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2日訊】（1）
「翻穿襪子倒穿鞋」——這句話是我們陝西人形容那些顛倒辦事的人的行為的一句方言，今天我用它去說明我們中國民主被顛倒著進行的事情就非常合適。就這句話的字面的意義講，襪子是要正面穿，鞋子也不能夠倒著穿，但是，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的確發現許多的「翻穿襪子倒穿鞋」現象，除了人在緊急、慌張的情況下，於被迫之中而無法按照正常的行為行動外，這樣的事情大多數出於那些喜歡用顛倒方式辦事的人之手。中國社會的民主，被「執政」（其實是「專政」）的胡錦濤、溫家寶完全地顛倒過來就是本文要批評的問題。
但是語言同生活到底是兩碼事，生活中的「翻穿襪子倒穿鞋」的現象，我們一眼就能夠發現，因此，我們就可以立即地給這樣行為的人指出他們的缺點，可是呢？政治上的「翻穿襪子倒穿鞋」現象就不是這樣很容易地被我們發現了，在很多的場合中，我們有時候把它看成是正常的事情，甚至在另一些場合中，我們倒認為事情「應當如此」。到今天為止，我們中國人幾乎都認識到了要得有民主就得實行選舉，但是選舉從哪一級開始，就很少有人留意的了。也就是說，目前中國政治上的選舉到底應該是「從上到下」，還是「從下到上」？胡錦濤、溫家寶們認為應該「從下到上」，也就是說，應該先從選舉村長開始，然後一級又一級的向上選，循序漸進，一直到最後選舉「國家主席」……。如果說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持續100年（按照鄧小平的設計就是「100年」）的話，那麼我們的胡、溫二位「大人」不就是早已經「含笑於九泉之下」了嗎？
諸位：這就是我在本文中所說的中國民主的「翻穿襪子倒穿鞋」！你即使看見了它、發現了它，但是你自己現在誰一說，它到底是「翻」在哪裡，「倒」在何處呢？正如我上面所言，生活中的「翻穿襪子倒穿鞋」的現象，誰一眼不會發現呢？可是，這個「政治」上的「翻穿襪子倒穿鞋」的現象，不但不被我們中國人認為是錯誤的，而且還被許多的人，特別是一些「專家學者」們吹捧為「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的民主做法。因此，當社會基層的選舉已經被迫人們要起來「造反」（太石村的例子）時，而社會上的那些「有知識的人」卻在一個勁地為這種完全被顛倒了「民主」而大唱讚歌。
（2）
襪子穿翻了，也許關係不大，充其量是一個美觀的問題，但是鞋子如果穿倒了，就走不了路。就這個意義看，中國的民主其所以走了30- 40年還在原地踏步的原因，也就在於民主的「襪子」和「鞋子」都給穿「翻」、穿「倒」了。我小的時候，奶奶把全家的「選民證」藏在了「密匣子」裡，像寶貝一樣地保存了起來的情景雖然過去了40多年，現在還記得起來，「選民證」上寫的時間好像是1955年。這就是說，選舉在我們中國已經搞了50年的條件下，我們現在連一個「村官」都選舉不出來，這應該是多大的悲哀啊！因此，我認為這其間有一個原因沒有被我們尋找出來。在本文中，我是這樣認為的，中國的當權派尋找不出原因，可以理解，但是我們這些在中國被稱之為民運人士的人，也尋找不出這其間的原因，豈不是有辱我們的身份和名分。
我對民主選舉的事情有這樣的一種認識，說出來和大家共同地研究之。如果說中國的民主在還是「一張白紙」（毛澤東語），什麼東西也沒有，那麼，實現民主的最好方式是從「從下到上」地選舉；也就是說，先選村長，然後再選舉鄉長、縣長、省長，最後是選舉國家主席。關於這樣的事情所憑借的邏輯，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民主國家建立的時候就已經被證實了，因此，人們在分析美國的民主起源時，無不提及移民們從英國帶到美洲的英格蘭鄉鎮民主。僅憑這一點，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在開始實行或者開始建設時，依照此邏輯行事，就談不上有什麼錯誤，這是本文中我強調的一點。也就是說，建設民主的行為如果真的是在「白紙上繪畫繡花」的話，那麼，民主的實施就應當堅決地按照「從下到上」的原則一步一步地走，而不允許照著相反的順序去實施。
