越大，窮人的份越來越小》等文章無不令人深感痛楚和沉重。他的這些作品與為藝術而藝術是完全絕緣的，沒有半點虛飾和花哨，總是直言不諱、一針見血，以致無意講究形式而形成了自己的形式，無意追求風格而成就了自己的風格。事實上，他可以做他的“世界公民”，安享晚年，但始終牽掛著祖國的大地和人民。在這場反專制的鬥爭中，腐敗和謊言合謀的邪惡勢力遮天蔽日。雖然在實力懸殊，他卻表現了極度的高傲和勇敢，而在人民的面前仍然顯得那麼謙卑，連最後的遺願也僅僅是——“我只希望將來在我的墓碑上，寫上這麼一行字：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憑著對真相的執著，他披荊斬棘，義無返顧，並同時呈現著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光榮。他是中國良心的代表，更是我們求真的楷模，求真的意志賦予了他永恆的人格魅力，現在，他去了，但他的風範從此必將受到無數後人的仰慕和追尋。

2005.12.9

－－轉載自《議報》第228期 //www.chinaeweekly.com(//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