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希望之聲記者葉佩青報導)袁紅冰在中國問題研討會上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教授在悉尼中國問題專題研討會上与旅美歷史學家《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先生同台演講，引起震撼。他的理論和辛灝年先生高度歸納的歷史事實相結合，使人們在進一步認清中共的同時，看到中國未來的曙光。袁教授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的前途——改良還是革命》，他指出在中共的欺騙下，一些人寄望于中共的改良，然而改良只能使中共苟延殘喘，其暴政的本性絕不可能因此而改變，革命雖然艱難，歷史的潮流卻難以阻擋。
袁教授首先談到中共官僚集團是完完全全的騙國大盜，它不僅欺騙了人民、欺騙了歷史，它還在重复使用其一貫伎倆繼續欺騙著世界。
凡是提到和中國的前途有關的話題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辦法躲避一個像生鐵鑄成的噩夢一樣沉重的概念，那就是中共暴政。因為這個概念里凝結了太多的中國的苦難，凝結了太多的血和淚，凝結了太多的死亡，凝結了太多的謊言和獸性，所以它才如此的沉重。上個世紀的中葉，中國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允許中國共產党掌握了中國的命運。如果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的話，那么共產党，或者說是毛澤東領導的那個中國共產党官僚集團，他們就是騙國大盜。用厚顏無恥的欺騙，欺騙了人民，欺騙了歷史，然后他的累累的白骨，走上了專制的權力的神壇。他們是怎么進行欺騙的呢？在數年之后，中國的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剛剛胜利，他們就發起了內戰，同時，他們用要組建民主聯合政府，甚至發出了向美國的民主學習的允諾，欺騙了知識分子，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擁護。他們說，要耕者有其田，進行土改，因此他們騙得了中國數億農民的支持，他們又說，要發展民族工商業，于是，他們又騙得了工商業主的支持。但是，當中國“迎接”他們走上了權力之顛之后，他們做了什么？他們不僅沒有組建民主聯合政府，相反，他們在中國這個土地上組建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凶殘，最偽善的一個集權專制統治。為什么說它最凶殘？因為他甚至要把几億人的靈魂都關押在地獄之中。他們說要給農民土地，于是農民支持他們，用陳毅的一句話講，叫“淮海戰爭的胜利是農民的手推車推出來的。” 那么中共建國之后，他們對農民做了些什么？先是用合作化，接著再是用人民公社化，徹底剝奪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而讓中國共產党官僚集團變成建國以來最大的地主。而人民公社是什么？人民公社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集中營。而農民淪于中世紀的農奴的地位。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民餓得半死想要出去討飯都要公社的書記給他們開通行證，開介紹信。他們就是這樣來回報用小推車把他們推到神壇上的農民的。那么他們對民族工商業又做了什么？他們通過所謂的公私合營，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把所有的民族工商業徹底的摧毀，把所有的產業都變成了所謂國家的產業，而國家是共產党的，所以共產党就成了最大的財主。他們這樣欺騙了中國之后，他們在做了這么多罪惡之后，到了今天，他們又用另一种方式來重复過去的罪惡。歷史是冷酷無情的，他不相信眼淚，他也不允許后悔，他也不會因為中國人是被欺騙了就原諒你。你犯了錯誤，就必須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价。
袁教授提出兩點：是繼續維持中共的獨裁專制統治進行改良，還是通過全民維權運動結束其殘暴統治，建立民主政權？
