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7日訊】(亞洲時報 邱鑫撰文) 在香港更換了特首之後，適逢特區各項經濟數據好轉，2005年全年經濟增長更可望衝上7%。因為局勢大抵穩了下來，在北京領導人眼中，香港問題似乎已被「邊緣化」。也許今年年底之前唯一關於香港而又較為讓北京領導人「擔心」的事，就只剩下政改方案一件。有趣的是，民主派發起下星期天12月4日爭取普選的遊行，現在就成為曾蔭權領導是否成功的一項「指標」。

中國全國政協常委何鴻燊11月26日表示，希望12月4日的遊行人數少於五萬人。何先生過去在香港特首要換人，以及曾蔭權給北京相中治港等事上，都有相當「準確」的評論；所以，不少人也以為，北京也許也是以「五萬人」作為民主派要求普選訴求是否得到市民普遍支持的一個指標，而曾蔭權任內最大的難關也是要闖過「政制改革」一役。換句話說，五萬人也許就是曾蔭權上任後第一張成績表的成敗分水嶺。

這五萬人的數字，是否一個科學化的推算？按道理，應該不是。一個有遠見，相信「科學決策」的領導人，更不應如此。

也許五萬人的推算，是基於一些當事人的言論以及過往類似事件而來。發起遊行的民主派曾表示希望有十萬市民上街，而在過去多次遊行，香港警方的數字都是民主派估計的一半；所以，大家會有一個印象，認為民主派心目中的底牌是希望有五萬人出席。從另外一個角度，2003年大家評估香港最少有五十萬人上街，如果這次連當年十份之一都沒有，則事件的「勝負」或已十分「明顯」。

另一位政協委員胡應湘最近曾表示，如果以遊行人數多寡來定奪香港應否普選，這就是「暴民政治」。筆者認為胡先生對「暴民政治」的認知頗有偏差，但如果把他的意見修正為「不應光以遊行人數多寡來立即達到結論」，則亦有點道理。事實上，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近日訪問香港時，也曾發表類似的言論。

在政治上說，「量」和「質」之間的關係，也謂是十分微妙。理論上，一個十分「質」方面十分突出的意見，應該要受到充份的考慮。可是，誰去決定這個意見是否合理呢？以現時的政治生態來說，這個評論就是北京政府，再按基本法來看也許就是全國人大。問題是，現時北京政府應該考慮甚麼問題？筆者認為，在特首選舉問題上，北京最少應該考慮訂立讓香港市民可以否決「最不受歡迎的人選」的政制。在2002年，董建華在極不受香港市民歡迎的情況下連任香港特首，結果導致諸多問題，這說明現行政制不能保證「最差的人選遭否決」這一點。在新的政制下，委員人士對選舉特首的影響力基本不減，這種情況真的會有利於香港的長治欠安，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嗎？北京領導人必須能夠在「質」的方面改良香港政制，在制度上確保「下情上達」。這一點，相信是北京絕對不能迴避的。

在「量」的問題上講，關鍵絕對不在於遊行人數，而是如何說服大多數香港人，讓香港人相信和接受新的政制方案。一個十分受歡迎的意見如果遭到當局否決，當局一定要提出一個十分有說服力的理由。如果北京或香港特區政府拿不出這個理由，則特區政府認受性會受到影響，長期來說會出現任何特首在短暫的蜜月期後立即長期跛腳的可能。這一樣也是不利於香港和中國的整體利益。

很可惜，在現階段的政制討論中，大家的焦點都放在遊行人數多少等不算是太重要的問題上，北京和曾蔭權政府一直也沒有一個很合理的理由，說明為何香港人可以接受現時的方案。現時的局面沒有突破，筆者可以預見，曾蔭權不久即淪為跛腳政府，香港各路人馬又再蠢蠢欲動，爭取計劃角逐2007年特首寶座，到時即使香港事務邊緣化，北京也會為香港而感到煩惱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