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8日訊】南郭點評:清水君是個思維敏捷，才華橫溢，誠實正直的優秀中國青年;也是個作家，詩人，政治家，思想者，更是當代中國英雄!

清水君自辯詞之三

三．法理的角度看：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從法理的角度，從犯罪的構成認定來看，我是否應該被原諒，是否應該被定罪？
（1） 憲法規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必須得到體現。

憲法是任何國家的最高大法，我國憲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根基，其他一切法律條文與憲法內容相違背的，以憲法為准，有關法律條文自動失效或應被撤銷修改。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誕生至今，憲法始終規定了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和政治權利，今年新修訂的憲法又鄭重地寫入“政治文明”和“尊重和保障人權”內容，而其重要範疇包括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

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一再重申“要尊重憲法，依憲法辦事”，有關部門也把組織群眾學習新憲法列為重要工作。

那麼，我在海外發表文章，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體現，籌備黨派，聯繫預備成員，是“結社自由”的體現；宣揚“愛國、民主、和平、統一”四大原則和“愛國、愛民、愛人”三大風格，也完全符合了憲法的精神！

這些言論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沒有任何人或組織能超越憲法之上，剝奪公民的這些合法權利！更不能“以權代法”、“以政代法”、“以黨代法”。

因此，《刑法》有關條款，決不能同憲法精神相違背，決不能剝奪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也不能同中央“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精神相違背，不能同建設“政治文明”的大環境相違背！

即使我的文章有過激言詞，充其量僅是“濫用了自由”，但過錯不等於“犯罪”，過錯言詞完全可以通過正常 公開的辯論、交流程式得到修正，不需使用刑罰制裁！況且，我在主觀客觀上、被捕前後都認識到了錯誤，並努力改正之！今後也不再犯類似錯誤！

（2） 根據國際國外法規，我的言行完全合法正常。

我的過錯言行，全部發生在我留學期間。我所居住、留學、工作的馬來西亞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它 是個半宗教半民主半君主的國家，有華、巫、印三大民族三種文化。然而，它允許並貫徹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執政的“國民陣線”有代表巫族的 巫統、代表華人的馬華、代表印人的國大黨等十一個執政黨組成，在野的“替代陣線”也有公正黨、回教黨、行動黨、人民黨等四個反對黨組成，每當大選或候選， 兩大陣線傾巢出動，為各自的候選人助陣，彩旗、標語、廣告、手冊漫天飛，報刊電視網路等民辦媒體充斥了各方的競爭批判，雙方領導人都深入選區“為人民服 務”，爭取信任支持！

今天，“國民陣線”在大選中得到了全國八個州政權中的六個，“替代陣線”也得到了兩個州政權！儘管雙方在大選中競爭，力圖“顛覆”對方的執政權，但無論怎樣輪流“坐莊”，馬來西亞的“國家政權”決不會因之被“顛覆”。

在馬來西亞，現有十幾個“大黨”和幾十上百個“蚊子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籌備、組織、註冊黨派團體， 只要能取得選民支持便能在某一地市區域成為“執政黨”，而黨派之間，甚至黨內各派 ，均可公開批評對方乃至指責政府，即使有時明顯是有“攻擊”成分，也不致因之成罪，政府超然與政治之外，監管所有黨派並不動輒問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馬 來西亞最大的執政黨“巫統”發生內鬥分裂，竟被法庭宣佈為“非法組織”，總統馬哈迪不得不搶先對手註冊“新巫統”，才停止了作為“無黨派政府總理”的尷尬 角色。此觀點可見其司法獨立之一斑。其人民因此活在敢說敢想敢寫敢罵敢競爭的寬鬆環境裏，安逸幸福。

我國政府一貫要求海外華人要“入鄉隨俗”，我在大馬期間，因為工作關係，採訪、接觸、瞭解了許多大馬朝 野人物，熟悉了當地風土人情，並不覺得籌組黨派、發表政論是怎樣“大逆不道”、“罪惡深重”的事情，逐漸覺得“政治”就是“眾人都應參與的事情”，終有今 日之禍。

至於我的文章，大多發表在美國博訊新聞網上。上面為我開闢了“黃金文集”，容納我以“黃金”筆名發表的 文字、新聞作品；另有“清水君文集”，保存有我以“清水君”筆名發表的學術、宗教、評論、文化作品。而美國向來是以“民主、自由”著稱與世，其“國家政 權”無論何黨主導都強大無比，並不懼怕被顛覆。

