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根據錄音整理報導）這幾年我有機會作為訪問學者接觸到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社會，通過我切身的感受和觀察，我認為現代的西方完全沒有認真的對待中國所存在的越來越嚴重的人權問題。中共政權作為最後的一個馬列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專制政權，他保持著全世界最糟糕的人權記錄，但是這些劣跡斑斑的人權記錄卻被中國大陸經濟騰飛的泡沫深深的掩蓋起來。1991年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夜之間走向崩潰。有一位美國學者寫過一本書《歷史的終結》，他很樂觀地說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在全球獲得了勝利，專制主義集權的價值觀在全球範圍內灰飛煙滅。但是我認為他的估計過於樂觀，因為我今天仍然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沒有結社自由，甚至沒有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度裡。
中共之“與時俱進”
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嚴重分裂甚至是對立的中國：沿海的中國和內地的中國是分裂的，城市的中國和鄉村的中國是分裂的，富人的中國的窮人的中國也是分裂的。但是在通常的意義上絕大多數的西方外交官，西方普通的旅行者和絕大多數回國探親的海外華人朋友，他們到中國所體驗到的，他們的足跡所至大部分都是中國沿海的發達城市，即便接觸到內地也是省會以上的城市。所以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城市的中國，一個沿海的中國，一個富人的中國，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變得越來越象紐約，越來越象巴黎，越來越象東京，越來越象倫敦的中國。這是一個表面上看去無比繁榮魅力無窮的中國，但使用經濟學家何清漣的話來說，這樣的一個富人的中國，一個沿海的中國，僅僅是現代化中國的一個圖章而已，圖章僅僅是圖章，圖章不是真正的中國。
另一方面，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我在寫所有的文章都用“中共建政”的說法，而非“建國”，因為它不是建國，隻是一個政權的建立。我更避免使用“解放後”，因為我覺得我們沒有解放，而是一個更加殘酷的奴隸制度取代了一個不那麼殘酷的奴隸制度。）直到90年代初這段漫長的時間裡，從中共政權的角度出發它有一個很大的失誤，就是它一直不懂得怎麼樣向西方推銷和宣傳自己。但是從90年代初期到現在這十幾年間，中共迅速地學會了用西方人的方式向西方進行形象推廣。這樣就使得一頭凶殘的狼披上羊皮以後看上去象溫柔可愛的小羊羔。
我可以舉幾個案例來說明，第一，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上個月中共發表了中國民主政治白皮書，在書中聲稱中國存在著多黨合作制度，存在著自由選舉，中國擁有不亞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我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就是這本中國民主政治白皮書首先不是以中文發表而是以英文發表，也就是說他不是寫給中國人看的，而是寫給西方人看的，是專門提供給對中國有興趣的西方人、專門提供給西方政府看的。
第二個例子，在過去的2年間，中國與法國舉行了名為“中法文化年”的大型活動，表面上看是一個純文化的交流活動，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在這一系列活動中有這樣的一個項目，就是用天安門的紅布把巴黎的埃菲爾鐵塔給包裹起來。這樣的一種行為藝術的背後掩蓋了一個真切的事實。從這件事情裡可以看出來，法國人裡面，已經沒有多少人能記起來89年血腥屠殺之後，法蘭西共和國慶祝200歲生日的時候，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方陣是從中國流亡到西方6.4屠殺的幸存者們所組成的方陣。十幾年間法國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有很多種原因，比如暴利的誘惑，其中的一個原因也顯示出中共對西方的公關宣傳非常的成功。