可是，到今天為止，當我們已經知道了毛澤東當年所鼓吹的「白紙論」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東西時，我們非但沒有從這種「錯誤」中清醒過來，反而越來越深的陷入到它之中去了的現象就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因此，在上一個世紀的最後的10年，當中國的當權派決定民主選舉從村一級開始實施時，許多糊塗的人竟然為之搖旗吶喊。那時候，我在中國，看到了如此情況之後非常寒心，當時在我生活的那個小圈子裡發表了自己的見解，贏得了身邊的朋友們的認可，但是因中國缺乏基本的言論自由，所以，我的見解就只能夠像見不到水分的豆芽菜一樣地乾死在瓦盆裡。
我是這樣地看待上述的問題的，即「白紙論」的最錯誤的地方就在於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民主在此之前沒有起點，以為民主的事情在今天的情況下和今天的環境中應該「第一次」地去做。正因為如此，這種觀點的要害就在於它於演繹的極端之處把近100年以來中國民主革命（「暴力」）的歷史和民主運動（「非暴力「）的歷史一筆勾銷。也就是說不管是國民黨的民主革命也罷，共產黨的民主革命也罷，一概都是「錯誤」的，都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壞了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因素，種下了「專制主義的種子」，以至於今天的專制主義就是它的直接的「結果」。如果說這樣的看法在涉及到現今中國社會民主運動歷史的話，那麼也是一樣，認為1966年、1979年和1989年的政治運動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社會動亂」，影響了「經濟建設」。在篇文章中，我不想對這樣很專門的問題進行批評，而只是說上述的看法和觀點可以用「兩個否定」來概括：否定以往的民主革命和已有的民主運動。這樣以來，被「否定」後的中國民主不就是變成了毛澤東所說的「一張白紙」了嗎？在這一張「白紙」上畫民主的畫，繡民主的花——我們不就是犯了毛澤東的錯誤了嗎？
在這裡，問題的焦點還在於被否定的東西其實是歷史，因此，當歷史的東西在不可能被否定的方式「否定」時，它只能夠使它從價值的轉化為非價值的，於是，「否定者」就不可避免地立於歷史價值的「空白」之處了。就這樣的事情分析問題，我們就會明瞭，被「否定」的民主革命歷史和民主運動歷史其實不是「否定者」們認為的「白紙」，而是一個表面上「無」，而事實上是「有」的東西。關於這一點，如果我們在自己的目前的行為中，一時還看不出問題來的話，那麼毛澤東在前面所犯的錯誤就可以值得我們鑒戒。1949年，毛澤東把中國社會當成了「白紙」看待，認為他自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新中國」的行為就是在「白紙上繪畫繡花」，可是到了1960年以後，他就不是這樣認為了，他發現了原來被他看成是「白紙」的東西根本就不「白」，它是一張「資產階級」的「黃紙」，上面寫滿了「資產階級」的文字，以至於他想把自己的「無產階級」的文字想寫在上面而大受挫折，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對它有一個正確的理解的話，那麼，也包含著毛澤東對自己在1949年提出的「白紙論」的一種「反省」。就此而言，當毛澤東晚年的「杏黃旗」理論出現之後，1949年的共產黨行為不是在「白紙」上，而是在「黃紙」上「繪畫繡花」的問題就用不著我論述了！
（3）
現在，我們中國有組織的要求民主、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可以大體的分成以下的3 類：異議人士；法輪功和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反對共產黨本著強烈地要求真理和實現真理的願望，因此他們只要真理，而根本就不需要考慮真理的「組織」方面的問題，如果說這樣的行為是從古到今的所有異議人士的共同行為的話，那麼，異議人士的真理是一個地道的「個人真理」的事情就容不得我們忽視。正是看到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對異議人士的言論就應當有一個深刻的理解，不能夠把它同民運人士的言論一樣的對待之。用我們古代人的話說，他們是「立言」的人，而不是「立功」的人，這一點就特別地重要了。因此我們就不可能對異議人士的言論提出「組織」方面的要求，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是苛求於他們的了。
