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澳洲旋風 精彩問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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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3日訊】大紀元記者梁宇報導/10月15日至10月23日,著名旅美文学家与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澳洲巡迴講演《谁是新中国》,在澳洲華人界刮起一陣辛灏年旋風,一些聽過辛灝年演講的民衆欲罷不能,連場追蹤,每次講演後,希望和辛灏年留影的、要求買書的聽衆圍住辛灏年不散。

時至近日悉尼大紀元辦公室還不斷收到讀者的反饋,詢問辛灏年先生何時再臨澳洲,建議能多安排幾場講演。並希望主辦單位早出版演講全文,及銷售現場錄像VCD。

下面是應聽衆要求,根據錄音整理的問答,以饗讀者。

問﹕我想問一下,從甚麼地方來分析共產黨敗像?應該怎樣看?作為海外華僑,應該怎樣支持中國大陸人民?海外華人應該怎樣來對待中共政權的崩潰?

辛灝年:我非常願意回答這位前輩的提問。

第一條, 中共的敗像主要在哪裏?第一是它驅殼雖在,靈魂已死。它今天看上去很貌似強大,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驅殼,可是,它的信仰,它的主義,它的歷史,它的前景是完全暗淡的,死去的。一個人重要的是靈,法輪功學員也在講這個靈嘛,這個靈很重要,這個靈就是靈魂,這個靈就是思想,這個靈就是我們一生一世的追求,這個靈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和人民的前途所在。共產黨已經沒有了,因為它靈魂死了,剩下一個驅殼, 驅殼一旦死了,它就徹底滅亡了。

第二, 它的根本的敗癥,就在它26年的改革開放,它造成了一個沒有辦法治癒的腐敗。梁啟超先生當年說過清政府的一句話,叫「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因為政治一腐敗,人民就不可能滿意。甚麼叫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無非做二件事,一個是分權於民,一個是分利於民。

26年改革開放的結果,卻是權力越來越集中在中國共產黨一黨的黨族之上,而且利益越來越集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官之上和與權力有關的人身上。它造成了社會的極度的不平衡,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極度傾斜, 造成了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化。這樣一種狀況,在中國古典的知識份子的言論當中,我們就能看到,「不患貧而患不均」嘛,社會危機已經無可避免的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裡隱伏著,發展著。所以,其他的東西太多了,其他的敗癥太多了,我們在承認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以外,只要有人不忽視它的腐敗成就早就超過了改革開放的所有其他成就,你就可以相信它的崩潰是必然的。

你講第二個問題,我們的海外華人怎樣去做,這位前輩我真的很佩服你,很感謝你能提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海外華人,身在海外,當然希望自己的祖國強大,我們的祖國強大我們就有面子嘛。中國政府敢跟美國政府干,我們在美國人面前腰桿子就會挺得比別人直嘛,這是華僑的普遍心態,也是我這個新華僑的心態。可是,別忘了,在我們顧及到自己這個面子的時候,別忘記大陸13億人民那個「痛苦」的裡子, 那個痛苦的「裡子」和我們是休戚相關,心心相照啊,如果我們記住了這個「裡子」,在我們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在海外爭奪自己面子的時候,我們能夠徹底改變這個「裡子」。把大陸人民痛苦的「裡子」-也變成驕傲的「裡子」。

讓中國真正民主強大起來。那個時候我們才真正有面子。所以海外的華人,要支持大陸的民主變革。要支持大陸人民對民主的追求。不能因為自己生活在民主自由制度之下,就忘記了仍然在專制統治之下廣大的大陸城鄉民眾,這是我簡單的回答。謝謝。

问:我想請教一個小小的問題,關於五四運動,我最近讀了一些傳統文化的東西,我就發現遇到了一個台階。我們這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五四運動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觀。這裡有個問題,我的理解是五四運動對我們傳統的文化是持否定態度的。您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上能不能給我們講解一下這個問題?