第三個案例，在2個月以前中共官方有這樣一條不太起眼卻相當值得關注的報道，中共國務院的外宣辦拿出數千萬的資金聘請華盛頓的一家頂級游說公司來對美國國會展開游說活動。熟悉美國政治運作的朋友都知道在華盛頓有成千上萬這樣的游說公司能夠代表各個階層各個國家的利益來對國會展開游說，從而讓國會通過讓他們有利的議案。比如，石油公司會出錢給游說公司，然後讓國會通過對石油業有利的議案。其他的國家大多也會採取這樣的方式。比如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臺灣非常重視對美國國會的游說活動，每年在外交的撥款裡面佔有非常重要的撥款。所以這是第一次中共斥巨資對美國國會展開游說，而且聘請了華盛頓最頂級的游說公司。在今年中共對臺灣方面在美國國會裡又進行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從以上簡單的三個案例中可以說明中共確實在“與時俱進”，這些“與時俱進”的做法也產生了相當明顯的效果。這些效果就是讓欣賞中共的西方人士日益增多，與中共有密切關系的西方人士更是日益增加，可以說在不知不覺中很多西方人士和生活在西方的華人不知不覺中中了中共的催眠術和麻醉術，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中，西方世界在面對某些專制主義政權的時候，曾經犯過可恥的跟進主義的錯誤。比如在上個世紀30年代西方曾經漠視納粹政權的崛起，西方曾經默許納粹德國對奧地利和斯洛伐克等國家的吞並。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明明已經取得了納粹在國內以及被它吞並的國家境內，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等這樣的事實，但是西方對這樣的事實卻保持了長久的可恥的沉默。
西方政府和商界——在中共暴政背後不光彩的角色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蘇聯和英國三個大國簽署了協議，在協議中民主自由世界居然同意把三國和東歐的幾個國家劃到蘇聯斯大林勢力範圍中去。這份協議使得人口將近2億的東歐人民被共產制度奴役了半個世紀之久。幾個月以前，在紀念二戰勝利的紀念會上美國總統布什曾訪問三國，對當年美國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有過深切的反省，而且在講演中說西方以後不能犯同樣的錯誤了。但是這是布什先生一相情願的說法，事實是西方仍然在犯同樣的錯誤。比如法國的希拉克政府，德國的施羅德政府，他們走在這個錯誤的最前面。為了讓他們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佔有最大的份額，法國和德國的這些政客們，他們到歐盟去游說，要求解除對中武器禁運。希拉克在訪問中國的時候甚至厚顏無恥的說天安門事件已經是上一個世紀的事情了，不要再談論他了。但是把最先進武器賣給中共政權是不是對中國人民友好的一種表現呢？是不是就能使中國人民進入一個更加安寧、幸福的生活狀態呢？我的答案是相反的。
去年11月份我在法國訪問期間雖然我是法國外交部的客人，但是我仍然在報紙上對法國對華外交政策提出批評。我在信中引用了去年六四15周年蔣彥永醫生呼吁為六四正名的信件。在這份信件當中蔣彥永先生談到他當年是第一線搶救受傷者的外科醫生，親眼看到很多受傷的學生不治身亡，發現當時中共的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學生使用的是一種開花彈，這種開花彈在日內瓦公約中即使是兩個交戰國也禁止使用。這種開花彈的彈頭在進入人體的時候是一個很小的彈孔，但是在進入人的身體內部會爆炸，從人的身體裡出來的時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洞。所以很多傷者沒有辦法挽救，盡管蔣醫生是中國第一流的外科醫生，但他痛苦的看到無數的年輕生命在他面前死去。
89時候的中共和今天的中共，他的本質並沒有絲毫的改變，但是這些為了利益出賣基本的良心，出賣基本的人權價值的西方政府他們就敢把最先進的武器賣給殺害自己人民的政府。希拉克先生說六四是上一個世紀的事情，早就過去了，但是我生活在今天的中國，我的切身體驗是六四並沒有過去。比如說在六四中死難的那些學生們他們的家屬、他們的母親們在中國仍然是一個被歧視被監視被羞辱這樣的一個弱勢群體。那些殺害了這些母親的孩子們的凶手仍然在迫害死去孩子的母親們！
聲援高智晟律師
