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6日訊】最近有一些談論文革的文章。後面是飛呢的《反思文革，明確方向》一文。有一定代表性。

文革離我們並不遠，但是，由於共產黨對文革的極端歪曲，文革的歷史迄今為止都是完全變形的。其中很重要的歪曲，就是把一切錯誤歸到造反派頭上。造反派被極度醜化。其實，當時全國的人，包括後來被公認為保守派的人，都自稱造反派，自稱造反派的人占了中國人口至少是城市人口的絕大多數。醜化打擊這麼多人，是不合適的。

造反派當然有錯誤，造反派的主要錯誤，一是象全國絕大多數人一樣，為毛澤東所蒙蔽，不同程度上成了他的工具；二是後來搞了內鬥，參與了武鬥（武鬥的主要原因和大規模武鬥殺人，甚至搞大屠殺的，仍是軍隊）。至於運動初期「破四舊」，鬥「黑幫」，鬥「反動學術權威」，搞紅色恐怖，批鬥毆打虐殺「黑七類」，主要是共產黨及服從黨組織，保黨組織的保守派做的。後來的「鬥批改」，「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隔離審查」，清查「五一六」，「刮紅色風暴」，下放，知青下農村，五七幹校，等等等等，都是官方共產黨領導的革委會，軍宣隊，工宣隊做的。造反派這時已成為被打擊對象。也就是說，報刊小說歸到造反派頭上的最恐怖的東西，幾乎全部是共產黨官方做的，小部分是運動初期保守派做的。文革中間，只有半年或者一年時間，（各地各單位情況都不同），大約是1966年10、11、12月到1967年12月，造反派占了地方上的主導地位，他們這段時間主要做的，是反共產黨黨委、反黨組織、鬥當權派，以及造反派內鬥、武鬥。他們應該對這些負責。不過實際上，自1967年2、3月軍隊支左和軍管以後，大權已經到了軍隊手裏，這期間的主要責任，包括武鬥，仍然應該由軍隊負主要責任。像廣東，江西等少數保守派沒有瓦解的地方，保守還要與造反派一起，對段時間群眾組織之間鬥爭和武鬥負責。

至於文革中死人，主要是官方搞的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隔離審查中虐殺或自殺的，占了文革中死人的絕大多數。運動初期保守派批鬥搞死的占一小部分，武鬥死人如果除去軍隊搞大屠殺，例如浙江為毛澤東專列通過搞的橫掃十幾個縣的大屠殺，廣西的大屠殺等殺死的人，那麼，死人數量非常小。武鬥死人的單位非常少。而每個單位幾乎都有因為審查死的人。而且有的大單位還往往死幾個人，十幾個人。

至於造反派組成，飛呢文章說造反派主要是成分不好者和他們的子女組成，這是不正確的。造反派的主要成分，是一般沒有權勢的民眾及其子女，其中絕大部分的成分仍然是所謂的「紅五類」，即共產黨所說工人，貧下中農及其子女，他們占大多數。當然出身成分不好的進造反派多一點。進保守派少一點，但造反派與保守派在成分上的差別，主要是因為保守派保當時的中共黨組織及其幹部，所以幹部子弟及党團員多一點。保守派的代表聯動，他們幾乎清一色由幹部子弟組成。

1967年下半年以後，一些思想比較深刻的朋友開始認為中國社會是紅色官僚階級統治，（本人，在1965年下鄉搞社教時，曾經寫過一些筆記，認為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以後一直是沿這個思路發展，及到1981年入獄，我論述當時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及特權官僚專制統治，成為判刑大罪）。 但是這些人，因為對解決這個問題的策略完全相反，分成了兩個方向。一部分走向極左，以楊曦光（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為代表。特點是主張用強化專政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造反派中的多數是這個傾向，他們中很多人後來傾向四人幫，走向”全面專政”。另有一部分走向右的方向，開始要求取消特權專制（專政），實現民主，以筆者和李一哲為代表，（根據王希哲說法，他們似乎還沒有認識到中國是特權官僚統治,這裏只是說民主傾向）。當時這個傾向的人往往傾向與周恩來鄧小平實行一定形式的結盟。筆者本人及浙大紅暴，就是從1967年起就開始反對林彪四人幫這些人，支持周恩來。走向這個傾向的有一般無權無勢的民眾，文革和歷次運動受迫害者，造反派則只有一小部分。四五運動就是這個傾向的產物。這個傾向的人物後來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骨幹。

但是，除了都認為中國是官僚階級或階層統治這個共同點以外。左和右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原則上或策略上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制度，因為這是當時唯一能為中共容忍的東西。右的朋友推崇它，是要推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我在七十年代初的幾篇大字報和文章，都是論述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問題的。