袁紅冰中共建政五十六年來，中國社會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大悲劇，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大災難，都是中國在為她自己所犯的錯誤在接受命運和歷史的懲罰。今天，中國又一次到了要為自己的前途做出命運攸關的選擇的時刻。到底是選擇在改良主義的幻想中讓中共暴政繼續存在，繼續主宰中國的命運，還是選擇通過政治大變革，通過人民的全民維權抗暴運動，通過人民的大起義，一勞永逸的結束中共暴政的獨權專制統治，結束這個中國苦難的根源，結束這個中國罪惡的根源，開始民主建政過程。簡單的講，就是選擇改良還是選擇革命。每當作出這樣的選擇之前，我們都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像雪映在你的眼睛上一樣，你沒有辦法不去重視他。這個問題就是中共暴政，歷經那么多危机，為什么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踏平万里艱難，迎來屬于自己的盛大凱旋？這個問題是無數的人問過過無數次了，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場之前昂首怒目，逼問蒼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無盡的苦役和勞改改之路上，淚干血滴，逼問干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鐵門之內用干枯的心去追問那似乎永遠不會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國外的中華儿女，時常悲憤如漫天飄飛的黃葉，去追問那涌向我可愛祖國的万里長風。是的，中共暴政，歷盡危机，為什么，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贏得屬于自己的盛大凱旋？
今天，或者准确的講，從今天開始，我就准備回答這個問題。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可能只是為中國的民主革命書寫一篇墓志銘，當然也可能，我的回答會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響中國民主革命的晨鐘。而結果如何，完全取決于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能力能夠去理解真理并崛起于危難之際，完全取決于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潛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樣一群英俊秀麗國色天香的中華儿女，他們愿意為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命運去浴血奮戰。但是無論結果如何，我都必須首先把我所理解的關于革命的真理告訴天下。為什么？在目前這樣一种改良主義思潮仍然像滾滾的陰云籠罩在中國民主運動上空的時刻，在許許多多自稱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們還在以百种的妖嬈，千种的媚態，万种的風流向中國兜售改良主義幻想的時刻，我，作為一個獨立而自由的知識分子有責任把革命的真理告訴歷史。
袁教授指出由于對八九民運的鎮壓中共自行喪失了專制改良的机會。
袁紅冰什么叫革命？從文藝复興以來，几百年的歷史中，民主革命就是最嘹亮的交響曲。從文藝复興以來，整個人類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還有歐洲其他一些諸國的小的革命，引領整個人類走出中世紀的黑暗；第二個階段就是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階段。共產主義運動是什么？通過他們組建的一系列的國家權力就可以看出來，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中世紀黑暗的否定之否定，就是中世紀的專制的借尸還魂。當然，小說“牛氓”里有一句話，“還魂的鬼是丑陋的”。所以，共產專制所建立的各种各樣的政權，他們和中世紀的黑暗比起來，他們更殘酷，他們更虛偽，他們更詭詐，他們更接近獸性。第三個階段，就是人類如何擺脫共產專制的過程。這個過程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和東歐洲地區人民舉行的大起義，大的社會變革，為一個偉大的轉折。人們已經看到了民主革命最終胜利的曙光。現在，整個人類還面臨著最后一個難題。那就是，如何把中共暴政，這個中世紀黑暗的最后一個巴士底獄徹底地摧毀。這是民主革命和專制在人類這個歷史時期的最后決戰。這就是革命。那么中國有沒有改良的可能性？有人說有。誰說有？從江澤民到現在的胡錦濤，他們都希望人們相信共產党是可以改良的。江澤民編造了上三個代表思想。胡錦濤要搞什么和諧社會，什么新三民主義。所有的這些，都是在散播一些改良主義思潮。而百万的御用文人，也在跟著一起鼓噪。其中也包括那些混跡于命運中的改良主義的苦戀者們。什么叫改良？如果你拿這個問題去問一百個中國學者，你會得到一百個答案，中國的庸人學者們有一個出類拔萃的能力，就是把簡單的問題复雜化。