從1999年至今又一場幾千人的大屠殺在中國更大範圍內發生了，那就是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迫害。這場迫害到今天為止已經持續了6年，並且在今天沒有絲毫的停止和減緩的跡象。但是讓人欣慰的是在兩個多星期以前，10月18日，長期致力於人權案件的高志晟律師寫了一封上書胡、溫的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這是他長期深入到最低層的調查報告。他以幾十個法輪功信仰者被迫害致死、致殘，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血淋淋的事實來揭示在中國正在發生的這場慘無人道、嚴重違反人權的災難。
我非常尊重象高智晟律師這樣的勇敢的中國同胞。我本人是一名基督徒，在信仰的層面上可以說跟法輪功朋友沒有任何的相似之處，但是受到迫害的法輪功同胞的悲慘命運時時刻刻在拷問著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良知。在我看來這場正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迫害，以及對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會的迫害還有對廣大上訪群體的迫害……，這些廣泛而深刻地發生著的侵犯人權的事件，完全可以和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相提並論，完全可以和發生在前南斯拉夫克索沃地區的種族屠殺相提並論，它也完全可以和不久前發生在非洲盧旺達的種族屠殺相提並論。
西方曾經對發生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袖手旁觀，但是等災難發生後，很多西方人對他們的袖手旁觀感到羞恥和後悔，但是，他們今天繼續對發生在中國的這一切袖手旁觀，不僅是袖手旁觀，而且有很多西方的跨國公司甚至在助紂為虐，像Yahoo,Cisco等美國的高科技企業，為中國的網絡控制，為中國對言論自由的破壞提供種種技術上的幫助。這些公司的總裁找借口說，技術是中立的，把這些技術賣給美國與賣給中國是一樣的。但是我們在最近發生的師濤案件中可以看出，Yahoo把作為它用戶之一的師濤先生的資料無條件提供給中國官方，才導致師濤僅僅因為寫文章揭露中共禁止媒體報導六四事件而被以“泄漏國家機密”的罪名判處10年徒刑。他去年底被捕時剛剛新婚幾個月，判刑後現在他的新婚妻子已經與他離婚了。
像沃爾瑪這樣美國最大的百貨公司，在中國定購了大量由中國監獄的奴隸勞工生產的廉價商品，這些產品充斥著美國市場，為他們贏得了巨額利潤。澳大利亞也扮演了很多不光彩的角色，例如澳洲外長唐納，就多次向中國方面提供信息，將法輪功群體、民運群體，以及所有與中共不保持一致的海外華人的資料通過種種渠道提供給中共方面。西方的一些政府、商人和團體，他們把利益看得超過道德，這樣的舉動，終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在幾個月以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朱德的孫子，國防大學防空學院的院長朱成虎少將就在香港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的宣稱，要先發制人的對西方世界發動核戰爭。可以說，這是一個沒有任何理性的政權，它在政治上沒有民主制度所天生具備的穩定性，它的穩定完全是靠暴力來實現的，同時對於一個沒有任何道德的政權來說，它在經濟上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自由經濟，在中國隨時可能會爆發像地震一樣的金融風暴，西方投資者的資金很可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很可能他們會自食惡果。
已經不自由的西方知識分子們
一些一心要表現自己正確的西方知識分子們也在犯同樣的錯誤，在歷史上最典型的是法國的哲學家薩特，薩特當年選擇了義無反顧的支持毛澤東和斯大林主義，當毛澤東和斯大林在各自的國家推行鐵蹄政策，以階級來劃分斗爭對象，殘殺數百萬同胞的時候，薩特卻公開的對他們表示支持。
薩特到中國訪問，還和毛澤東一起去天安門視察。薩特相信，即使很多人被殺害了，很多人犧牲了，這種代價是值得的。用批評薩特的法國文豪加略的話來說，薩特所奉行的是這樣一種哲學觀念：10萬具的屍體無足輕重，隻要有可能換來幾億人的幸福。但是歷史証明沒有換來幾億人的幸福，反而讓十幾億人陷入更大的災難之中。但是在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罪行早已大白於天下的今天，在西方的主流知識界這樣的思維方式仍然非常盛行。很多西方知識分子當年是古拉格群島蘇聯集中營的吹鼓手，今天他們又在為中共政權抬轎子。西方是一個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社會，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表面上看言論自由的社會裡批評中國也漸漸變成不自由了，批評中國成為西方知識分子最不願意涉及的領域。很多西方媒體把這樣的兩個問題混淆起來，一個是西方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熱愛，另一個是對中共政權的批評，他們把兩者對立起來看待。他們不知道，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自然地理破壞最大的恰恰就是中共本身。一個真正熱愛中國文化和人必定是中共政權徹底的批判者，這樣一個常識很多西方學者都沒有弄清楚。