文革是及極其複雜的，鄭義等朋友把文革分成兩個文革，下文飛呢實際上也接近這個思想，這雖然有點粗糙，但有很大意義。

2004-7-25

最近，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難者」一書的出版，和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楊曦光（楊小凱）的去世，成了我對文革進行再思考的兩大因素。特別是讀了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和他的獄中回憶錄「牛鬼蛇神」以及作者後來的幾篇關於文革的文章，使我對文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由此對如今的中國民主運動的走向也進行了思考。

文革不是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

就像如今許多二十多歲的中國青年對「六四」不知曉一樣，我雖然也經 曆了文革，但對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並不清楚，坦白地說是認同官方對文革的定論即「十年浩劫」的。這是因為文革開始時，我還不到十四歲，既不成熟，在政治上又十分的遲鈍。加上官方對許多敏感事件的封鎖和歪曲，因此，對文革的印象就是毛要搞劉，搞極左，結果成了群眾鬥群眾，百姓殺百姓。最後打煩了，打累了，經濟崩潰了，沒飯吃了，只好停止鬥爭，恢復舊持續，復辟搞經濟了。

第一次聽到對文革的不同聲音是大約在1985年，我當時給人美做連環 畫。我的責任編輯葉欣對我說，歷史會對文革做出評價。文革是人民群眾反特權，反官僚的革命。當時的我是一頭霧水。我相信，甭說是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即使是許多民運的積極分子們，都是接受官方對文革的定論的。

事實是，文革是毛利用百姓對共產黨幹部的不滿發動的。由於49年共產黨掌權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從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到後來的三面紅旗，中國老百姓政治上沒自由，經濟上沒飯吃，餓死，被殺死，幾千萬，因此早已是心懷不滿。至使六十年代初許多地下異議組織相繼成立。毛利用這些不滿，發動了文革，目的是把這些不滿引到劉鄧身上去繼而將他們打倒。而保守的政府系統亦利用群眾，與毛進行了反反復複的較量。像文革初期，保守的政府系統控制了毛髮起的運動，使毛的計畫失敗。於是毛轉而支持中學中出現的「紅衛兵」來踢開劉鄧的工作組。”劉鄧一旦發覺毛澤東公然支援被他們打成非法組織的紅衛兵，於是馬上又接過這張牌，支援”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把矛頭轉向四類分子……當時劉鄧及周恩來的國務院都直接支援鼓勵老紅衛兵打殺黑五類的行?周恩來的愛將周榮鑫，後來還直接給殺人最凶的老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財政支援。”（楊曉凱’再談文革’）眼看劉、鄧、周又扭了鬥爭方向，於是由陳伯達出面發難，批血統論，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此造反派出現了。造反派主要以所謂成份不好者或他們的子女組成。北京當時的「狗崽子」遇羅克和同情他的「四三派」都打著支援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的口號，與同情「聯動」和「血統論」的「四四派」據理力爭。在那個階段，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相互利用。

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可以說是造反派的宣言。據作者本人解釋「中國向何處去」出臺背景時說，作者”在湖南農村進行了一些社會調查，特別是調查了當時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運動和臨時工會式組織提出經濟要求的運動。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他們「壓迫剝削」（純馬克思語言）人民。中國的政體與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無共同之處。所以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權階級，重建以官員民選為基礎的民主政體。這就是我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的主要觀點。”自然這種直接威脅共產黨統治的言論，立刻遭到了封殺。而造反派被利用完畢，亦遭共產黨的血腥鎮壓。像文革後期的清查「五一六」，清查三種人，以及道縣屠殺，廣西屠殺，成千上萬人被殺害。遠比六四殘酷得多。

因此，毛發動文革是為了清除異己。人民參加文革，是為了反中共特權階層。文革是中共取得政權後與鎮壓人民與反鎮壓的鬥爭的一環。它既是即使十七年歷次政治鬥爭血腥屠殺的繼續，又是後來八九運動被鎮壓的預兆與榜樣。

八九民主運動是文革的繼續

六四運動的過程與文革亦相似。它也是百姓中對政府不滿情緒的爆發。仍舊是人民與特權階級的鬥爭。是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人民對政府不滿的繼續。但是又是與政府內的改革勢力遙相呼應。而同時亦得到了政府內改革派的同情與支持，這也是它為什麼持續那末久，影響那末大的原因之一。而後來保守派也是利用群眾的情緒，激化矛盾，最後以鎮壓收場。（政治上不成熟的學生上了當。使運動後期失去控制。）文革中，共產黨屠殺了造反派後，掩蓋歷史，說是造反派進行的屠殺。由於六四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並且是在世界通訊媒介百倍發達于文革時期，因此不能嫁禍於人，只有掩蓋和歪曲。文革中，鎮壓造反派被認為是結束文革的必要手段，八九屠殺，亦被稱為為了穩定和發展經濟。