當他把這個問題复雜到煩瑣的程度，复雜到上帝都厭倦的程度的時候，當人們都不愿意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們就可以以他們對煩瑣的占有，來炫耀他們的知識的淵博。所以今天，我在我們定義什么叫改良的時候，我們不進行任何這种學究上的探討，我們就用最簡單而明确的話講，在今天，當代的中國，什么叫改良？什么叫改良思潮？這种改良思潮可以如此之表述。那就是，在八九年六.四之后，中國共產党仍然有政治意志和道德愿望，通過由它主導的政治改革，和平地改變專制制度，和平地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這就是改良主義思潮。那么中國到底有沒有改良的可能性？我想，如果有的話，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胡耀邦先生和趙紫陽先生主政的時期，上蒼曾經賜給共產党一次通過自我改良來拯救自己，也拯救中國的机會，但可惜的很，是共產党自己用自己的鐵手扼殺了它進行改良的可能性。六四，當天安門廣場，當長安街上的坦克壓碎了學生身體的同時，它不僅壓碎了中國共產党和中國軍隊的最后一絲良知，它也壓碎了中國共產党進行自我改良的可能性。歷史的机遇，他不像太陽，每天必然從東方升起，歷史的机遇當你抓住他的時候他就像插在你的心臟上的刀子那樣真實，當你錯過了他他就像時間一樣飄忽，不可追憶。中國共產党，由于他們在六四時的表現，由于他們對胡耀邦和趙紫陽所推行的改革的態度，已經永遠的喪失了自我改良的可能性。就像當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中國改革和革命的界線一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中國近代史上改良和革命的界線。
袁教授指出中共發展權貴市場經濟是在逃避歷史正義審判的同時，利用其專制權力將國有財富据為己有，中共暴政是其自身的掘墓人。
袁紅冰現代的中國，有沒有改良的可能性？六四事件之后，老奸巨滑的鄧小平，怀著像所有犯了嚴重的反人類罪行的罪犯的陰暗心理一樣，他最大的沖動就是想讓所有的人想讓世界都忘卻他所犯下的罪惡。那么人們怎么才能讓所有人都忘卻他所犯的罪惡呢？那就是讓人的良知在物欲中腐爛。于是，六四之后，在鄧小平和中國共產党官僚集團的慫恿之下，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陷入了瘋狂的物欲追求之中，瘋狂到忘記了道德忘記了良知忘記了任何理性的程度，而共產党也徹底的墮落了。現在的共產党是什么？他是由貪官污吏，奸商惡骨以及無恥的文人共同組成的黑幫集團。這個黑幫集團，他只有一個政治沖動，或者說只有一种政治意志，利用無恥的謊言和欺騙，利用物欲的利誘，竭盡所能的維持住集權專職。而之所以要維持住集權專制，又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他們知道他們從建政以來犯了多少罪行，他們害怕他們像希特勒一樣，像薩達姆一樣，像前紅色高棉一樣，受到歷史的正義審判。他們一定要躲在專制權力的后面，來規避法律的追究，他們要保證專制權力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們想要利用國家權力，利用專制的權力，來瘋狂的掠取社會，人民和國家的財富。這樣一個黑幫組織，哪里有任何進行政治改良的良知？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任何進行改良的道德基礎。有一些酸秀才們，一些御用文人還有一些自稱自由主義的人們在論證中國現在有改良可能性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是什么？現在的中國的經濟正在高速發展，通過這樣的發展就會產生一個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慢慢到壯大以后就會提出自由和民主的要求，然后中國就變得自由民主了。在公元前，亞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中產階級的理論。他說，在一個城邦國家里，只有當中產階級占多數的時候才會產生穩定。因為極富有的人他們傾向于把他們自己的財富變成特權，從而引起社會的不穩定；而極貧窮的人們，擁有極強的反社會傾向，也容易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所以一個城邦只有當中產階級占多數的時候，他才會是穩定的。而中國現代的酸秀才們就把亞里士多德的這個理論變成了為中共辯護的時髦的理論。這是我最初所表述的中產階級理論。我們想，如果是在一個真正的以公平競爭為原則的自由市場經濟之下，他會產生一個有理性有良知的能夠理解現代法制精神的中產階級。那么中國現在的經濟到底是什么經濟？中國現在的經濟是自由市場經濟嗎？