依照美國法律也好，依照大馬法律也好，我的政治言行都完全合法，沒有人覺得那是“犯罪”，為何一到國內就“犯罪”了呢？

甚至，許多海外華人、華僑申請加入後，紛紛要求組織“愛民黨美國總部”、“愛民黨澳洲總部”、“愛民黨 大馬總部”，在當地註冊，參加該國競選，我也認為這是個“改變海外華人一盤散沙局面，團結海外華人華僑、代表華人權益、為海外華人謀取利益”的好思路，遂 冠之以“愛民黨”某國“工委會”名義，督促這一思路的實行。若能成功，將為我國統一戰線作極大貢獻，可以凝聚海外華人，影響各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政 策，于中華民族之興盛強大，功莫大焉。

行文至此，忽想中國共產黨若能採納這一思路，則功蓋堯舜！但我不該未經國內申請人同意，便子作主張地把 許多申請人冠以“愛民黨”某省“工委會”名義，雖並未要求和“指示”他們作任何違法事情，但將“組織構架設想”這樣草率公佈，令人信以為真，視為“洪水猛 獸”，則我害人大矣，思之後悔！

起訴書所指控之“唆使他們成立支部，發展黨員”，其實情如此：我並未“唆使”他人“成立支部”，只是因 海外各國加入“工委會”之便，順即為國內申請人妄加“工委會”之名，而他們除與我交流看法外，又有何“上下級關係”？何曾“發展黨員”？相反，當我瞭解到一些“申請者”為在校大學生時，均勸其安心學業為重！

再依據我國早已加入的“公民政治、文化、經濟權利國際公約”，依據國際社會海外諸國公認的政治準則，依據聯合國憲章中的“保護和尊重人權”精神，我們都不應該冒天下之大不韙，陷愛國者于罪！

我國制定法律的原則是反對“主觀歸罪”。在海外，伏爾泰曾有名言：“我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不同觀點的權利！”這句話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制定法律保障人權的共識！

我國法律也反對“因言定罪”，“因思想犯罪”。根據這一原則，司法機關絕不能用“意欲”、“意圖” 這樣的主觀方式，為我歸罪！況且，我國法律雖然原則上規定“我國公民在海外犯罪，我國有司法管轄權”，但在實際執行中，迄今尚無我國公民在海外“犯罪”回 國被我國司法機構追究定罪的。倘由我而開前例，特別是因“政治言行”而回國受審定罪，於我國國際形象不無影響；而海外之移民、留學生，多有受自由環境感染 而參與民主活動、發表過激言論者，因我之囚，對祖國有何觀感？

對“黨和政府”有何心情？從刑法的許多具體規定看：我的言行尚不構成犯罪。――刑法總則第3條規 定：“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這是世人公認的法治原則。那麼，法律是否規定不能籌備黨派、不能發表評論、不能印刷私人名片與人交 換？是否規定不能批評執政黨、不能對政府提出質疑、不能對領導人諫議和建議？皆無！相反，憲法已保障了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

犯罪包括兩個概念：一危害社會的程度較大；二法律明文規定應受處罰。二者缺一不可！而“行為的社會 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徵。至於“社會危害性”，是指“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性”，這種危害性達到嚴重程度，又屬於“法律明文規定”的範疇，才視為“犯 罪”。我懇請有關領導考慮一個問題：

我在艱難的海外留學、兼職期間，學業、工作繁重，生活壓力沉重，在經常食不果腹，一度靠採摘杜鵑花充饑的日子裏，卻節衣縮食、廢寢忘食地上網評論、上書中央，提出許多前瞻性理論，希望建立“容忍蒙古、臺灣、新加坡等在內的大中華民主聯盟”，希望建立 “民主實驗特區”，希望開闢“東北、西南兩個出海口”，建立“中華民族兩條生命線”，希望實行“雙重首長、三權分立、停權留黨”等民主監督體系；反擊日本 反華勢力，揭露捏造新聞醜化中國行徑，要求日本認罪賠償；批駁臺灣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上書臺灣駐馬“大使”，堅決主張和平統一，打擊藏獨、台獨分裂言論； 兩次上訪臺灣國民黨領袖、臺北市市長馬英九，要求開除李登輝、國親聯盟、宋馬搭檔，促成馬返台後勸李下野，國親合作，堅持和平、理性方針；批判海外民運錯 誤言行，說服過激人士，反駁極端言行；堅持“對事不對人”，制止和反對中央領導人進行人身攻擊和誣衊醜化的網上言行；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勸服消解 “大漢民族意志黨”——

