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6日訊】上期《動向》刊出的《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中共黨員身份揭秘》報道說，中共前統戰部長閻明復披露：知道張學良身份的毛澤東、周恩來、李克農去世後，主持東北軍黨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就這件事去訪問葉劍英，葉給予了肯定的答覆。宋黎把談話記錄放在保險箱裡，並囑咐：

等我死以後再拿出來交給中央。……現在張漢公還健在，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他，他是中共黨員的事絕對不能傳出去。

黃雀之後，還有遙控中共的斯大林

「他是中共黨員的事絕對不能傳出去」！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張學良的中共黨員身份，而是這句話不合邏輯卻大可玩味。看來，這與重新解讀西安事變必有重大關係。

西安事變過去近七十年了，張學良的中共黨員身份為什麼還不能公開？張學良素以不當傀儡、不受任何人操縱、從未作過任何人部下自詡。他會放棄這些傲人驕人的資本屈尊加入中共嗎？西安事變是張學良的自發行動，還是被策反的結果？斯大林與西安事變中張、蔣、毛周各方是什麼關係？從現在己部分曝光的資料看，這個事件的策劃者、發動者、拍板終結者之間的脈絡已日漸清晰。考證張學良的中共黨員身份，勢必把西安事變的真相悉數抖出，這恐怕才是「絕對不能傳出去」的顧忌所在。

回首西安事變，雲譎波詭，不妨舉個與西安事變關係最密切的例子。

《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歷史》的作者張戎談到長征和西安事變是這麼說的：

例如紅軍長征。一個最重要的發現是蔣介石放走了中共。……他用放走紅軍的一系列步驟，和斯大林作交易。長征每一個關鍵時刻如所謂湘江之戰，……蔣都透過各種渠道，向蘇聯要求放兒子，包括願意國共合作抗日。又如西安事變就是因斯大林同意放蔣經國而結束的……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之後，還有遙控中共的斯大林。

立國稱王，擁兵割據
張學良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底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七月二日，中共向共產國際請示。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覆電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

八月九日，中共領導聯名給張學良寫了一封長信，徑直以「同志」親切稱呼之。在信中不但討論了紅軍和東北軍九、十月間在西北發動抗日局面，「佔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的基本戰略方針，還特別提到：你我「西北發動後，共同採取一致的政治綱領與組織形式，如人民政權形式，人民軍隊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經濟政策等，而不採取目前有差別的形式與政策」。儼然一家人。立國稱王，擁兵割據，新總統呼之欲出。共產國際在此後一周給中共中央的覆電中表示對「野心家」「特別感到不安」，顯然是意識到，此時若放任「野心家」對中國政府過於激烈的顛覆手段，勢必損害中國抗日的中流砥柱，促使日本加快侵華步驟、並以中國為基地與德軍夾擊蘇聯。

「特別黨員」的「特別貢獻」

九十年代初，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發表專題文章講述王炳南是如何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其本意是炫功，卻不料泄了天機。據張學良的口述歷史，當年，擅長挖心滲透的周恩來游說他，大談今後東北軍、紅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共同合作。此言對不肯屈居人下，一心要效左文襄公收撫馬化龍佳話的張學良自是正中下懷。更何況，正可借此一雪「不抵抗將軍」之恥。所以，要說張學良欣然入彀，應該是合乎情理的。共產國際不同意張學良加入中共，這難不住毛周。葉劍英的「肯定答覆」最大可能是，張學良被中共中央批准為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的「特別」黨員。西安事變就是「特別黨員」的「特別貢獻」。

從西安事變的「推動」、「發動」、「拍板結束」各方來看，整個事變自始及終充滿陰謀。

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毛澤東數次感謝日本侵略的「宏論」早已見諸報端，其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已為世人共知，「抗日」云云，早已成了「揖盜」的同義詞。其「積極推動」，無非借刀殺人，借張學良之手為自己火中取栗。不少學者指出，張學良發難是要取代蔣介石，底牌就是被他圈起來的陝北紅軍，以「西北聯軍」二十餘萬之眾要挾蘇聯支持他當總統。這個提法已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

斯大林反應令張學良、中共意外

西安事變發生後，斯大林大怒，親擬電文，指示不得殺蔣，適足以反證張和中共欲殺蔣之心切。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使日本坐收漁翁之利。由此亦可見斯大林前所說的「野心家」，指的未必就只是張學良。

斯大林反應如此強烈，大出乎張學良預料，也令毛周無法信守「三位一體」等承諾。張學良送蔣去南京，諸多學者人云亦云說是衝動，卻未察衝動的動力是怨氣，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反被「馬化龍」啄了眼的愧憤交加。西安事變竟如此「和平」解決，既非張學良初衷，也非毛澤東周恩來由策反者搖身一變為「和平調停者」之「抗日救亡」方針所致，而完全是斯大林一手操縱的結果。

只可惜如此豐富的題材，竟未能產生一部可與《戰爭與和平》《飄》相媲美的作品，也實在有負這位「千古功臣」或「千古罪人」了。

西安事變發生後，輿論譁然。聞一多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聞一多還在課堂上怒斥：「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提前全面倉促抗日，其結果，誠如傅斯年所言：「總之，抗日與上吊不同，中共所迫政府者，是上吊，非抗日也。」西安事變正是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張學良在一九五六年應蔣介石之要求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痛陳：

殊不料良當年認為愛國抗日之共產黨人，乃石敬塘、劉豫之流亞，誠如蔣公早年所言「頭等大漢奸」也。良當時自用自專，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覺，一往迷惑，空虛幻想，反躬思來，羞愧自憾無已！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

張學良重獲自由後「口述歷史」，然終不肯談西安事變。聞其言，觀其「行」。其至死不回「江東」，乃最具說服力的事實。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轉自《動向》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