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孤獨感是人生之鹽——既不可少，又不可太多。所以，少年人玩味孤獨，中年人排遣孤獨，老年人逃避孤獨。」

「二十歲時離家遠行，你不想家家想你；六十歲時離家遠行，家不想你你想家。」

「兒童從故事中理解生活；老人從生活中理解故事。」

「有的人受不了牙痛而去拔牙。有的人害怕拔牙而忍受牙痛。大致上講，世間之人就這麼兩種。」

「有關男人的標準太高，所以男人唯恐別人說他還不夠男人。有關女人的標準太低，所以女人唯恐別人說他衹是個女人。」

「悲劇之後常常是空虛。喜劇之後免不了是無聊。」

如果我們喜歡這些對人生世故簡樸而精妙的議論，那麼不妨再聽一下同一位作者的另一些話：「公民的第一權利是言論自由；公民的第一義務是自由言論。」

「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

「有太多的人衹願和自由偷情而不願和自由結婚。這就是為什麼自由在中國還沒安家的原因。」

「傳統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好比屠嬰。極權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好比避孕。」

「當極權統治存在時，一般人困惑的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麼可能垮臺？當極權統治垮臺後，一般人困惑的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麼還能存在？」

「過去，共產黨要我們把毛澤東奉為神，因此對他的指示必須絕對服從。如今，共產黨又要我們把毛澤東當作人，因此對他的過錯必須多加原諒。這真是太愜意了：毛享有神的權力，但衹負人的責任。天下的便宜事都讓他佔完了。」

在今天的中國，這位作者對人生世故的議論不難被當作漢語散文寫作的名篇，但是那些對專制政治的尖銳批判卻不會在公開的出版物上找到一席之地。而正是因為出自同一個作者，而這個作者又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在大陸，這些典雅的的人生哲理和犀利的政論文字一起被排斥在中文閱讀的範圍之外。

這位作者名叫胡平。如果你是在80年代經歷了思想上的成熟期，那麼你很可能知道這個名字。胡平出身於中共建政之前，高中畢業時趕上文化大革命，在四川下鄉插隊五年，又當了五年臨時工。文革結束後，他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參加了1979年的民主墻運動，從此和中國民主運動同呼吸共命運。他在1975年寫作、1980年修訂完畢的《論言論自由》中，把言論自由作為發展民主、保障人權的偉大事業的支點。如果我們承認今天的中國在物質上已經變得和80年代面目全非、但在有關政治問題的言論控制上並沒有實質性進步的話，那麼我們對言論自由這個支點的需求的緊迫感恐怕超過了80年代。

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很像一個不幸的兒童，它既有歷史積澱的缺乏所造成的先天不足，更有現實政治的嚴酷摧殘所導致的發育中斷。回顧歷史，尤其是自1949年以來，每一代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差不多要在思想的荒原上從頭開始耕耘，其開創者往往在思想深度和邏輯進展上不得不孤軍奮戰，承擔在正常社會中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務。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生和被接受特別有賴於開創者的素質。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由於自己也生活在一個封閉的思想文化環境下，沒有條件用人類文明的綜合元素來培養自己的獨立思想，很多批判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人選擇了以身殉道，是自由思想的戰士甚至烈士，但卻沒有條件成為自由主義的思想家。今天我們與其說是重讀他們的作品，不如說更是重溫他們的人生。我們在道義上受到的震撼要大於思想上的啟迪。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平的作品是寶貴的。胡平的文字所表達的是自由主義對極權主義的批判，但支撐這個批判的並不僅僅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更有深厚的教養和文明。讀他的早期作品，我們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在《毛選四卷》、《馬恩選集》、革命文學和樣板戲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在文化荒原一般的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能有一種古典的優雅和從容，能從內涵豐富的歷史掌故中信手拈來最妥貼的譬喻，用間練的語言把被扭曲的最基本的真實和被掩蓋的最樸素的真理帶回到我們的思想和生活中。因此，胡平的思想和寫作向人們顯示了一個真理：人類渴望自由的本性能夠穿透最嚴酷的思想專制和最嚴密的信息控制，體現在少數優秀人物的閱讀、思考和寫作中，使得即使專制野蠻如毛澤東時代也不能完全阻斷人類文明通過自由思想而實現的傳承。

難能可貴的是，胡平對極權主義制度以及它在觀念上的形形色色的派生物的刻骨憎惡絲毫沒有妨害他對這個人性的產物所具有的充滿人性的理解，因此他的批判不但是尖銳辛辣、毫不妥協的，而且更是充滿洞察力的，從容不迫的，有時甚至是趣味盎然的。他的戲謔和嘲諷也因此而比許多聲色俱厲的的批判和譴責更具有判決的力量，更具有歷史的生命力。正是這種力量和生命力，使得胡平的作品的意義超出了政論的範圍，成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本土資源中最具有原創性和根深葉茂的一部分，能夠匯入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的那一部分。幸運的是，一個關起門來把一切都扼殺掉的社會已經不符合哪怕是統治者自己的利益。因此，儘管在中國大陸，胡平的文字不能見諸天日，但通過海內外的種種途徑，胡平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一切嚮往自由的中國人中仍然發揮著他的影響。