即便籌備“中華愛國民主黨”，也是因屢番上書不果，自忖一個人“人微言輕”，只有聯繫網友、交流觀點、 形成共識，用“組織”的名義，對各界政府組織（大陸共產黨、臺灣民進黨、國民黨黨等）和人士進行激勵、督促、施壓，才能取得應有的“重視”，促成大陸的統 一與民族更好的發展！這個過程中，雖然有過激言詞，對中國共產黨批評有加，也是“恨鐵不成鋼”的愛民愛國心態，決無危害“國家、民族”利益之舉！在回國 後，更是用實際言行化解海外對大陸現狀的誤解，並希望以自己為契機，促成海外民運與大陸政府的和解溝通！

縱使諸多美好願望不能達成，我已早在網上公開宣誓過“決不參與政治、民主功成身退”，並與網友雲飛揚約 定共同監督，“一人提議，共同退出”，而對“中華愛國民主黨”這個虛擬的網路稱號，也在“黨章草案”（徵求意見稿）中限定為“不以執政參政為為目標的全民 服務團體”，並堅持理論探討的方式，故被網上評為“愛民黨是一個建議黨”！

從我2000年撰寫評論至今，網上發表的所有文章沒有為我帶來哪怕是一分一毫的利益；從籌備愛民黨到我被捕，我沒有接受過任何組織的“經費”或申請人交納的“黨費”——

無論是我，還是“愛民黨”，都沒有為自己某私利、留後路，都是自覺自主自動地為“國家民族”的利益呼籲、建議、付出！

這一樁樁一件件，雖無大功，但略盡國民之責；雖有過錯，但錯不致罪。我――到底會對“國家和民族”有怎樣的危害呢？“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為國故，獲罪至今？！”

――刑法第13條規定：“情節輕微危害的，不認為是犯罪”――刑法第16條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出於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坦白說，我不明白何以我在國外完全合法的言行，一回國便成為我“犯罪”的“罪證”？我更完全預見不到那 些宣揚“愛國、民主、和平、統一”與“愛國、愛民、愛人”理念的言行會對“國家和民族”造成危害，而是自信“政府”會體諒我的愛國之心，因而持“中華人民 共和國”護照回國！

我不理解我的言行是否已造成了“嚴重程度”的“危害”，事實上，那些海外網站被長期嚴密封鎖，而我的政 治言論在博訊網更是被“多重加密封鎖”（國內讀者即便可繞開封鎖進入博訊，也很難打開“清水君文集”，受其拖累，“黃金文集”也被加封處理。）國內讀者得 以一睹我“清水君”言論的，只有辦案人員和極少極少的電腦高手！網上言論自由、資訊繁浩，個別讀者即使碰巧能打開我的文集也不會盲從偏信於我的言論，總是 會比較著看，能夠吸引個別人申請加入的，只是因為我的文章立意純正，確是為國為民有益於改革，決不會是因為我個別的“過激”言詞！況且，許多網友能夠與我公開辯論，“兼聽則明”，真正錯誤的言行不會有市場！

即便是我的辦案人員在詳閱“大量”文章後也承認，“絕大多數文章還是比較客觀平和的，只有十幾篇有過激 之嫌”，而公訴人也證實“確實打不開清水君文集”，那麼，我的言行，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危害？又有誰因我的言行而“犯罪”？又有誰（除了我以外），因我的言 行而“受害”？

面對既無“被害人”又無社會惡果的現實，即使有關部門認定我的部分言行“危害”了社會，也應該屬於“情 節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吧？況且，我確實是因為出於好心，才辦了“傻事錯事”，並不曾預見“危害”後果，也應該根據刑法第16條的規定“不視為犯 罪”吧？也許有關部門還疑惑我為何要回國聯絡幾個“申請者”甚至會面？

事實是因為我回國後已身無分文，不得不聯繫幾個信得過的朋友，包括兩三個“申請者”（往常我們聊天、通 信者）。告之他們我回國的目的是為了“回國定居，去上海創業，與家人團聚，結婚生子”，並向他們問好，暫借路費，而個別人士盛情邀我一見，“小住數日”， 還要為我介紹女朋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與他們聯繫見面了！也許這很令人失望，但當時我確實是打算“安居樂業”，隱于平民生活之中！

我固有錯，但錯不致罪；我固無知，但今已改之，而今後亦不再重犯也！政府已因昔時之“寬鬆開朗”得我撰文盛讚，享譽於海外新聞界、民主界、留學生界，今若以嚴刑峻法苛責於我，未免有失仁者之心，大國之度也！