關於法輪信眾反對共產黨的行為我們也應當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且不可簡單的看待之。首先，我們應該明白法輪功不是政治組織，因此他們反對共產黨的行為中沒有政治內容和政治目的，於此相應的是他們認為政治是「救」不了人，而共產黨其所以這樣殘暴地統治了中國人民56年，也就是「利用」了政治。既然是這樣，他們所追求的那個「善」的境界是完全「超越」政治的，在反對共產黨的事情成功之後，他們也是不「執政」的，因此我認為他們多次宣佈的關於「修煉者不搞政治」的「宗旨」是很真誠的，也是很明白的，我們為什麼非得要把一個政治的問題強加於他們呢？甚至用政治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行為，好像法輪功信眾也應該像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一樣的在反對共產黨成功之後，謀求「執政」！他們沒有「執政」的目的，也沒有這方面的思想，我是相信的，因此我們就不應該把在政治上總結經驗與教訓這樣的事情「強加」給他們。在我們中國社會現在出現的大面積的精神腐化、思想腐敗的情況中，他們是一些「精神」上的「尖兵」，因此他們反對共產黨的目的、動機和行為都有著我們這些不是「修煉者」的人難以理解的「層次」和「境界」。因此在反對共產黨的這一場人民戰爭中，他們是在一個特殊的陣地上作戰的。
民運人士的行為同以上的兩類人不同，在反對共產黨的行為和過程之中，自始至終的存在著一個在政治上為我們中國人民總結經驗與教訓的問題。和法輪功相比，我們是搞政治的人，在反對共產黨的行為中，我們是謀求「執政」的人；和異議人士對比，我們不只是要發表自己個人的「一鳴驚人」的高見，而是要把中國民主的理論和道理（它是普通知識）廣泛地講給中國人聽，在這樣做的時候，使自己個人的東西服從於中國民主化這個大局，並且從事實際的民主運動的理論研究工作，隨時準備著策劃和投身民主的運動。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必然要把目前中國看到的那些不民主的現象給予解釋和說明，以啟發人民對民主的思考。就這一點來談論問題，中國民主為什麼到今天還是處於非常低級的水平，好像民主的事情是今天剛起步開始做的哩！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看一看，周圍別的國家，歐美國家的不說，就說一說我們亞洲的國家吧？韓國、菲律賓、新加坡、柬埔寨、印度、日本等，都在已經成功地進行國家總統、總理選舉的時候，我們中國連一個「村官」都選舉不了，這其中的問題到底是什麼，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嗎？
如果我們真的要研究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如下的情況：在現代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要實行民主化，採取民主選舉的辦法來更換政治上的領導人，那麼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採取「從上到下」的辦法推進選舉制度的實行，而不是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像中國一樣地「從下到上」。也就是說，選舉的意義對於人民來講首先是選舉「國家領導人」，其次才是選舉「地方領導人」，至於那些不是「政治」的職位要不要選舉，民主並不過問這樣的事情。在這裡如果你稀裡糊塗地認為選舉的程序應當是「從下到上」，那麼50年的時間我們中國連一個「村官」都選不出來的事情你能夠認為是正常的嗎？前幾年，我在中國時，聯合國出面由西方一些專家們組成的考察團，到中國南方去考察農村的選舉情況，這樣的行為我當時就很不贊成，原因是這些西方人太不瞭解我們中國的情況了，如果說他們瞭解的話，那麼，他們坐在自己的辦公室就可以知道這種選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何勞到「現場去考察」，在這個意義上，「秀才不出門，曉知天下事」的話就可以派上用場的了。