另一方面，很多西方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由於他們需要與中國的同類機構進行交流，而且由於他們的很多經費都來源於那些與中共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大公司和大企業，比如我跟一些德國學者討論的時候，他們說很多研究機構都是受西門子等這樣的大公司的資助，但是中國市場現在是西門子最重要的一個市場，如果一個拿著西門子研究基金的一個學者，發表批評中國的觀點和言論，也是很不合時宜的。今年拿到了贊助，明年的研究基金就會被取消，所以很多西方學者不會輕易的發表批評中國的言論。在今天的西方社會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已經實實在在的存在著學術的不自由，這種不自由的狀態嚴重腐蝕著西方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傳統。
真實的中國
那麼怎樣一個中國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呢？在我看來，是將近10億的農民遭遇到比以往種姓制度下賤民的命運更大的歧視。
一個中國公民，隻要誕生在農村，從一出生起就是一個劣等公民，改變這種身份唯有兩種辦法，一個是上大學，一個是參軍，但是這兩條路也越來越狹窄。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政策的巨大變化，把一個大學當作一個公司來辦，所以學費迅猛的增長。
我記得1992年我上大學的時候，隻用交每年400元的學費，但是到了2005年，重點大學的平均學費已經到了8000元，也就是說在13年的時間裡漲了20倍！許多農家子弟雖然考上了清華、北大，家裡沒錢供養他們，他們完全喪失了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今年大學開學前夕，發生了好幾起農家自殺事件。自殺的主角既有考上大學但家裡沒有錢供，對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的少男少女們，也有因沒錢供自己的子女上學感到痛苦愧疚的父母們，這樣的自殺事件僅報導的就有十幾起，這就是真實的中國。
真實的中國還是一個貪官污吏橫行的中國，就在我來澳大利亞開會的前幾天，我看到這樣一個報道，在四川一個非常貧窮的縣裡，上一任縣委書記剛剛因為貪污受賄被捕，他貪污了多大金額呢？查出是3千多萬人民幣。3千多萬人民幣相當於這個縣一年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他僅僅做了一屆的縣委書記，就有這樣貪污的數額，可以說中共縣委書記以上的官員9成以上他們的子女親屬都在中國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澳洲也是他們選擇的一個重要地方。他們用在中國的貪污來供養自己的子女，讓他們過著天堂一樣的生活。
我也看到另外一則報導說，在新西蘭購買最高級汽車的人都是剛剛從中國移民過來的17、18歲的少年，他們買車的時候都是拿著美元現金去，一位車行老板說，他一輩子都沒有看過這麼多美元。
真實的中國就是，在河南已經有上千個村莊成為艾滋病村，艾滋病村的農民無論怎樣努力都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所以他們最後的選擇是賣血。但是由於中國醫療系統的腐敗，對針頭連起碼的消毒都沒有做，在賣血的過程中，大量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上千個村莊被艾滋病，被死亡的陰影籠罩著，很多為艾滋病人奔波的機構還受到中共政權的打壓。