言論自由：完整的公民權利的支點

《論言論自由》最初發表在一家民辦刊物《沃土》上，時間是1979年。1980年當他在北京大學參加競選時這篇文章作為他的競選文件而廣泛傳播並流傳到海外，用中英文發表在一些雜誌上，成為海外瞭解中國年輕一代自由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986年是80年代中國自由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胡平的這篇長文第一次公開發表在武漢的《青年論壇》上，北京還組織了一場有40多位學者組成的討論會，多家出版社希望出版。但就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將要推出這本書的時候，1987年1月，中共展開了反自由化運動，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被撤職，《青年論壇》被停刊，《論言論自由》從此被剝奪了和更多讀者見面的機會。

對於很多人來說，「言論自由」可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這裡的「簡單」有兩個含義，第一是就內涵來說，它似乎沒有什麼複雜的，尤其是和「憲政民主」「多黨政治」這些涉及具體程序和操作的概念對比而言；第二是就它的實現來說，如胡平所說，人們常常認為言論自由「是一個取決於當權者意志的問題」，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它當然值得去爭取，但在理論上似乎沒有多少可以探討和認識的。

胡平認為，正是這種對於言論自由在理論上的忽視，導致了對於言論自由在思想上的缺乏覺悟，而思想上的缺乏覺悟也就會造成行動上的軟弱和等待。因此，「澄清言論自由的涵義，闡明它的價值和力量就成了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

那麼，被很多人所忽視的言論自由在理論上的意義是什麼呢？胡平引用了古希臘科學家、槓桿原理的發現者阿基米德的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地球」。胡平說：「眾所周知，在力學中，支點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儘管支點本身不能夠作功，但唯有在它之上，槓桿的作功才成為可能。」如果公民的政治權利和其他人權是一個完整的實體的話，那麼言論自由就是這個實體的支點，有了它決不是有了一切，它既不能當選票來用，更不能當房子來住，但如果沒有它，那麼其他的更為實在的權利至少是不完整的和沒有保障的。因此，言論自由是所有公民權利的基礎，更是生存權的基礎。

一個很明顯的事例是，在1959和60年，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的話，那麼反對大躍進和窮過渡的言論就會公開表達出來。雖然我們不能說那就一定能改寫歷史，就能使數千萬人免於被餓死，他們的生存權就能得到保障。但如果連反對的聲音都聽不到，除了等待最高統治者的烏托邦夢醒，你又怎麼可能做到其他的一切呢？在今天，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對公民的居住權、財產權、遷移權和人身安全的侵犯的案例在發生，如果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並能夠通過各種信息渠道——尤其是公開的傳媒系統——暢通無阻地讓社會瞭解到他們的不滿和冤屈，那麼雖然我們並不能說問題就不會發生或者一旦發生就很容易解決，但至少創造了讓社會和政府瞭解問題的嚴重性的條件。

今天在北京有成千上萬的上訪民眾，他們已經組成了一個特定的群體，給中共所定義的「穩定」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如果這些人的聲音在當地的媒體和各種公共渠道能夠表達出來，他們又何必以這種方式讓社會瞭解他們的問題呢？所以，聽見聲音並不必然意味著解決問題，但聽不見聲音必然意味著更大的問題。

很多人也許會說，我這裡沒有言論自由，但我的基本權利，甚至包括選舉權，並沒有受到侵犯啊！我生活得很太平啊。這固然是事實。但反過來說，凡是在那些公民權利受到嚴重的和持續的侵犯的地方，必定是沒有言論自由的。這就好比你生活在一個生態環境非常惡劣的地方，那並不意味著你肯定會得病，但很多人得了形形色色的怪病，那一定是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有關。因此，你就不能用你沒有得病來論證你的生活環境沒有問題。從長遠和根本來說，你的健康處於威脅之下，你的太平是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因此，有了言論自由不等於有了一切，而沒有言論自由則可以說一切都沒有保障。

因此，理解言論自由作為所有公民權利的「支點」在理論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當「個人權利」這個問題浮現出來的時候，在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非常具體、實在和物化的。例如，公民的財產權、居住權、遷移權、就業權和通訊自由權等等。在今天的大陸報刊上，經常能看到和這些權利有關的由記者撰寫的維權報導和新聞。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很少能看到為維護「言論自由」這個看上去很抽像、但卻是所有權利的支點而大聲疾呼的消息。這既說明了中國社會20多年來的進步，更反映了這種進步的局限。