我說，中國現在的經濟叫作權貴市場經濟。以腐敗的權力為軸心，以肮臟的權錢交易為潤滑劑，以為特權階層掠取國家財富為基本目標的市場經濟就是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權貴市場經濟，他在天性上就一定要以剝奪廣大人民作為他存在的條件和前提，這樣一种權貴市場經濟，他必然要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而不是所謂的一個善良的中產階級，現在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農村現在已經破敗到何种程度？在江漢平原上的一個村子里，十年以來老人沒有一個善終的，得了病全部都是采用自殺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最后歸宿。為什么？因為他沒有錢去治病，而那些老人們平常在晒太陽的時候，經常談到的一個話題就是，如何自殺才最少痛苦。中國現在，八千万的農民工處于奴隸的地位，奴工的地位。每個月四百元人民幣，而且這樣低的工資都不可能經常拿到。還有現在的所謂的國有企業的改造，就是通過合法的方式把國家的資產化為貪官污吏，奸商惡骨的私人財產，而要用全體的下崗工人來承擔苦難的后果。這就是今天的中國的市場經濟的真相。更不要提有掠奪性的開發，由于這個黑幫集團對自己的祖國沒有一點負責任的精神，我們的神州大地由于掠奪性的開發正在變成不适宜人類居住的地方。現在除了在青藏高原上，誰還能在中國哪個地方找到一片沒有被污染的湖泊，找到一片沒有被污染的土地，找到一塊沒有被污染的藍天？這樣的一种權貴市場經濟，居然被我們某些知識分子那么寄予厚望的希望他能帶給我們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我們說，權貴市場經濟，确實使中國的經濟在飛速的發展，但是這种飛速發展是以中國社會矛盾同樣飛速的積累為補充的。而這兩個方向上的飛速發展，終究會把中國撕裂。在某种意義上講，中共暴政就是他自己的掘墓人。中國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進行社會大變革的條件。
袁教授還指出兩極分化和國家資源的破坏殆盡，使其從精神、人性的意義上講，中共已經名存實亡。
袁紅冰那么問題又回到出發點。為什么這個政權經歷那么多危机仍然沒有崩潰？其實我們仔細考慮一下，從几個指數上分析，共產党已經崩潰了。首先共產党現在已經是一個精神上的破落戶我敢說這個江澤民自己都不相信什么共產主義，他們理論上破落，他們精神上破落，他們信仰上破落。從這個指數上講，共產党已經崩潰。另外中國現在是民怨沸騰，民怒沖天、民變風起，共產党已經是千夫所指，在人心指數的意義上，他也徹底地崩潰了。由于共產党現在已經墮落為一個黑幫集團，因此他內部為了爭奪私利而派系林立，互相勾心斗角，那种你死我活的為了撕裂而進行的爭斗，也正在撕裂他的組織系統，所以從這個指數上講，他也瀕臨本虧。但是他為什么還不崩潰？原因就在于現在沒有一個具有強大政治能量的民主革命力量去最后地震撼這個時局遺棄的腐朽的政權，十多年來，沒有形成一個堅硬而銳利的意志，對這個暴政進行最后的政治挑戰。由于沒有這些，所以這個已經腐朽了的制度仍然在歷史的慣性中向前運行。上帝只會拯救自救者，那么中國為什么不能聚起足夠強大的政治能量對這個暴政進行最后的一次震撼呢？原因是很多的。但是最重要的一個思想原因是，十多年來，改良主義的思潮一直在主導著中國的民主運動。在沒有進行改良可能的情況下，散播改良主義思潮，只能麻痹人民反抗暴政的意志，只能使民運從思想上瓦解，從意志上瓦解，只能在思想的領域徹底地謀殺了人民革命的堅強的意志。
袁教授指出革命不等于暴力，然而中共的暴力革命是專制制度的复辟。
袁紅冰八九-六四雖然在中國大陸失敗了，但是六四在整個人類和歷史上所集起的巨大的道德回響，使得海外民運一時之間風起云涌，想當年，海外民運可以說是猛將如云，謀士如雨，資金如山。然而曾几何時，就一潰千里，一敗涂地。為什么？因為海外民運在改良主義思潮的毒害下成為一個無魂的運動。看看現在海外民運的現狀。當年，清帝遜位還有不少遺老遺少白衣麻袋，望卻痛哭。而今天中國的海外民運已經落如只有遺老沒有遺少的境地。大家看一看有几個參加民運的是三十五歲以下的人。一個政治運動凋殘了對年輕生命的道德召喚力和政治吸引力，他能贏得未來嗎？在海外民運中有一种最可悲的人物？那就是到今天還在不斷地鼓吹改良主義思潮者。多年來他們都中共暴政能對他們進行招安，用各种机會來做搖尾乞怜的表示。然而遺憾的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現在的貪官污吏只有興趣在卡拉ok廳里抱著三陪小姐傷感的唱著“遲到的愛”，他們對于海外民運的這些殘花敗柳根本不屑一顧。最多是有意玩弄，無心垂愛。但是這些指望受招安的人，這些堅守所謂改良主義思潮的人，他們的“痴心”也确實讓我感動。十多年來，“痴心”不改，所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他們對中共暴政是一分的情愁，五分的苦戀，十分的幻想。