——刑法第二十四條：“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對於中止犯，沒有 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前面已簡要提及，我之所以回國，是想“退出政治，歸隱上海，孝親敬友，成家立業”，原因是什麼？

其一，我留學期間向父母親友借了七萬八千元鉅款！我需要立即工作賺錢還債，特別是這些錢中許多來自父親的退休金，母親一直無工作，我過去沒有盡到孝心，想回國彌補！

其二，我結識十餘年的老友“冷天”（冷宵征）已成為一個較成功的企業家，在我畢業前夕，從山東打國際電 話邀我回國創業，並言及購地百畝，欲建影視城，搞文化產業，我欣然允諾！回國後到家鄉，也是他開車接待，共商到上海創業。

其三，我年近三十，過去一直闖蕩漂泊，沒有安全感，很孤獨，渴望早日成家生子，安享天倫之樂！但不願在外定居，對國內“美眉”情有獨鍾，故“相親娶妻”亦已成了我當時心頭上的大事！

其四，搞“愛民黨”風光則風光耳，但亦常被人非議、攻擊，又有人常常“請指示”、“請發表看法”— —疲憊之極！想來諸君亦有同感，“我欲乘風歸去”，我始終不願以政治為職業，也不願從中謀利，“質本潔來還潔去”，故有中止民主言行、歸國返鄉之事！

奈何此心不為外人所知，不為政府見諒，皆以為我回國是“發展黨員、發動群眾”耳？！我固不高尚，亦不卑 汙，不敢說問心無愧，但亦可謂“聞過能改”，決不會“包藏禍心”，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國安”之際，奈何蹈於風流之地、自汙羽毛乎？無非欲效古人“求田問 舍”之舉，明吾無異志爾！

倘或不信，或可查證與我聯繫、會面之人，如冷天、閻文舉、蔣紀峰、沈游、丁丹紅、楊葉、陳曉鵬等人，他們或為我舊友，或為“申請者”，或為“網友”，無論見面或電話聯繫，都知我歸國定居、成家立業之心也！

而江蘇之蔣紀峰者，更多番表示要“介紹公司新招之女大學生”為我成家，而不斷說動我前來“小住幾日”， 他也是“申請人”之一，並被我冠以“工委會”頭銜，然與我聯繫交往，純為私宜，並未為“愛民黨”發一言、做一事，我亦未曾要求他做任何事，他之借我路費， 盛邀一見者，純為好奇心使然：何以網上著名理論家“清水君”先生者，竟是如斯年輕之小夥也！見面後還再三相詢：“你果是“清水君”？那些文章當真是你所 寫？“黃金文集”與“清水君文集”的風格完全不一樣啊！”之後不過是朋友之間吃吃喝喝，並相約共做生意而已！

所謂“約見預備黨員密謀黨務”之臆測，其實情如此：我則遇難他鄉，不得不求助；他們則盛情挽留，一慰好 奇之心！如此“中止犯罪”，可原諒否？況且我不僅“自動放棄”，還能“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我在回國途中，不僅能夠勸服別人的過激言行，還要求 網友“珍惜經濟成就、共建偉大中華”，要求“申請者”“積極參與體制內改革”，表揚“中共十六大善政”，發表“回國後的感想”，被人誤為“已被中共收買” 或“被國安用槍指著腦袋寫的”，以致於竟有人多次問及“願不願加入政協？”

若我是阿諛之士，豈會下獄？若我是包藏禍心，又豈會主動自首坐以待捕？—— 刑法第六十七條：“自首的犯罪分子，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如實供輸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

2003年9月3日，即我被國家安全機關跟蹤監視半個月後，我來到上海，打電話給上海的朋友丁丹江，她告訴我兩名國安人員剛找過她家，說我已經被“通緝”，要求她協助找我，並留下了聯繫號碼。

我這才知道我被“跟丟”了，被“通緝”了，但我沒有立即逃跑，反而要求她通知有關部門：我住在上海昆明大廈某某房間，他們要求我就自首。之後我再致電丁丹 江，得知她已經打通電話，把我的意圖轉達了，對方只是勸她不要和我再聯繫了，沒說別的！之後我在上海呆了三天，未見有關部門抓我“歸案”，只好先回山東與 父母共度中秋節（在此要感謝有關領導給我與父母團聚的機會！）