二十五年後的回首

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完稿於1980年。今天重讀這篇作品，能引起人們深思的，不僅僅是對言論自由之重要性的闡述，也包括其他一些被25年來的發展證明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其中之一是民主與現代化的關係。在80年代初的思想環境下，很多人都用「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來呼籲民主，理由是四人幫的專制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而民主能調動積極性和創造性，是現代化的前提。胡平指出，在文革剛剛成為過去、人們還在痛感四人幫的專制所造成的貧窮落後時，把民主和實現現代化或者增強國力聯繫起來有助於推動民主。但長遠來說，這種觀點是有隱患的。因為專制有很多種形式，四人幫類型的專制屬於最粗糙最低級的，這種專制當然衹會妨礙現代化。但歷史上其他一些專制制度在發展經濟和推動技術方面是很有效率很有辦法的，例如法西斯主義就能推動經濟發展，建設軍事強國。除了法西斯主義，還有很多不那麼極端的專制政體，例如韓國和台灣在60和70年代的軍事強人政權。胡平說「其實，一直有人公開或暗地裡認為專制比民主更為可取，尤其是在使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迅速發展的起飛過程中，一小批堅強有力、富有遠見的、緊握大權的領導者，通過『強迫把羊群趕進牧場』的專制手段，較之聽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實利益所在的芸芸眾生漫無節制的要求、變化無常的意見，更能夠取得直截了當的成功。」

這就是說，如果追求民主是為了實現現代化，那麼當一個專制政權也能帶來經濟成就時，人們就不但可能會接受這個專制、甚至會懷疑當初自己對民主的追求是和經濟發展背道而馳，會妨害民族利益。今天海內外很多中國人、甚至很多受過高等教育見過世面的，都認為鄧小平當初鎮壓六四的手段雖然殘忍，但最終達到了發展經濟的目的，如果不是這樣，中國可能會有西方所希望的民主，但不會有穩定，也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經濟發展。很明顯，胡平25年前所指出的把民主當作追求現代化的手段所包含的隱患，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今天中國的現實。

另一個在一定意義上被胡平不幸而言中的現實，是民主作為政治追求和政治運動，在中國幾起幾伏，然而每一次的結局都似乎變得離目標更遠。胡平說「好幾次以擴大民主為宗旨的運動，到頭來竟以縮小民主為結局，終點居然落到起點之後。」當胡平作出這樣的判斷的時候，中國的民主運動剛剛經歷了1979年的民主墻運動以及這個運動的被鎮壓。在那之後，民主運動又經歷了幾次更大的發展，卻伴隨著更大的挫折，如1987年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除了反民主陣營方面的原因，民主陣營內部有很多值得總結的教訓。胡平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飽受專制的國家裡，尤其是剛剛經歷了毛澤東和四人幫那樣極端的專制，很多人毫無疑問會嚮往民主，希望很快就在制度上取得突破；但中國又是一個嚴重缺乏民主傳統的社會，人們對實行民主的條件和所帶來的問題沒有充分的估計和心理準備，往往會在民主進程中的困難、危險和不確定性面前退縮。這種相互矛盾的情況在民主陣營內就容易造成這樣一個局面：「一部分人不顧已經取得的勝利還不鞏固，仍然一味向前衝，而更多的人則是在現實的麻煩面前大踏步後退，以至於把應該並可以守住的陣地也丟掉了，」其結果是民主陣營的分裂和「民主的勢頭被衝斷，舊的力量重又站穩腳跟，人們又一次品嚐到希望破滅的沮喪。」

在經歷了80年代民主運動巨大的起伏之後，回過頭來看胡平在80年代初寫下的這些文字，人們很難不感到心情沉重。那麼，怎樣走出這個週而復始的歷史的漩渦呢？胡平並沒有也不可能給我們畫出一條航線，但他指出實現和維護言論自由是漫長的民主進程的第一步。有了言論自由，雖然很多政治體制上的訴求一時難以達到，但民主卻仍然堅守著自己的陣地。中外民主發展的歷史證明，專制向民主的進攻可能從其他戰線發起，但最終一定是以消滅言論自由為主要目標。如果民主派在其他戰線上失敗了，但由於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也由於民主派自己的奮鬥，言論自由並沒有被完全消滅，那麼，民主派仍然聚集著自己的力量，這樣的專制就不是徹底的和嚴酷的專制，這樣的失敗也不並不意味著下一次又要從零開始。

正是出於這樣的歷史經驗，胡平認為民主運動的任務可能是千頭萬緒，但實現言論自由、擴大言論自由和鞏固言論自由是不但是第一步，而且是最基本的一步。有了言論自由，民主的其他目標才有條件去實現和鞏固。有了言論自由，我們才能「衝出原地兜圈子的歷史洄流，穩步駛向寬闊的未來」。

－－轉自《北京之春》05年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