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7日訊】離胡耀邦誕辰90周年紀念日越來越近了，最新一期《炎黃春秋》雜誌（2005年第11期）推出「專稿」《我們心中的胡耀邦》，撰文紀念的包括田紀雲、杜潤生、任仲夷、於光遠、李銳、閻明複、朱厚澤、吳江、李普、曾彥修、何方、龔育之、鍾沛璋、杜導正等人，大致上代表了老一代共產黨人的心聲。其中，朱厚澤提出：「紀念耀邦，我的思緒集中到一點，那就是：呼喚陽光政治。」胡耀邦，當然還有陳獨秀、彭德懷、張聞天、劉少奇、趙紫陽……，幾代共產黨領袖們的命運遭遇表明，這樣的悲劇曾經一而再地重復上演，後人似乎只剩下了在黑暗中紀念、傷感的權利。陽光政治，就是把政治看作是「眾人的事」，一切訴諸眾人，公開，透明，在陽光下進行。陽光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天敵，也是權謀政治的克星。只有在這樣的陽光政治下，政治才能上軌道，一個受到民眾廣泛支援的政治人物不會落得欲哭無淚的下場。

胡耀邦，一個少年時代獻身烏托邦，在江西就差點被當作AB團殺頭的紅小鬼，長期在黑箱作業的專制政治中浸染，在權謀政治的夾縫中成長起來，最後爬到高位是多麽不容易，他的人性沒有被扭曲、被異化更是難得。在以世故、成熟為不二追求的古老文化傳統之下，尤其長期處在一種「和尚打傘」的權力結構中，動輒得咎，誠惶誠恐，要想始終保持人性中的一點天真，要想在性格中保留一點陽光氣息，能像一個正常人那樣思想、生活，甚至保持著閱讀的習慣，幾乎都是不太可能的。而這一切，胡耀邦居然都做到了，這是一個奇迹，究其根本，就是他的單純，使他最終沒有學會世故，沒有像一般政客那樣的僞善與虛飾，在一個陰暗、自私的社會裏，他保留了罕見的坦蕩和無私性格，在一個以冷酷算計為能事的權力格局中，他表現出了稀有的熱情和率真。有人說，胡耀邦說話隨便，不懂權術，看問題有時候不准，比較天真，沒有防人之心，比如他與鄧小平有關「全退」、「半退」的對話，比如他接受陸鏗採訪時的放言無忌等等。與其說，這些表現是胡耀邦的缺點，不如說，這正是胡耀邦之所以成為胡耀邦的地方，是他真正的可愛、可貴之處。

要是處在公開、透明、有嚴格法定程式可循的陽光政治下，胡耀邦的性格不僅不會成為他政治生涯的致命傷，而且公眾會因此而更加喜歡他，一個沒有個性、唯唯諾諾、只會說「Yes」的人，在陽光政治下是沒有出頭機會的，而在權謀政治、專制政治的舞臺上，除了那個站在金字塔頂端頤指氣使、將天下玩於股掌之上，或者最擅長策劃於密室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孤家寡人，長袖善舞的注定了是那些陰險奸詐、時刻揣摩主子心思的小人，跟在後面的是一大批棱角被削得平平的奴才、庸才。如果說性格決定命運，在陽光政治還沒有降臨的大地上，胡耀邦的悲劇乃是不可避免的。愛因斯坦說過，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紀念胡耀邦就是紀念這樣的一個個人。在被普遍的腐敗所淹沒的共產黨人中，他的人格感召是無與倫比的。時至今日，無論在朝在野，黨內外、國內外，對胡耀邦心存好感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的身上，確實凝聚著巨大的人心資源，他能得到各方面具有不同政治理念、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們廣泛認同。他不是救世主，但是在「文革」之後千瘡百孔、遍地冤獄、民生凋敝的中國，在頑固、守舊的保守力量並沒有退出權力舞臺之時，如果不是他以常人不具備的勇氣、魄力，大刀闊斧地推動「撥亂反正」，情況可能就會大不相同，戴煌的那本書《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就是一個證明，在千千萬萬蒙冤的人看來，正是他將自己重新解放了出來。他走的路是一條共產黨的自新之路，也就是放棄專制、回到正常文明軌道的路，他在1986年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肯定了法國大革命時代平等、自由、博愛的旗幟（雖然也寫入了「四個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意識形態的藩籬沒有拆掉之前，這也是需要勇氣的。

朱厚澤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從中共貴州省委書記調任中宣部長的，他提出的「三寬」（寬鬆、寬容、寬厚）曾給文化界、知識界留下了好印象，雖然曇花一現。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風暴中，他在全國總工會主事，也有過令人尊敬的表現，包括聲援、支援學生等。前幾年，當「新三民主義」頗受好評時，聽說他公開講過一句一針見血的話，「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只可惜少了個「權為民所授」。現在他借著紀念胡耀邦的機會，又提出了「陽光政治」。不同於「君權神授」，「權為民所授」就是陽光政治的前提。毫無疑問，在陽光政治缺失的地方，一個民族除了在黑暗中苟且求生或等死，很難找到出路。即便是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的權力也不是來自民眾陽光的授予，將他們推上那個位置的力量本身不是在陽光下的，他們的每一步都被籠罩在黑暗中，黑暗隨時可以收回他們的授權，黑暗隨時可以吞噬一切。從黑暗的專制政治、個別人的權謀政治走向陽光政治、眾人的政治，這是歷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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