答﹕談不上講解,但是我覺得你的問題提得再好不過了,這是一個長期在困擾著中國的知識份子的問題,甚至在困擾著我們向前走。我簡單的回答你。

首先是概念問題的澄清。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沒有太多的聯繫,新文化運動是1915年開始的, 新文化運動是陳獨秀先生曾講過的,辛亥之後中國人民的一次「寶愛共和厭棄專制」的運動。面對著袁世凱緊鑼密鼓的利用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當中的那些專制的文化成份來進行帝制復辟的時候,人民因為寶愛共和厭棄專制而掀起了一種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它是從這裡開始的。它不是從1919年5月4日開始的,這是其一。

其二。 新文化運動,它具體有二個內容。一個是白話文運動,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裡面,本來就有一些白話文的作品,被官方的文學界所承認。到了1915年,為了反對袁氏復辟,反對專制復辟,而掀起對自身文化重新認識的時候,我們先進的知識份子才意識到,應該讓更多的人能夠看懂他們所寫的文章。讓更多的人,能夠瞭解我們的文化和正在向我們中國飄傳過來的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白話文運動取得了成功。

緊接著又是甚麼取得成功呢?是新文學運動。 新文學運動本來是幾個留學生在美國寫了二句歪詩,甚麼「文學革命其時矣」之類,這個風吹到國內時,正好和要求反對復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在文化戰線上要求反對專制文化的運動相結合,便造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崛起和發展。為甚麼白話文運動成功在辛亥之後?為甚麼新文化運動發動在辛亥之後?為甚麼新文學成就產生在辛亥之後?就是因為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創造了一個自由的知識環境,創造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國內條件和環境。而這些東西跟1919年暴發的五四運動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其三,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個沒有任何主義來領導來主持的運動,它只是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是因為第一次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卻要在巴黎和會上被迫把德國人占的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佔有,我們的北洋政府都不願意簽字,( 北洋政府雖然不願意簽字,但也不敢拒絕)學生因此而暴怒起來,掀起了一場愛國運動,要求巴黎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拒絕簽字,要求懲辦那些賣國的北洋政府的官員們,三個所謂賣國賊,這才是五四愛國民主運動。

這個愛國民主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有沒有關係呢?它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有一點,因為新文化運動反對專制,要求民主。因為新文化運動為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運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知識認知的條件。所以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就從學生運動的範圍裡突破開了,在中國各個階層,各個方面都掀起了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毛澤東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其實馬列主義在晚清就送來了。1903年,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在中國已經出版了很多種了。「民報」上就介紹過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們沒有關係。

其四, 毛澤東非要把中國現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分界線劃在1919年,為甚麼劃在1919年?因為正是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最後階段,「中國的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在這是毛澤東的話。其實就是在學生商人都走上街頭,抗議賣國政府,要求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以支持學生運動的時候,也有工人上街遊行了。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政黨,如果工人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工人階級在中國社會裏還沒有出現的話,這個無產階級先鋒政黨從哪裏出生?從哪裏出現?

我講到這裡,實際上已經回答了你很多部份的內容,我現在下個結論,「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中國共產黨拿五四運動作為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台階和舞台。拿五四運動時所謂工人階級走上政治舞台作為自己創黨的理由。所以它把愛國民主運動偷梁換柱似地變成了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的文人們,我們的現代史學家們就接受了共產黨這個所謂概念。把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和1915年發生的新文化運動直接聯繫起來。它的後果就是你講的。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概念造成了我們對傳統的反叛, 造成了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叛,我們對中國傳統知識的批判和徹底否定。

其實,它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本意,它也不是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內容,它是馬克思反封建的概念被人從歐洲搬到中國來進行宣傳的一個結果。因為馬克思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後,德國是個封建分裂的國家。

可是我們的秦始皇在2千1百年前就已經「廢封建,置郡縣」,漢武帝的時候,又用「眾建諸侯,削藩和推恩令」徹底的解決了封建制度。完全建立了中央集權式的君主平民制度。中國的反封建,2千1百年前就已經完成了。所以五四新文化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錯誤的。共產黨把自己否定傳統,否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所有的責任都推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身上。我們的知識份子真的要進一步加強研究。
謝謝。

問﹕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它的垮臺而攻打台灣,你認為可能嗎?作為台灣人士積極聲援中國人退出共產黨,讓它加速垮臺,還是保守的觀望,那種方法才是上策?