他們散播的論調我們回想一下，六四之后，說中共党內的健康力量很快就會崛起，讓我們等，等到鄧小平死了也沒崛起，然后又讓我們對江澤民抱有希望，說這個人還是有知識的。當后來江澤民表現出是一個流氓無賴，一個無恥的戲子，當然也很凶殘，于是又讓我們對胡景濤抱希望，當我們相信了胡景濤的三民主義等等到最后發現，這又一個騙局的時候，据說現在有人又要求我們讓胡景濤再干兩屆，干滿兩屆后再看。看這一些痴心不該的改良派招安派們，他們才是真的愚蠢。但是他們真的愚蠢嗎？不！當看到他們對革命那樣惡毒的攻擊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們都是一些机心百端的聰慧者，當他們在宣揚在鼓吹改良主義的時候，并不是基于他們愚蠢，而是基于他們對自己個人利害的小商販式的極其精明的打算。他們攻擊革命，和他們鼓吹改良是一個銀幣的兩面。多年以來，詛咒革命和詛咒英雄一樣已經成為一种思想的時髦。然而，詛咒英雄的時代，是最墮落的時代，詛咒革命的時代，正是需要革命需要進行洗禮的時代。改良主義的苦戀者們攻擊革命的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革命等于暴力，革命就等于暴民政治。而他們為這個論點舉出的兩個例子，一個就是法國大革命，一個就是中國共產党的革命。法國大革命，有沒有暴力的過度使用現象？我們說是有的，這是一個歷史史實。我們看到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有貴婦人的頭顱被砍掉在了巴黎的街頭，但是這种過度的暴力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歐洲大陸的中世紀的黑暗力量專制力量集中權力來反擊法國大革命。在這樣一种極端的狀態之下，在這樣一种極端的歷史沖突的時刻，暴力的過度使用，難以完成。當然，法國革命者也有他自己的錯誤。就是他們過分的理想主義，他們企圖通過政治變革來解決一切問題其中也包括人們的思想信仰問題。這就錯了。政治革命所能解決的就只有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制度問題。凡是試圖用政治的方式來解決人們思想問題解決人們靈魂問題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暴力存在就一定會有獸性存在。是的，在這個問題上，法國大革命者們他們錯了。那么法國大革命整個的過程中除了過度的暴力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東西呢？我們想，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人權宣言到今天都是我們現代人類追求自由權力的一份圣經。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歐洲中世紀黑暗的象征——巴士底獄。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歐洲現在很有可能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徘徊。那些自由的思想者們，很有可能被宗教裁判所綁在火刑柱上用他們燃燒的生命來證明真理的存在。我不提倡不贊同法國大革命中的過度暴力，但是我也不贊同因為有了過度暴力就徹底的完全的否定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功跡。而且，即便法國大革命錯了，還有美國革命，還有英國革命，還有歐洲的其他國家的革命。怎能因此由于法國大革命的一個勢力就否定了整個革命過程？
袁紅冰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中國共產党的革命。說中國共產党的革命就是暴民政治。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這里有一個精巧的思想陰謀：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是一個暴力革命，是一個暴民政治，所以當我們今天來對付共產党的時候就不能用革命的方式，要用溫柔的方式。這就是他們的邏輯。共產党因為他們的暴力，因為他們的暴行反而要得利，這就是他們的邏輯。那么中國共產党的革命是革命嗎？我們剛才講過，文藝复興以來，整個人類的主題就是民主革命，就是掙脫中世紀的黑暗。而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中世紀黑暗的否定之否定，就是專制的复辟。共產党的革命是偽革命，是假革命，是反革命。共產党是以暴力和仇恨作為他理論的基礎，而民主革命是以自由民主人權來作為他理論的基礎，共產党革命以用暴力奪取的國家權力實行一個階級的專制統治作為他的政治目標和素求，而民主革命要求建立的是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制度，而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對權力的需求必須之于人民的選擇之下，而人民的選擇又必須通過真實的自由的公正的定期的選舉來得到體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政治領域。我們的這些“可愛”的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就把他們混淆在一起，用來侮辱革命。
