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紫荊採訪報導)在美國紐約，曾跑遍全中國的三農問題專家曹錦清教授，在紐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從制度方面講解了他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和觀察，稱低成本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戰略造成很難解決的問題。

曹錦清教授認為中國的區域差異不斷的加大，三農問題集中在中部省份，而少數民族族聚集的西部地區，以農牧業和綠洲農業為主，工業以礦業為主，生活條件比中部好，是勞動力的輸入省，其主要的問題是漢民族的擴散，擠壓少數民族生存空間，開墾不適於農耕的土地，抽取地下水，使地表沙化，破壞環境引起的矛盾。而東部己經完成從農業向工商業轉軌，加上外資大量注入，東部受益的鄉鎮，可支配財政收入達二到三億，而中部一個縣只有三千萬。

曹錦清：「中國每一個發展的戰略，它導致的結果都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譬如說要發展商人企業、發展經濟企業，那要投入，投入的錢哪裡來？那集資，集資以後蓋了廠以後這個廠破產了，這個債務就形成了一個負擔。」

曹錦清教授說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恢復了農業生產的傳統單位，但是使農民的責任過重。首先農民要養活村幹部，就要公共積累金、救濟鰥寡孤獨的公益金，還要承擔教育附加費、水利道路建設費、民兵訓練費、衛生防疫費等，加起來八項。而國務院規定不超過全鄉全收入的百分之五，實際上大大的超過。此外，還要對國家承擔農業稅、農林特產稅、屠宰稅、車船使用稅。

八十年代中晚期以後不斷強化，九七年以來，一年比一年稅賦加重，出現了「再這樣下去，農民活不成」的說法。他舉例說湖南和江西，一畝地總產出才三百元，卻要交一百元的稅賦，最重的省收到五百元，農民只好從信用社借錢交稅。

曹錦清：「因為這個江西和湖南的農民，可能性情比較剛烈、比較剛硬，你再賦重他，他可能就會拿著拳頭、拿著棒子來，所以地方政府就不敢去多收，那個地方一百塊，他們己經亂叫起來了。那個湖北地方，那個農民可能比較溫順，所以收到兩、三百塊他們也沒有人叫，私下有一點牢騷，還不敢發出來。」

另外他說，地方政府機構規模擴大、人員數量擴大、每個人員的消費要求也擴大、地方辦公條件要求現代化，這些成本都落到農民頭上。一般鄉鎮要買兩部汽車，因為有兩個頭，一個是黨委書記、一個是鄉鎮長，汽油、司機還都是小意思，關鍵是需要修路，就從農民那裡集資、出勞力。

現在農業佔GDP的比例己經下降到15％，而需要養活的人口是50％，專家提出減免農業稅賦。二零零五年全國二十八個省市，宣布取消農民稅費，政府少收二百二十個億，加上另外種糧補貼，總共給了農民三百億的實惠，付出是非常小的，但是在政治上得分很大。

曹教授認為，與其官兵民反，不如大官把小官逼的發發牢騷而已，他認為分散的小農經濟如果不組織起來，無法和城市談判，聽任市場，吃虧的是農民。因為城市對農村供給品，例如化肥和農機等，價格要比糧食價格升的更快。他談到低成本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戰略，對三農問題的影響。

市場經濟要求土地自由買賣，但是現在在中國由於土地產權模糊，為公共需要，就把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變為國有，可以廉價有規劃的獲得土地。東部地區農民可以獲得較高補償，而中西部地區土地不值錢，造成四千萬農民失去土地，找不到工作、得不到補償、沒有保障。

據估計，賣出土地的收入，農民可獲得百分之十到十五，地方政府加上官員貪污，佔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給了開發商和中間商。所以中國富豪排行榜前一百位，有百分之四十六都是搞房地產的，其收入實際來自農民。

如果土地私有化，農民就會變成小老闆。曹教授說，縣級財攻收入，三分之一來自土地，而中高級官員腐敗的百分之九十也來自土地，這種低成本推進的作法，沒有列入官方文件，沒有受到學術界重視，否則提早呼籲也許不致於釀成現在難以解決的問題。

他說中國地方財政差異大，全世界絕無僅有，中央的調控弱化，現在地方政府全力運作方向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憑土地便宜來招商，並沒有考慮用什麼來保障農民，甚至以污染環境為代價去賺短期利潤。

曹教授的結論是，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將長久維持，勞動力無限供給將長時間不會改變，由於農業機械化發展，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民只能進城打工，目前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體力勞動，由農民工提供，而長期保障卻不會給農民，勞動法也無法保障一點二億農民工的權益。

根據他在東莞的調查，工人月工資五百元，十年沒有變過；老闆提供幾人合住的宿舍，伙食一百五十元與工人對半分，工人實際拿到四百五十元，在傳聞勞動力危機期間，老闆只宣佈免除七十五元伙食費，就能把員工穩定住。如果再增加五十元，就能增加二百個員工。

僅管他們工作的重心在城市，憑這樣的收入，農民只能把房子蓋到老家，生活的重心，依然沒有改變。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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