值得說明的是，我這一篇文章如果寫作在「太石村事件」以前，那麼，肯定要對我的觀點做出冗長的說明，但是我是在此事件之後寫作的，就不需要說很多的話了。「太石村事件」——這個目前被海內外人抄得紛紛揚揚的事件就是對本文中的民主選舉不能夠「從下到上」，而只能是「從上到下」的我觀點的最好背書。如果說這是一個「中國式」的背書，那麼前蘇聯以及東歐專制社會主義的解體時，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贏得了民主選舉（不是選舉「村官」而是選舉「總統」）的事情也可以作為一種「國際」的背書。正是有這兩個「背書」的存在，我才敢於堅我的觀點是正確的。在選舉問題上，如果「上面」「不正」，那麼「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道理就可以說明「下面」的為什麼會「不正」，在這裡，這個如此普通的常識我們難道不知道嗎？就這個常識意義而言，我認為，民主的知識是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它是一種「傻瓜型」的知識，同「傻瓜照相機」一樣，你只要「擺弄」它，就沒有人「不會」和「不能」。明天，假如我們中國人要選舉國家主席，你認為哪一個中國人不夠選舉的資格呢？
（4）
照這樣的說法來分析問題，是不是我就徹底地否認了民主選舉中的才「從下到上」的程序呢？不，一點兒也不，我其所以主張現在中國民主的選舉順序應該是「從上而下」的原因就在於，我認為在此之前發生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已經是在打了「上面」的基礎，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假設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中，中國人民以「槍桿子」的方式投了自己的一票，而這一票不是普通的票，是帶著無數的人的鮮血的一票。因此，這一票的價值就是我們中國民主的「第一桶金」。今天，我們不掏出這「第一桶金」的價值，而完全地要「拋棄」它就是我們的錯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比我們批判的對象——毛澤東還要落後了，毛澤東在他的「晚年」都已經發現了，在共產黨的「民主革命」之後如果不來一場新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話，「革命」的成果就必然地要著面臨喪失的危險，也就是說，毛已經發現了共產黨在不搞「第二次革命」時，「第一次革命」就會付諸東流，而我們卻連這一點都看不到，怎麼能夠說明我們已經走出了毛澤東時代，有力量和能力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呢？
在民主革命中，我們中國人民用「槍桿子」投下的這一票，無論如何都是我們中國民主的開端和開始。因此，這一票是投在了國家制度上的，因此它是一個「上面」的票，也是民主的最基本的一票。偉大的亞伯拉罕、林肯對這一票的解釋是：「國家的一切的結構，都屬於居住在這片領土上的人民，他們一旦對現存的政府感到厭倦，他們便可以行使……革命的權利去推翻它」。現在，我們沒有解讀出這一票的價值，認為「上面」是「空」的，「槍桿子」的這一票沒有意義，因此投票選舉不應該從「上面」開始，這明明是我們認識上的錯誤，和中國的「國情」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的觀點是，如果中國真的有一個「國情」的話，那麼，「國情」所允許的民主選舉不是「從下到上」，而是「從上到下」。道理很簡單，如果「上面」的人（譬如國家主席）是選舉產生的，那麼，「村官」即就不是選舉產生的又能妨多大的事呢？現在這個事情顛倒過來看，假如太石村的「村官」的這一次「改選」的事情辦成功了，也就是說太石村的村民們「勝利」了，對於胡主席領導的偌大個中國來說，又能夠發生多大的影響啊！但是，我們設想，如果胡主席是「人民選舉」的，而不是鄧小平「立定」的，你們想一想，中國民主的進程會達到什麼程度，不就是一個合理的可以預測的問題嗎？我是這樣看問題的，在我們中國，目前民主如果是真的，它就可以表現在選舉「一個人」的問題上面，而不是要選舉數萬個人。換句話說，「上面」的這「一個人」只要是公平選舉出來的，那麼，數萬個「政治」職務的公平選舉就是人們可以期待的事情了。因此在我們生活的21世紀，要檢驗一個國家的民主選舉的真與假，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在這個國家的公民能不能選舉「一個人」的問題上。