真實的中國又是一個執政黨像地下黨一樣工作的中國，最有意思的一個案例是今年初中國前任總書記趙紫陽先生去世，僅僅在北京就出動了10萬警力，對稍有情緒的知識分子進行全天候的監控。中央團校有一位教授已經領取到了請柬去八寶山參加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就在他要出門的時候發現他的門開不了，他的門被人用萬能膠粘住了，當他叫來鎖匠把門打開的時候，幾個小時的時間已經耗費掉了，他於是就沒能去成這場告別活動。他很氣憤的找中央團校的黨委書記質問，他說，“我住在學校的教師樓裡，教師樓下有門衛有保安，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個黨委書記還算有一點良心，他說，國家安全部派了人來，讓我們學校的保安配合用萬能膠把你的門粘住，我們學校也沒有辦法抗拒，但是我們也覺得這樣做不太好，我們專門撥了500元錢作為對你的賠償。一個掌握了幾百萬特工人員的政權，他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都像一個地下黨一樣。
就在今年的10月20日，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發布了2005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中國在世界150多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九，在亞洲地區僅僅比朝鮮和緬甸的狀況好一點，朝鮮排名倒數第一，可能中國的總書記胡錦濤覺得沒有朝鮮的排名好，所以他在講話中說，中國的國安部門在控制媒體上要向北韓學習。
在這份記者無疆界的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在中國新聞記者的處境非常困難，媒體根本無法自由運作，新聞記者隻是傳達政府宣傳的工具，私人媒體和言論的兩大自由根本不存在。在中國隻是想說點真話的作家、學者、記者、律師，他們會立刻受到官方的打壓和迫害，比如高智晟律師，北京方面已經關閉了他的律師事務所。
我在中國的遭遇
這幾年我這方面的經歷可以說是層出不窮，我曾經被安全警察連夜通宵的審查，家裡的電話也被切斷，連續幾天沒有聲音。今年6月初我到南方旅游，當我到上海的時候，我要見面的每一個朋友都受到秘密警察的恐嚇。我本來要見上海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學者，他答應組織幾個學生開一個小的純學術的討論會。他請我到他家裡作客並住在他家，我們前一天剛剛討論好，第二天我到上海的時候，他告訴我情況有了變化，一大早他還沒有起床，上海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他調到上海大學以後從來沒有想到的這樣的待遇），這兩位官員說上海市安全局已經知道他會跟我見面並且給我安排活動，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上海大學的黨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的結果就是讓黨委書記和校長到他家裡來，令他住到上海大學的賓館裡去。我到上海的當天，他住在這個賓館裡不讓出來。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與復旦大學新聞系的一位女學生見面，她是我的一位很熱心的讀者，我們之間通過幾次信，見面後我請她帶我去復旦大學附近的幾個學術書店，找一些參考書。她給我買了很多書，然後她幫我把這些書帶回我在復旦旁邊的小賓館，當我們剛進入房間十幾分鐘，突然一大群警察就破門而入，把我叫到外邊去，把這個女孩控制在裡面，然後就開始盤問。在這些警察的思想裡，一個年輕的男子和一個年輕的女子在同一個房間裡面肯定是在干壞事情，他們好不容易抓到這樣一個契機，可以把一個他們不喜歡的人從道德上完全摧毀，但是他們什麼也沒發現，他們很失望。
這就是一個在聯合國安理會佔據了常任理事國的一個泱泱大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它比起上海灘杜月笙這樣的流氓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這也是我每天都要面對的無比真實的生活，我過著沒有隱私的完全透明的生活，但是我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我願意承擔這樣的壓力，因為我必須改變這種生活。
美國和中國之淺比較
去年夏天，我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作訪問學者，我和妻子住在學校附近的一個普通老太太家裡，這位老太太73歲，一輩子是一名家庭婦女，這位老太太對中國一無所知，但是她對美國社會有尖銳的看法。她認為美國現在處在專制制度下面，她非常討厭他們的總統小布什。為了讓這樣一個善良的老太太知道美國和中國的區別，我們做了這樣一個比較：
