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7日訊】上一期《動向》雜誌報道大陸內部人士傳出消息：張學良曾經是中共秘密黨員。前不久去世的榮毅仁，據報道又是一位中共秘密黨員。張和榮，一個是大軍閥，一個是大資本家，前者是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的對象，他倆與共產黨的關係不過是類似的「秘密黨員」的冰山之角，因為他們身份的特殊，也因為他們隱瞞之深。和他們類似身份的人實在太多，所有那些堅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後還認同中共統治的「民主人士」，無論他們對中共政權內心如何評價，恐怕多半都有過「秘密黨員」或被黨勸說留在黨外發揮更大作用的歷史。

在文革中喪生的吳，從四十年代末就多次要求入黨，但中共就是不讓，被委任為北京市副市長之後也仍然是「黨外人士」，直到一九五七年春天的敏感時刻，黨通知他秘密加入，對外保持其原身份。吳在那個時候被允入黨，很可能是中共為反右在知識分子內預埋伏兵所作的安排。根據張戎女士最近的毛傳，國民黨封疆大吏張治中也是中共秘密黨員。

這些秘密黨員不同於鑽進國民黨或者甚至日本殖民政府和汪偽政府內部的間諜和鼴鼠，例如熊向暉和郭汝槐。前者是間諜，他是胡崇南的親信，在國民黨攻打延安時通風報信，成全了毛澤東「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神話；後者是鼴鼠，其作用不僅是獲取情報，更能影響決策。郭是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長，在淮海戰役中按中共的意圖調動國民黨軍隊，製造了「小米加步槍」打敗「坦克加飛機」的「奇蹟」。

這些間諜和鼴鼠在世界各國戰爭和革命史上都不罕見，但以張學良和榮毅仁為典型的「秘密黨員」卻是中共革命的特色。在俄國革命歷史上，布爾什維克曾經受到一些「革命對象」的金錢資助，例如紡織廠主莫洛佐夫和家具商施密特，他們甚至指定把家產都留給這個革命黨。在古巴，第一富翁朱利羅勃曾經資助過卡斯特羅的遊擊隊，他以為這是一場民族民主革命，所以一九五九年以後他仍然留在古巴。但當卡斯特羅沒收他的資產，答應給他一兩家糖廠作為私人收入並參加其他國有化產業的管理時，他不像榮毅仁，他選擇了離開古巴。和這些事例相比，中共的特色在於長期在革命對象中發展和保留這麼一個人數眾多、地位特殊的群體，而中國社會也向他們提供了這麼一群願意脫離自己原來的社會階級和革命黨融合的人。他們或許是出於幻想，或許是出於無奈，或許是出於投機，有的可能最初也不乏理想主義，更不排除出於個人原因，例如有很多投靠共產黨或者幫了共產黨忙的人其實是有一個秘密黨員做夫人或情人。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革命要創造一個全新的社會，要和一切舊的社會關係決裂，應該是最純粹最徹底的。但在實踐上，世界上多數共產黨革命都有一個從所謂「民族民主」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這就給了共產黨在革命的各個不同階段以不同的理由利用各種各樣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去達到特定的目的。中共革命尤其如此。人是複雜的。共產黨講人的階級性，但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他們從來都不受這個限制，只要有利於自己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什麼樣的人物都可以利用。在他們的隊伍中既有熱血青年、浪漫文人、渴望土地的農民、鄉村痞子，也有山大王、青紅幫、軍閥、土匪、鴉片走私犯和資本家。實際上，對共產黨革命認識的最大局限正是由這個革命所聲稱的那些理論和教條所造成的。

和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有著也許是最長久最激烈的改朝換代的傳統，因此中國的政治歷史特別豐富，特別複雜，中國的政治鬥爭因而特別不擇手段，中國的政治人物也因而特別不受純粹的意識形態、政治信念甚至階級利益的束縛。只要看一看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時都有無數的人投靠新主就可以明白，中共革命在這個意義上不過是歷史的重演。

轉自《動向》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