那麼，我為什麼沒有自己到國家安全機關投案呢？一則我初到上海，不熟悉地形，只能“坐以待捕”；二則我當時還隨身帶有三見行李箱，怕私人物品丟失；三則我 多年未見父母，想與父母共度中秋節之後再回上海自首，在家鄉自首的話熟人太多，影響較大，若回上海自首，如被捕，則家人以為我工作忙；如獲釋，則繼續工作 （在上海三天 我已經聯繫上海《新聞早報》人事部應聘編輯記者）。況且，我被跟蹤監視那麼久，有關部門掌握我的行程及所有資料，要抓捕，隨時可以進行，我主動通知有關部 門上門，也未見動靜，當時只認為是政府“開明寬大”，不願定我的罪，如果貿然“自首”到有關部門，豈不是有給政府“添麻煩”，“將政府一軍”之嫌？故此我 寧可等有關部門上門時再自首交代。也許有關領導會失策于我的“幼稚”，但我當時的確是這種心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我根本不適合搞政治；沒有“階級鬥 爭”、“敵我鬥爭”、“間諜陰謀”的概念，或者退出，或者失敗，在所難免！

無論如何，2003年9月14日我去連雲港旅遊期間，當地公安部門以“涉嫌非法傳銷”之名查房時，我主 動掏出名片說：“我們沒有稿非法傳銷，但我就是你們要找的人——愛民党創辦人清水君，你們把我帶走好啦，和別人沒有關係！”

但在場的公安人員表示不知道我是誰，不清楚清水君是什麼人，在後來他們向我查詢是否有非法傳銷情節時， 我主動要求交代與愛民黨有關的事情，他們聞所未聞、一無所知，後來根據我寫的網址查詢了一下，說打不開，是我自己講述了“籌備”愛民黨的事情，回國的過程 等等，才立案偵查，無怪乎當地一名警官還說我“你很明智”呢！

這算不算“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呢？何況，他們對我“留置盤問”兩天，查證是否 “非法傳銷”，依照公訴人的說法：“留置盤問不屬於強制措施，不算刑期”那麼，在被“採取強制措施”之前我已經主動供述了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與“非法 傳銷”無關的“罪行”，不算“自首”又算什麼？而被“採取強制措施”的人，尚能“以自首論”，為何不能對我認定？是因為案件由連雲港移交常州辦理交接中的 疏忽呢，還是因我的身份“特殊”，不能從輕發落而姑且如此呢？如果真的要“依法辦事”，那麼就應認定我的“中止”行為、“自首”情節，根據“危害情節輕 微”一節，免予刑罰處罰；如果能夠“法外開恩”，也應該根據我歸國定居，退出政治的心願，給予我報效祖國，奉獻才華的機會，不追究責任或赦免刑事責任。若 能如此，我必感謝政府，今後當謹言慎行！戒傲戒惰！

附：在押期間，我篆寫材料，提供國家“和氏璧”流落東南亞的重要線索，並未打算據此“邀功”獲賞，略盡 一國民愛國之責任也！然未聞下文，有關部門答曰：“難查！”。我疑惑之，問：何不上報？答曰：不知報何部門？吾實不知國家駐外機構是否已據線索查之？有關 部門當盡力也！此物實系中華民族之命運興衰。若能尋回，實民族復興之大禮也！

——刑法第八條：外國人在中國領域外對中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除外。
——第三十五條：對於犯罪的外國人，可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
這兩條法律，令我百感交集。

其一是：若我愛國愛到那麼“傻”，稍微聽人一勸，以“政治避難”之名輕易獲得“綠卡”，有外國政府“罩著”，則今日我之苦難皆得倖免，何用如此喋喋不休，洋洋萬言為己辯護？

其二是：為何我國獨立解放近百年來，外國人在中國尚享有如此之多的“貴賓”優待？從政治到經濟到治外法權，“外國人”犯了罪，結果總是驅逐出境了事！我難以想像倘若外國人在中國強姦殺人，卻只能被驅逐出境，受害者會是怎樣地悲痛欲絕！

難道我們中國人天生就是“低外國人一等”嗎？無怪乎日本人現在還敢對中國口出狂言，羞辱華人，因為我們過去是“弱國”，對外國人腰杆硬不起來。只是，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越來越強大了，有些事情不該變一變，為國人撐撐腰嗎？
政府若賤其民，貴洋人，欲國人“愛國”，不亦難乎？

還有一條法律是這樣的：——第十一條 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普通外國人都只能驅逐出境，而有特權的外國人，大概連“境”都“驅逐”不了了吧！嗚呼，我感到一種海外華人所說的“做中國人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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