在美國，作為一個公民，你可以不喜歡小布什，你可以不投票給他，即使他仍然當選了，但是他最多隻能夠連任兩屆，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公民，你最多隻需要忍受他8年。但是在中國，即使你不喜歡胡錦濤，就算你是一個公民，你也不能投票將他選掉，因為他根本不是你投票選出來的，他的任期也可以無限的延長下去，也許你已經死了，他還在掌權。在美國，作為一個公民，你可以舉著總統的漫畫像在白宮的門口游行示威，你也可以在網路上自由自在的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你還可以成立政黨和社團以及表達自己觀點的刊物和報紙等等。
而在中國，雖然你被稱為公民，你卻沒有機會公開表達你對共產黨和胡錦濤的反對，除了在飯桌上傳一些胡錦濤和江澤民的黃色笑話之外，但是這種表達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你在天安門廣場舉起反對胡錦濤的一個標語，在幾秒中之內就會有幾十個便衣沖過來把你扑到在地，然後把你帶到停在路邊的一輛警車裡去，有可能從此以後，你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去年12月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衛處的人恐嚇的時候，他們就是這樣說的：你繼續這樣的寫作，你繼續罵胡錦濤和溫家寶我們最高的領袖，損害我們中國的國家榮譽，我們可以讓你從這個地球上人間蒸發，可以制造一場車禍，讓你消失。如果你這個中國公民正巧在政府機關、國有企業工作，你甚至連保持沉默的權利都沒有，你必須參加三個代表的學習，參加保持共產黨元先進性的學習，在這些學習中，言不由衷的表達你對共產黨的效忠，盡管誰都知道，這是一個拙劣的表演，但是這種表演直到今天仍在繼續。
老太太聽到後，一向溫文爾雅的老太太忍不住喊了起來，我的上帝呀，你們怎麼生活在地獄中！這就是無比真實的中國，這裡的邪惡、黑暗和恥辱比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要多，我自己作為一個無比熱愛中國的知識分子，我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改變在中國存在的邪惡、黑暗和恥辱，我願意用我的努力讓我的同胞們從新回到文明中來。當然在這個非常艱巨和漫長的歷程中，除了在國內的一群人之外，比如說劉曉波先生，高智晟律師，蔣彥勇醫生，我們需要他們的努力，同時我們也覺得中國未來的改變離不開幾千萬海外華人、華僑同胞的共同努力。
讓我們共同面對黑暗
回顧100年中國艱難的共和歷史，無論是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到海外的康梁，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流亡在海外的孫中山、宋教仁，他們從海外的華人華僑同胞那裡得到了許許多多無私的幫助，未來中國的進步都要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努力，我們同時也不拒絕來自所有國家，所有民族朋友們的幫助。
我是一個基督徒，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是上帝所創造的人，上帝所創造的人雖然種族不一樣，膚色不一樣，文化傳統不一樣，語言不一樣，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但是隻要是上帝創造的人都有對人權、自由民主的熱愛，都願意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沒有人願意像奴隸一樣一輩子被奴役，隻要是人都願意過上人的生活，但是要過上人的生活需要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從此時此刻用人的標准要求自己，比如說，從此時此刻開始說真話，從此時此刻開始勇敢的面對黑暗。
我在電視上看到中國的領導人到海外訪問，有那麼多華人雖然他們已經生活在西方的自由世界裡，為了3、50美元的賞金舉著幾個旗子去歡迎這些領導人，但是苦苦等了幾個小時以後，這些領導人從酒店的後門進入，他們連面都沒有見到，每當我看到這樣的同胞之後，我感到無比恥辱，用魯迅的話說，這樣的人是“奴在心者”，也就是奴性已經深深進入骨髓了。無論是生活在國內還是海外的中國人，我們要讓西方人尊重我們，我們要像西方人一樣真正活得像人，我們首先要從我們自己開始做起。胡江到西方來訪問，沒有那種奴才到他們住的酒店裡去做很醜惡的歡迎的時候，也許那一天中國發生變化的時候就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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