文革中的造反派，多為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們的主要目的在「建立紅色政權」。換句話說，是個誰掌權的問題。而沒有考慮怎樣以政治體制來杜絕官僚特權。從某種意義上說，仍是變相的農民起義者。文革後，民主國家的政治經驗流入中國，因此，六四不僅提出了反官倒，還有了進行政治改革的呼聲。（這也是對政府內改革派的支持）雖然有了進步，但由於中國的民主運動的不連貫性，當時的六四運動的領袖們的鬥爭形勢仍舊是請願的形式，其形式和政治目標與二十多年前的文革群眾鬥爭的形式相差不大。都沒有提出壯大政治反對勢力的任務──共和及憲政的組織基礎。雖然有「高自聯」「工自聯」，但都是極鬆散的群眾組織，加上沒有政治鬥爭的歷史與經驗，不能成為政治力量。

文革中的造反派與八九運動的參與者，是前輩與後輩的關係。可是由於政府的有意歪曲和誤導，後者對文革是認同官方定論的。也就是說，他們對政府對文革造反派的鎮壓或是不知道，或是認同的。”例如當鄧小平指責八九民運是文革的造反運動時，民運份子紛紛辯解他們不是文革造反派。這種辯解首先認同了當局對造反派的政治迫害。在他們看來，迫害壞人是對的，祗是他們不是真正的壞人和反革命。”（楊小凱’大陸持不同政見運動的不連續性初探’）認同歷史上政府對反對派的迫害，就是為後來的對自己的迫害敞開了門。

明確方向

政治就是互相利用。文革，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八九年的六四，都是群眾與政府內的勢力互相利用或互相呼應的。這也是因為中國缺少解決社會問題的體制，群眾中的不滿，政府內的爭鬥，只有靠運動這一畸形的形式解決或緩和。每次運動之後，政府內總是有上有下，社會上總是鎮壓和平反。

目前的民運人士中，停留在文革初期水平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可能仍不是少數。不過，要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民運，是不會成功的。反之，總結歷次運動經驗，民運應以培養和加強政治反對力量為目前的工作重心。因為沒有一個能與共產黨抗衡的政治力量，中國實行民主共和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當然這裏有幾個可能性。其一，將國民黨從臺灣請回大陸。其二，共產黨一分為二，或三。（於其黨內打鬥得不可開交，不如分裂為兩三個黨。）來互相制衡。目前以海外為基地的民運各黨的力量不足以與共產黨抗衡。（要知道，當年袁世凱成了大總統是因為他在當時的皇室內是一個有威望的改革派。而當時的革命黨的影響在社會上是很小的。）雖然這些可能性目前看來很小，但仍舊是”可能”。

另外，目前國內不滿情緒是空前的。有可能出現六六及八九年的黨內與社會聯合的情況。因此，民運的任務是在鼓勵群眾的維權運動同時，要進行公民教育：不要陳勝吳廣，要憲政共和。其次，與黨內改革派呼應，並利用其改革政策，分化爭取。最後，最重要的是研究歷史，對歷史上反對集權統治的反對派有所認同。聯合一切反對派，壯大力量。

這裏便遇到為什麼中國民主力量薄弱的問題。中國的民主運動已有了五十多年的歷史，從49年以後就沒有斷過。到如今仍舊像個孩子。力量單薄，政治上不成熟。這與中國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呈現明顯的中斷性，分不開的。正像楊曉凱所雲；”其特徵是後起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很少對先前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有認同感。其後果是：中國自四九年以來的歷次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經驗沒有得到繼承和積累，也從沒有產生過具有象徵意義的領袖人物。與同時期發生在波蘭、南非和南韓的持不同政見運動相比，顯得極不成熟，老是長不大，更沒有產生過象瓦文薩、曼德拉和金大中這樣在各次不同政見運動中有連續性影響的人物。”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陳佩華也說過，官方的有意誤導和對於文革歷史的有意歪曲宣傳，是造成新生代持不同政見運動（八九民運）不認同《北京之春》及文革造反派的原因。而對文革造反派屠殺的認同，是造成六四屠殺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願今後有更多的人特別是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研究文革，研究中國迫害反對派的文化，使中國的民主力量進一步成熟和壯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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