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9日訊】驚聞趙昕先生被毆打致傷，對匪黨的暴行倍感憤慨。從整個過程看，顯然是中共用流氓手段製造赤色恐怖。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匪徒攻擊的是趙先生的頭部，頭部受傷，大腦受損，其後果是不言而喻的。但願吉人天祐，不要落下什麼後遺症。

聯想到國內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呂邦列先生探訪太石村被毆打，艾曉明教授隨同律師到太石村調查取證時被不明身份人員毆打，湖北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先生在農村宣傳合法選舉時，被黑社會分子打傷住院……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共的鎮壓手段迅速黑幫化。中共是靠一批深信馬列教義的底層知識份子鼓動和裹脅農民、無業遊民和少量產業工人起家的，所以它對知識份子與工農大眾的結合有一種本能的恐懼。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工農維權運動中有不少知識份子的身影，事實上如果沒有知識份子的介入，工農大眾的抗爭只能處於盲目無序的狀態，很難造成比較大的社會影響。由於知識分子的介入，使工農大眾的維權抗爭進入法律的軌道。工農大眾在維權過程中顯現出的依法、理性、非暴力的形象凸顯出統治集團的貪婪、暴虐和無恥，使統治集團在道義的力量面前節節退敗。一方面是對維權人士的恐懼，一方面是因經濟發展有求於國際社會不得不注意國際形象，用黑社會手段打壓維權人士自有其必然性。值得警惕的是這是很陰損的一招，一切操作都隱藏到幕後就可以不擇手段，無所顧忌。其實這樣的轉變早在江澤民主政之時就早已開始了，所謂「政治問題非政治化」，只是由於近年來出現了風起雲湧的工農維權抗爭局面而顯得更無恥。

少數人的英雄壯舉是很難撼動專制統治根基的，中國的民主事業必待廣大工人農民之覺醒。中國的老百姓大部份都是很老實的順民，麻煩不找到自己頭上之前是不會有所作為的，八九年六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等中共製造的經濟泡沫破滅後，隨著經濟快速衰退而來的是城鄉經濟的全面破產，官逼民反的局面就會漫延開來。中共的鎮壓機器也將隨著工作量的指數上升和經濟支持力度的衰減而陷入癱瘓狀態。共黨高官們其實已經對末日的來臨洞若觀火，正在把巨額財富轉移到國外，在美國加州及世界其它地方大量購置地產建立逃亡基地。據程曉農先生介紹，小小的瑞士有十幾萬中國留學生學酒店管理，很多學校其實只是兩個人租一棟房子就辦起來的草台班子，一年的學費八九萬美元甚至更多。留學只是一個幌子，其根本目的是為父輩打前站把財產轉到瑞士銀行。

西諺曰，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建議一切關心國家前途的朋友盡量避其鋒芒，保住實力，相機而行。古人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在極權統治的籠罩下，就算再出現一批像譚嗣同一樣的人物，至多只能在少數知識份子中產生影響，由於存在嚴格的新聞管制，對整個社會很難產生很大的衝擊力。不管怎麼說要盡可能保存實力，在極權統治解體之時需要有一大批人出來重建社會。從統計學的角度說，心存國家民族的精英畢竟只是少數，如果極權統治在解體之前就把大部份民族的精華摧殘殆盡，則只能說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我從來不主張和鼓吹暴力，但對非暴力運動在中國目前這樣的狀況下的可行性，一向持謹慎的懷疑態度。對於破解中國的難題，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資源恐怕並非明智之舉。這個問題牽涉甚廣，「中國傳統文化」被五四的一代知識分子妖魔化，又被中共徹底摧殘，時至今日，某些以啟蒙大師自居的知識分子，以點代面，以偏概全，抓住一點點皮毛就把我們的文化傳統口誅筆伐得一無是處。由於一時不如別人的過份地自卑，由於無知而過份地自大，都不是正常的心態。如果我們有一個理性討論問題的共同出發點，我們愛這片土地上的芸芸眾生，希望中國能擺脫共產極權專治統治，平穩地實現憲政民主，那麼一切意氣之爭是可以擺在一邊的。從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文化的一點點粗淺體會而言，要轉變一個時代，必須因勢利導，順勢而為，這也是貫串本文的主旨。因勢、順勢並不是消極等待， 「勢」也是可以創造出來的，這需要智慧、勇氣和博愛之心，要能把握得住各種時機。

導致中共垮臺的決定因素是不可避免，不可挽回的經濟大衰退，伴隨而來的是民生的凋蔽和無盡的苦難。如何尋找國際國內各種力量演變的的槓桿支點，讓整個轉型過程盡量縮短，讓社會振蕩盡量減少；如何在適當的時機喚醒工農大眾，用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來讓工農大眾的反抗由盲目、無序轉為理性、有序，這是有識之士所面臨的挑戰。孫中山先生早在一百年前就以深邃的目光看到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辛灝年先生語）集古今中外專制邪惡統治之大成，套用馬教祖宗列寧的話說，共產專制主義是專制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專制主義，迴光返照的瘋狂之後必然是死亡。按照易經的說法，否極泰來、剝極復生，寒冬就要過去，春天已經不遠，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無不如此。這是中國的希望，也是激勵有識之士艱難奮鬥的動力。

200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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