答﹕首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認為台灣人民能夠支持大陸號召共產黨人退出中國共產黨,那我特別高興。我覺得這是台灣人民對整個中國民主進程的奉獻和貢獻,不僅高興而且感激。

我現在談談共產黨會不會打台灣。我想在座的大陸朋友都會比較理解,台灣有多大?中共北京政權有多大?這二個東西對共產黨哪個重要?如果打台灣,收復台灣能夠造成中共北京政權的危機甚至於喪失失政權的危險,共產黨會打嗎?鄧小平死的時候有5個工人到天安門廣場上送花圈哀悼鄧小平,離英雄紀念碑還有幾百米,5個武裝警察撲上去,按倒在地,撕掉花圈,拷上手銬就抓起來,為甚麼?破壞穩定。

2年前北京大學中文系一個女孩在北京東郊晚上被強姦致死,她同班上的二十幾個同學要求開個追悼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下命令給北京大學不准開追悼會,因為會有不穩定的因素。你想一想,一個20幾人的追悼會和幾個工人給鄧小平送花圈,都可能造成共產黨不穩定的驚慌,它還敢把49年已經中斷的內戰重新挑起來嗎?1996年共產黨放空心的飛彈時,美國之音採訪我我就就說過一句話,此話我一直堅持到現在。

現在我告訴大家就是這三句話﹕「死都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台灣人民不必要擔心了。

问:我想請問辛先生,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您認為最需要的是甚麼?遇到最大的障礙的是甚麼?

辛灝年答:你說今天中國走向共和革命的最大阻力是甚麼?那當然就一句話,中國共產黨嘛!最需要的是甚麼?

第一、我們需要「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民主奮鬥、共和奮鬥,和自己的前輩們聯繫起來,我們要吸收那個原本就屬於我們的歷史政治資源,而不能輕易的把一百年前中國人民為了共和,特別是辛亥前後幾代人為了共和,曾給我們形成的、留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丟在一邊,然後就自稱老大的說「就是我開了天下,就是我開了共和」的。這麼(想下去)和走下去,我認為這也是16年來海外民運在一定範圍內遭受挫折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我們只有資格要求自己去做一個推進共和的人,我們千萬不要在心裏想著,是我開創了共和。這是專制心態,不是搞共和。

第二、我雖然不是民運人士,但是我對他們也很有感情。有一些(我以為)不正確的地方,當然我不會公開說,但我背後對他們說過很多。我有一個感覺,古往今來,中國外國,在革命到了一定(階段)的時候,經常會出現「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情形。這些派別呢,也會利用權力來進行爭奪。這種狀況是人類的毛病,也不是我中國一國所有,也沒甚麼了不起。

但是,當我們有著一個共同目標在追求的時候,在我們已經確立了我們要「重建共和」這樣一桿旗幟的時候,我以為,還是「承認第一共和比不承認第一共和好」。第一,他是現成的;第二,他是最大公約數。我認為海外民運這麼多年來,在爭甚麼?我們很多朋友在爭第一啊。你們到美國去看看吧,中華合眾國,中華民主共和國,中華聯邦共和國,國號一大堆,政府好幾個,總統好幾位。海外才多少人那?

這共產黨一倒了,中國大陸的那個專制的井蓋子被 「宿太尉」揭開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飛出來了,每個人都要搞一個國,每個人都要搞一部憲法,每個人都要做總統,那你說天下豈不是又要大亂了嗎?所以,我們才要為自己的民族、國家和人民尋找一個最大的公約數。這個公約數就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減少混亂和動亂,儘快的在共產黨垮臺之後,在民主變革期,在走向民主道路的時候,能夠減少我們不必要的犧牲。

第三、很多人以為我辛灝年寫《誰是新中國》就是只為了反共。大錯特錯。我不是說我不反共,但我不是只為了反共。我覺得每一個有良知的、愛國的、愛民主共和的中國人都應該反共。問題是共產黨垮了怎麼辦?共產黨現在就宣揚,你把共產黨搞垮了天下就大亂了,你過的日子還不如現在呢。天下大亂,中國又是軍閥混戰,中國又是民不聊生,又要分裂。

他就專拿這個來嚇唬自己的黨人,來嚇唬老百姓啊!所以我們作為一個反共人士,反共(的目的)是要自由民主,是為了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是要重建我們的共和國家。我們要告訴我們的人民,五千多年中華民族的歷史,共產黨才56年啊,那四千九百四十四年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的古人早就講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所以我才會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序言裡說得很清楚,就是尋找這個最大的公約數──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學習西方各現代先進國家繼承第一共和的光輝範例。為了我們在變革期能夠順利的完成變革,並最終地確認和確立共和制度而奮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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