就理論來講，現在我們處在了一個選擇的時代，但是，這個時代之於我們中國人來講，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就是說，我們在許多的事情上還遭受如中世紀力勢力和習慣的奴役而不得自由。譬如，我在韓國居住，知道韓國的公民享有出國旅行的自由，其自由程度之高表現在韓國普通公民可以去70多個國家而不需要簽證；他們可以自由地拋棄國籍，也可以在總統和議員的選舉中自由地投票，可是，對比地看，我們中國人進入韓國可以說是98%的人是「非法」的，而在韓國的中國人也一度出現了不要中國國籍的事情，但是，所有的參與這個事件的人回國後都是背上了「叛國嫌疑犯」的罪名，於此相應的是，在中國誰又能夠投全國「人大代表」和胡錦濤的票呢？但是問題不僅僅如此，還在於我在韓國發現，韓國社會的普通人的政治水平並不比中國人高多少，他們對政治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冷淡感，這和中國普通人對政治的關心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我假設我們中國明天如果可以實行國家主席的直接選舉制度，那麼我敢保證這種選舉的質量絕對不會低於韓國。
我這樣一說，問題好像是清楚了許多，當人民已經要求選舉國家領導人的時候，當權派卻奉行一種相反順序的民主，叫人們選舉「村官」，這不就是包藏著不可告人的禍心嗎？在1966年，人民用「造反」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投票的行為，人民廣泛地批評、批判「上面」的劉少奇、鄧小平，並且順籐摸瓜地批評和批判了「從上而下」的共產黨當權派，這樣的行為是民主選舉的第一步，邁不了這「第一步」就不會有民主選舉的「第二步、第三步」，這道理如此明白還要我說嗎？如果你對你的「候選人」不具有批評權，只具有「歌頌權」，那麼選舉之於你又意味著什麼呢，不是可以論證的問題嗎？
今天，我們把這個民主選舉的「第一步」中的前價值一概否定，認為這是「瞎折騰」，試問那個時候我們不行動，把這些「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的當權派當神一樣地供起來，難道就符合民主的原則嗎？就此看來，在偉大的1966年，我們的錯誤就在於我們沒有能夠把他們最後、最終地「拉下馬」，而不在於我們「拉」他們「下馬」的行為。民主的精神不可能容許一些沒有經過人民選舉而「坐了17年江山」的人繼續地「穩坐江山」。因此，我認為在偉大的60年代，中國人民創立了66式民主這不是錯誤的，而放棄了它才是錯誤的！那時我們連不太腐化的劉少奇、鄧小平這些「老革命」都可以「拉下馬」，可是今天，我們對他們的不入流的已經腐化到骨子裡的孫子輩江、胡卻毫無辦法，這其間的毛病到底出在了哪？不就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深思嗎？
前些日子，溫家寶總理（這個名字妙極了，意思是說他的「家」可以取得「溫飽」）說了個「鄉一級」可以實行「直接選舉」的話，我們中國的吹鼓手們就坐不住了，為此而大吹而特吹，好像以為這一下就把中國民主的燈給「撥亮」。諸位，我以為在我們中國人民的民主「火炬」處於半熄滅狀態時，你就不能不讓溫家寶的「煤油燈」不發光。話又說回來了，當我們人民手裡的民主的「火炬」在熊熊燃燒時，它所出的光芒就可以照亮我們中國大地，那時即使「廟堂」上放了幾盞「煤油燈」，也妨不了多少事！
（5）
共產黨中央要搞「從下到上」的民主，是為了維護其權力和官位，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跟著鼓吹是為了混口飯吃，個別異議人士發表贊同的言論是出於對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的不信任，而我們民運人士跟著隨聲附和，就不知道是為了什麼？這篇文章是寫給民運人士看的，也是寫給中國那些和我一樣的普通群眾的，我希望我們這些人在搞民主的問題上一定要拿出我們自己的東西，與這個意思相關的是，如果我們自己拿不出東西來，那麼溫家寶這些人拿出的這一套，我們再「反對」也是於事無補的。在其它的文章中，我說過，我們不是簡單的政治上的「反對派」，我們在履行自己政治「反對」的職能的同時，我們又是中國民主的「建設派」，只有這樣，我們才配得上「民運人士」的稱號。
200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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