在這里袁教授指出了民主革命和暴力的四點關系。
袁紅冰那么民主革命和暴力到底是什么關系？我想有四點。第一點，民主革命是對暴力的否定，因為人類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共產党包括共產主義制度的統治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統治。黑暗就黑暗在他公開的提倡國家恐怖主義，他公開的使暴力系統化，國家權力化法律化，合法化，而民主革命要否定的就是這樣一個暴力的机器。因此我們說，民主革命在天性上就是反對革命的。第二點，革命有權力運用人類現代的良知所能允許的一切方式和手段來結束中共暴政。通過前蘇聯和東歐的事例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人類還是民主革命理性都已經成熟了，人們不太再會犯法國大革命那樣的錯誤了。蘇聯的巨變，只死了三個人，那場社會大變革，摧毀了蘇聯帝國的大變革，只付出了三個人的生命的代价。在整個前蘇聯地區大變革的過程中，最惊心動魄的一幕無非是羅馬尼亞人民及時而果斷的處決了當時的獨裁統治者奇奧塞斯庫。目的是為了防止獨裁者再聚集專制的力量向革命進行反扑。而這种暴力也是掌握在适度的范圍之內，是人類的理性和良知可以容忍的。革命和暴力的第三句話就是，當中共暴政來用國家恐怖主義來對公民的人身權力和自由權力來進行踐踏和剝奪的時候，人民有權力依照現代法的精神來進行正當防衛。現在，有一個時髦的理論叫作甘地主義，改良主義的苦戀者們希望中國的老百姓們都學習甘地的非暴力主義。甘地面對的是什么？甘地面對的是大英帝國，是一個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的理念為立构原則的政治體制。這樣的政治體制是可以被真誠的人性所感動的，他也可以被理性所說服。而我們中國人面對的是什么？用鄧小平的一句話就可以知道我們面對的是什么。“殺二十万人，保持二十年穩定”。我們面對的就是這樣的一個鐵血的獨裁政權。如果人民連正當防衛的權力都被這匹自由主義者們剝奪了，這批改良主義者們剝奪了，人民就將永遠成為奴隸，永遠成為被宰割的羔羊。第四點，當中國的全民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運動受到中共暴政的軍事鎮壓的時候，人民擁有進行政治大起義的權力，就像前蘇聯人民一樣，就像前東歐地區人民一樣。這就是民主革命和暴力的關系。
袁紅冰現在，整個中國的命運在呼喚著民主革命，中國社會的大危机也在呼喚著民主革命。惟有在一個具備明确而堅定的政治意志，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有能力進行迅速的決策和果斷的行動的革命党的引領下，中國人民才有可能給中共暴政以最后的震撼。放棄革命的權力就等于放棄一切。有一句話，我相信他講是歷史的結論，那就是“革命党興，共產党亡”。這個歷史的結論，今天還只是我的一個思想的結論。最后我想說的是，在當今的中國，自由是艱難的，民主是艱難的，高貴的人格于是艱難的。為什么艱難？因為在中共暴政的奴役和毒害之下，中國人的心已經在物欲中腐爛了，在茫茫人海中，我們很難找到高于物欲的心靈。一九七七年，距离今年大約三十年之前，有一位女政治犯她被處決了。處決之后，人們發現她的下顎和舌頭被用竹簽釘在一起，為的是讓她在臨刑前不能發出聲音。在被處決后，她的乳房被割掉，尸體被奸污。一個怎樣墮落的民族才能容忍這种獸性？我們的人民不應該反省嗎？就是這位女政治犯，在被押赴刑場前，在一塊手紙上寫下了一句話“即使你是對鐵牆咳一聲，也能听到回聲，可是你千万遍的向活人呼喚，卻猶如面對的是死人”。今天時間又過去了三十年，我們的心靈到底是淨化了還是更加墮落了？在這樣的一個人群中，談論高貴，談論自由，談論民族，怎么能不艱難？那必然是像在鐵板上播种希望一樣艱難。但是，我愿向中華的鐵血男儿呼吁，為了不讓我們的生命死于恥辱，就讓我們承擔起屬于中國命運的艱難吧！因為高貴的艱難是和用不凋殘的光榮同在的！既然如此，朋友們，就讓我們一起艱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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